1950年11月，以伍修权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
当时蒋介石集团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一次安理会上，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发言，他说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甚至以他们的小学教科书上没有说美帝国主义来证明，十分荒谬可笑。按规定，汉语是联合国正式工作语言之一，蒋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发言时却从头到尾都用英语，而不讲中国话。
伍修权在他讲话后发言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蒋廷黻狼狈不堪。
恢复时期方针：“不要四面出击”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三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建国初期的形势，确定了党和国家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和聂荣臻作《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
会议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不要四面出击”。那主要就是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七届三中全会后，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中国人民又面临一场威胁国家安全和近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亡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三年浴血奋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我国国内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在新解放区逐步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在1951年10月中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所指出的，由于这些胜利，“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彭德怀说，要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
志愿军入朝作战，不断收到来自国内的慰问品。其中有些写明是给司令员彭德怀的。
军邮放在警卫排屋子里。有一天，彭德怀看到了，命令把它分给各单位。
正在分配时，办公室有个干部派通讯员来说这个要留下，那个不要下发，还要当场提走一些箱箱罐罐，经办人员没有答应。一会儿，那个干部自己来了，双方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知道后，当面把那个干部批评了一顿。
当晚，彭德怀对经办人员说：“你今天做得对！管‘公’的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不给别人送；第三要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一个‘公’字！”
彭德怀建议巴金改稿
1952年3月，巴金到朝鲜战场采访。彭德怀司令员和他作了交谈。
这次交谈后，巴金写下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散文。文章写得生动朴实，亲切感人。
彭德怀看到文章原稿后，觉得其中有句话叫他深为不安。他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巴金，希望能改动一下。他在信中写道：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
杨得志赞上海越剧演员
建国初期，上海玉兰越剧团列入军队编制，改为军委总政治部越剧团。
她们几次主动请缨，赴朝鲜作慰问演出。在前线有时是要冒着流血甚至牺牲生命的危险的。
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回忆：一次，她们让我给她们讲讲战场上的事。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边谈边走到了金矿上边的高坡上。谈着谈着，突然来了三架“野马式”飞机。越剧团的姑娘没有经验，机关的同志指挥她们疏散。徐玉兰和王文娟却还站在那里看飞机。我一手拉着一个往坑道里撤。刚进洞口，敌机投下的炸弹便响了。那一次很危险，但越剧团的同志们也表现得很像一个战士。是的，这些上海小姐们没有小姐的怯懦，有的倒是战士的勇敢、战士的热情。她们不顾战场敌机的轰炸、炮火的袭击，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慰问演出，一去就是八个月，这是很不简单的。
秦基伟说：你比我这个军长更懂得怎样爱兵
1953年夏天，朝鲜上甘岭战役主要指挥者、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将要调回国内，出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临行时，全军团以上干部和战斗英雄四百余人举行了告别会。
秦基伟临别留言。他说：“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军以二万人的兵力，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阻击一百零五门榴弹炮的进攻，并使他们丢下了两万多具尸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大家说，我们这支年轻的部队，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战绩呢？”
干部们喊道：“是军党委领导得好！”“是军长指挥得好！”
军长脸上的微笑被这股迎面吹来的“风”吹掉了。突然，他喊了一声：“张计法连长（即电影《上甘岭》的张连长原型）来了吗？”
“来了！”人群站起一位军人。
“你们连在上甘岭上下来几个人？”
“八个人。”
“八个人？”军长的眼睛在英模队列里寻找着，“黄继光连队的人来了吗？”
……
“报告军长，”张计法连长向军长敬了个军礼，沉重地说“黄继光连队，只剩下一个负了重伤的副班长。还是我死活把他拖下阵地的。我想任何伤员都能留，独他不能留在阵地上。”
“为什么？”
“我想……我想该给这个英雄的连队留下棵……留下棵苗……”
军长许久才说出话：“张连长，你做得对，你比我这个军长更懂得怎样爱兵。保住这么一个兵，就保住了我们这个英雄的连队。当我看到从上甘岭上抬下来的那些因失血过多或耽误抢救而牺牲的战士时，我多么想喊一声：‘同志们，军长对不起你们！’”军长的眼圈红了。下面许多干部眼里都含满了泪水。是啊，谁能忘记，十五军本来是二万人，最后从上甘岭下来的只有几百人。
“同志们！只要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就要永远记住，我十五军的光荣，不属于军党委哪个人，而是烈士们的……光荣永远属于他们……”
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战地通讯”
邓拓读了魏巍在朝鲜战场上写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很是感动，决定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破例刊登于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
当报纸送进中南海，朱德读了说：“写得好，很好！”毛泽东读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
志愿军档案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诞生日是1950年10月8日，该日毛泽东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志愿军出国日期是1950年10月19日，该日晚上以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和炮兵第八师、高炮兵第一团等部队组成首批志愿军部队，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和集安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打响抗美第一炮的是第四十军一百二十师三百六十团。该团于10月25日晨7时，于云山东北之间与南朝鲜军第一师遭遇，拉开了抗美援朝战幕。
第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是彭德怀。邓华、杨得志、杨勇先后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李志民、王平先后担任过政治委员。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先后有二十七个军又一个步兵师，地面炮兵十个师又十八个独立团，高射炮兵五个师又二十七个独立团又六个独立营，坦克兵二个师，铁道兵十个师，工程兵十五个团，公安军一个师，空军十个师，后勤五个分部人员入朝参战，总兵力达一百五十余万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十万志愿军官兵荣立战功，其中特等功臣二百一十七名，一等功臣一百五十一名；荣获英雄模范称号的二百八十二名。彭德怀、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十二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中朝军队共歼敌一百零九万人，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七十二万人。志愿军伤亡约三十六万人。二百余名团级以上干部牺牲。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上返回祖国。
毛泽东家庭成份怎样划？
毛泽东的家庭成份应该怎样划？
1950年冬，韶山乡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执笔写信给毛泽东，说韶山正在进行土改，并把韶山人均土地的情况告诉了他；希望毛泽东把自己家里几口人分田告诉一下。
信发出不久，毛岸英、毛岸青两人来到韶山，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划为富农，责无旁贷，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的。
刘少奇评毛泽东家庭成份
1961年4月，刘少奇在湖南作调查研究，顺路参观了韶山毛泽东旧居。
这里的每一间屋子、每一件什物，都使他流连忘返。
当来到旧居的舂米房，看到杵臼时，刘少奇边看边对随同人员作解释这东西现在看来很简单，但过去在我们湖南农民家里，它都是穷富的一个标志。很穷困的人家是没有舂米用的杵臼的，有的家里有一个，有的有两个、三个。大家看毛主席家里有两个杵臼，说明当年毛主席家家境比较富裕、比较殷实。
刘少奇说到这里，回头问陪同的当地干部：“土改时给毛主席家划的什么成份？”
“富农。”那位干部回答。
“差不多，不是富农，也该是富裕中农。”刘少奇又说了一句。
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在起步
1950年—1953年，也正是在共和国起步的那几年，我国的工业建设迈开了大步，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在鞍山建立了大型轧钢厂，成渝、天兰（天水到兰州）、来睦（来宾到睦南关）等铁路建成、通车；在西藏和内地间也新建了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还有沟通新疆和内地的兰新公路；在农村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开展，三年中全国有二千万人直接参加了水利建设，共完成十七亿立方米的土方，相当于挖掘二十三条苏伊士运河的土方。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秋，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重点建设，全国开展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中，各地先后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翌年春天，“三反”运动进入高潮。
“三反”运动向人们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坚持不懈地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进行长期的斗争：“三反”运动，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如刘青山、张子善，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在全党、全社会开创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风气。
在“三反”运动中不断发现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密切关系，他们为了牟取非法暴利，大搞违法活动，主要是：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毒”。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五反”指示，以配合“三反”运动。
刘青山刀口余生，但是被糖弹击中
1952年2月，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
刘青山（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他们原都是有功于革命的党的高级干部。
刘青山，1931年即十五岁时入党，雇工出身。1934年参加河北蠡县农民起义，失败后被俘。
当时和他一起被俘还有十八名游击队员。反动派对他们施以极其残酷、野蛮的锄刀之刑。刘青山在十八名革命者英勇被杀时，眼看就要挨到了，忽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大概刽子手们杀人也累得筋疲力尽、且浑身也沾满鲜血，当见到最后一个将被杀的却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毛孩时，便怀疑了：这么小的孩子也会造反？刘青山也趁机“叫屈”，就这样他被释放了。
他在死里逃生后，很快又找到了共产党和红军，出死入生，继续革命。可是他在革命胜利后，要拿就拿，要吃就吃，“老子拼死拼命打江山，享受点算什么”，从而沦落为大贪污犯。
就在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前三年，毛泽东就告诫人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共和国初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很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和科学事业。对旧有文化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先后成立了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科联）、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科普），还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在此同时，对知识分子也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立场、世界观的初步转变，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由此获得前进的方向和力量。当时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以对《武训传》批判为发端，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发动的几次批判运动，都有消极的方面，对共和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带来损害，它的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陈赓说，今天我就管管你们！
20世纪50年代。
一天，在哈尔滨某电车站，乘客正有秩序排队上车，忽然，十几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残疾军人蜂拥而至，冲到队前朝车厢猛挤。
有的乘客避开了，也有乘客讲了几句不满意的话，谁知竟把他们惹火了：“老子在前方流血，现在身残归来，还不该优待吗？”有个转业军人劝说他们要注意影响，可他们反而大喊：“除了志愿军司令员，谁也别来管老子！”
话音刚落，人群里发出一个响亮声音：‘我就是志愿军司令员，今天我就管管你们！”
听到这话，他们中几个人当着讲话者冷笑：“居然冒出个志愿军司令员？”
“我是陈赓。”
果然是陈赓司令员。当他们看清了后，刚才的神气劲很快消失了，全体列队立正行礼。
陈赓下令，“警卫员，把他们带走！”并转身向乘客致歉。
回到驻地，陈赓严加训斥后，派车载着他们到斯大林公园和太阳岛逛了一圈，回来时又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有功之人啊！人民敬重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自己降为兵痞！要是人民厌恶，嫌弃了你们，你们就连亲爹亲娘也没有啦！”
夏衍早说过：“武训不足为训”
电影《武训传》（孙瑜编导、赵丹主演）在1950年完成拍摄。1951年才审映。在上海审映时，饶漱石、舒同、夏衍、姚臻等都作了基本肯定。1951年在北京文代会期间，周恩来、朱德、胡乔木、沈雁冰和有些领导人都作了审映，没有提什么意见；周扬说是他审查通过的。
影片在全国公映，反应强烈。
毛泽东调审了该片，看后说“不足为训”，和他一起观看的，有刚从朝鲜归来的彭德怀，彭持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