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江青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的意见，周扬就说：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
当周扬得知批判《武训传》是毛泽东的意思后，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批判了《武训传》。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重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各报刊纷纷发表一面倒的批判文章，过去称赞、审查过《武训传》的同志也相继公开检查。夏衍出访归来，周扬就急着找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判《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他要夏衍写一篇关于《武训传》的检讨。夏衍感到意外，说拍《武训传》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还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检讨。周扬告诉他这是毛主席主张批判的，社论是毛主席重写的。为此他自己作了检讨，周总理也表示有责任，说服夏衍连同其他问题写个检讨，夏衍表示同意。
后来夏衍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周扬打电话给夏衍说，文章发表前曾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还亲笔作了修改，并对周说：“检讨了就好。”
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便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他修改审定的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作了对总路线的完整准确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被确定下来，用法律形式写入了宪法。
从1953年起，全国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道路。
对手工业，是从供销合作入手，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家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的所有制。
三大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中国已逐步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它表现在实行了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实行了以中央集权为主的财政体制；以中央各部门为主的基建项目和工业管理体制；实行了以计划流通为主的商业流通体制；实行了统包统配的劳动体制和等级工资体制，职工的定级、升级都按全国统一规定，地方和企业无权机动处置。
刘少奇不让称“委员长”
刘少奇从来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称呼他的官衔。
1954年，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的秘书向他请示工作时，叫了一声“委员长”，他没吭声，秘书以为没听见，又叫了一声。这时他抬起头来，不高兴地反问：“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因为刘少奇很少批评工作人员，所以秘书对这个责怪感到突然。后来还是王光美解了围，她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也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从此，称“少奇同志”，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刘少奇从来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称呼他的官衔。建国后，中央规定党内一律称同志，他坚决执行。他曾对工作人员说：“在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可以称官衔，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我们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已经习惯了，就不必改了。”
刘少奇说：这一个字很重要，一个字就换了一个人
刘少奇工作作风严谨。
有次，他要召开一个小会，将开什么会、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要秘书记录；因为秘书初来，对他的口音还不完全熟悉，在看了记录后，把出席会议人员中记的“陈毅同志”改成了“陈云同志”（因为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笑了笑说：“错的不多，就错了一个字，不过这一个字很重要，一个字就换了一个人。”
又有一次，秘书接到中南海电话局总机话务员电告，军事科学院有位首长要找刘委员长，他接过电话后，一听是一位操两湖口音的老同志，说刘委员长不是要我们去汇报吗？请你定个时间。
秘书放下电话就向刘少奇报告。
刘少奇听后愣住了，反问：“军事科学院什么人要向我汇报工作？我没有约军科院的人汇报工作。你再去问问看。”秘书赶快叫话务员查查那个电话是军事科学院什么人打来的，她问后才搞清楚，是军科院的一位首长找刘伯承院长的。他说：“对不起，我把‘刘院长’听成‘刘委员长’了。”秘书马上向刘少奇道歉。刘少奇微笑说：“音差不多嘛，以后要搞清楚。”
“谁还肯站到那边去跟蒋介石走啊？”
1955年2月，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回到家乡河北省安平县东河町村。他没有忘记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向乡亲们了解村里的情况。
村支部书记李培学讲了村合作社情况，讲到后来说，“开始还不错，现在有些简单化了。”
李银桥问：“怎么呢？”
李培学说：“区里来人，命令全村的人都站到麦场上去，对乡亲们宣布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你说，咱们这里是老解放区，谁还肯站到那边去跟蒋介石走啊？情愿不情愿都得站在这边搞合作化，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嘛！”
李银桥要李培学把这些情况写一写。
毛泽东拿到这情况报告，边看边摇头说：“这怎么行呢？胡闹么，太简单化了！”
看过信，毛泽东提笔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写了一封函件：“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普遍学习党史和《毛泽东选集》
建国初期，普遍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
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为了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在学习社会发展史等的同时，1951年7月，通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活动，进一步掀起了以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高潮。
这时还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
毛泽东亲自参加并主持了这项工作，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都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
毛泽东精心编辑《毛泽东选集》
1951年2月，毛泽东在石家庄。
他主要是修改《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三卷的初选文稿，审定第一卷篇目，撰写第一卷的部分题解和注释。他的秘书田家英是最忙的一个人，他穿梭来往于北京和石家庄之间，传递要毛泽东审阅和审定之后的文稿，并将定稿给住在北京的费德林和师哲译成俄文，送尤金看，以便进行俄文版的编辑。
毛泽东对收入选集中的文章，极为慎重，斟酌了再斟酌：对每一篇入选的文章，他总是对照原稿修改、补充，然后付印、校阅、再修改，详看细阅，力求完美；对文稿的题解和注释，他更是逐条审改。翻一翻这段时间中毛泽东写给秘书的有关批语，“看一遍”、“重看之后”、“再看一遍”、“校后再送我看”，诸如这样的文字俯拾即是。就连校对，他也要求“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为这部选集，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迎接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由刘少奇作报告。
胡乔木奉命起草报告。
那年6月，北京天气特别热，坐在家里也是浑身出汗。那时胡乔木家没有电风扇，他伏案写作，妻子谷羽在一旁为他挥蒲扇。后来，他干脆用一块木板搁在大澡盆上当桌子，坐在盛满凉水的大澡盆里写作，花了七八天，写出《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初稿。
刘少奇阅后，送毛泽东。
毛泽东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胡乔木闻讯，觉得不好向刘少奇交代，对毛泽东表示：不便遵命。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找人为他起草报告。”胡乔木只好遵命。
此文即在6月22日正式发表。
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斗争
从1954年10月起，在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开始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后来又转向对胡适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批判一般是健康的。但是学术文化问题是不能当做政治斗争，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加以批判的，这样就很易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因此，批判本身也表现了某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1955年，展开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开始也是限于理论批判的范围，但后来把这种文艺思想当做政治斗争进行，特别把胡风及与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做反革命集团，造成了严重恶果。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1980年9月，中央对此案予以平反。
胡风拒绝揭发周扬
20世纪30年代，胡风和周扬因“典型”问题有过两个回合论争。由于鲁迅对胡风的器重和信任，最后因“两个口号”之争，更深化了彼此间的矛盾。
共和国成立后，周扬成了实际上的文艺界领导人，胡风和他的朋友的著作就很难发表，以后因“三十万言书”，终于导致定性为“反革命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