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到了近代时也有纯同乡性质的会馆，后称之为乡会。而纯同行业性质的会馆，又改名为同业公会，如上海米行业的“仁谷公所”。其宗旨为防范异乡人或其行业之外的人欺凌，并为同乡同行业内部的狭隘的利益服务。但是，其业务为组织内部有权者所把持着。
会馆
明清时老北京城不断出现会馆，与当时盛行科举制度以及当时京城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早在宋元时期，其民间就已经有“状元店”是专门接待举子的客店。到了明清时代，就有一些民户出租单间客房，供方便来京进行科考的举人们食宿，称作为“状元吉寓”，但是这些状元吉寓租金昂贵，贫寒的举子们是租不起的。当时还有一批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做买卖的人，出售他们带来的书籍、文具、纸张等商品，来京城经商的这些人，虽然与举子们相比较富有，但是仍难以承担昂贵的租吉寓的租金。这样，由于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就促使举子和商人们，希望来到京城后能够有个落脚的地方。再加上不论举子还是商人皆有乡土观念，希望凭借乡谊的关系，彼此间能够相互照应。渐渐就出现了全国各地的省府、县府纷纷到京城建立会馆。再加上康熙、乾隆年间，《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图书问世，随之来京修书的文人也日益增多。这也促进了会馆在京城的发展。据徐珂撰写的清代的一本非官方史料《清稗类抄》里说：“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京城会馆发展速度相当快。到民国时期，有直隶十二所，山东八所，山西三十五所，河南十三所，江苏二十六所，安徽三十四所，江西六十五所，浙江三十四所，福建二十三所，湖北二十四所，湖南十八所，陕甘二十六所，四川十四所，广东三十二所，广西七所，云南九所，贵州七所，商人会馆八所，共三百九十五所。
北京会馆之所以会发展的这样快，除了上面所说原因外，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会馆差不多是由全国各地方的官吏发起，联络在朝的文武官员和在京城的地方士绅以及商号们，共同捐款集资建造而成。
例如：嘉靖年间的歙县会馆，就是在明世宗朱厚熄皇帝当政期间，由杨忠、许标各出金银若干，在京城菜市中街修建起会馆来，名曰为“歙县会馆”。湖广会馆是在清仁宗嘉庆皇帝当政期间，由长沙刘云房相国，黄冈李秉和少宰创议公建于京城虎坊桥的。
当然，也有的是买了原有建筑加以整修而成为会馆的。如湖南会馆，就是清光绪皇帝当政期间，光绪十三年（1887年）购得烂缦胡同中间路西朱氏所管房屋一所而建成的会馆。
再例如，京城的安徽会馆是清穆宗同治皇帝当政期问，同治八年（1869年）由合肥人李鸿章兄弟倡议，淮军诸将和仪，购买得孙园李氏故宅一所，其中一部分是明末清初史学家孙承泽的别墅，廓而新之而成为会馆的。其特征亦很突出：筑堂建阁并有戏台一座，共用去白金二万八千余两。
老会馆曾经还居住过一大批历史名人。例如：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于民国初年，曾在绍兴会馆居住了七年，并且在绍兴会馆撰写出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批名作。清代爱国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林则徐，1813年来北京时，曾经在蒲阳会馆居住过。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和康广仁，则曾经居住在南海会馆。谭嗣同曾经居住在济阳会馆。梁启超在新会会馆居住过。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的时候，曾经到过香山会馆、奥东新馆等。清初诗人施愚山的故居在宣城会馆。近代著名诗人和思想家袭自珍的故居，遂成为番禺会馆。还有就是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住过湖南会馆。当然，还有别的例子，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北京会馆的例举
蒲阳会馆北京宣武区贾家胡同31号院。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四合院。
我国杰出的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则徐，嘉庆十六年（1811年）春天，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跻身官场。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携带着妻子郑淑卿来到京城（亦称“京师”）就任，曾经居住在“蒲阳会馆”。
当时的林则徐在北京是一个政治地位并不高的小京官，微薄的俸禄追使他还需要舞文弄墨来贴补生活，所以他常给人起草缮书折子，做应酬文章。除此之外，林则徐还为筹建福新馆想方设法筹集资金。
中山会馆在今日北京宣武区：珠朝街5号。
这座中山会馆，据相传，原为明代反面人物权臣严嵩的花园别墅。
权臣严嵩的花园别墅，不仅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亦相当讲究。其房屋结构分前、中、后三个大院落。并且三个大院又被许多小跨院环抱着，大门内是座木影壁，绕过去，便是大客厅；其客厅的四周，则亦有回廓环绕。除此之外，还有“魁星楼”，据传说，其“魁星”是专司人间考试的星宿；除了有“魁星楼”，还有戏台、假山、亭榭、水池、小石桥、什锦窗院墙等等。
院内的绿化也是相当讲究。种植有：藤萝、桃树、柳树、梅树、牡丹等花木；假山上满植爬山虎；环境十分优美。
这座优美的花园别墅成为会馆，叉曾经历了众多的历史演变。中山会馆的前期，即是“广东香山会馆”，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创办的。后因香山县改中山县，故香山会馆亦就随之更名为“中山会馆”。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中山会馆”的确具有历史纪念意义。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载：“这里很早就是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在这里活动过，后来又成立了‘中山少年学会’。中山会馆曾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地点就在会馆内中院五间过厅的西头一间。”
如今，“中山会馆”原建筑大部分还保留着，现已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绍兴会馆在今日北京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北京的这座绍兴会馆，又称山会会馆，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之一。
1912年5月鲁迅初至北京就居住在“绍兴会馆”，直到1919年11月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先居住在“藤花馆”，有三间正房，东西各三间厢房，在房子的东边还有座藤花池，现在旧房已经拆除，盖起了新房，藤花早已枯死了。据说，鲁迅先生在“藤花馆”没住多久，就搬到西边的“补树书屋”。现在“补树书屋”也拆除了，只剩下了一棵槐树。鲁迅先生住在“补树书屋”的时候，正任教育部佥事，下班后便抄写古书和古碑文，星期日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去，搜集些古书和古碑文拓本。有一天，他的老朋友钱玄同来访，劝他做点文章。从此之后，鲁迅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诸多文章。
如今，绍兴会馆已公布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了。
湖南会馆在今日北京宣武区烂缦胡同101号。
湖南会馆，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购烂缦胡同中间路西朱氏所管房屋一所建立而成的。
这座湖南会馆，大体上是：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房一座，东厅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很宽敞，为平时集会之所。戏台，现已拆除了，其余都已保存下来。
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载：“毛泽东同志1920年2月至7月带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到京，住在会馆里，并在此召开了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现在湖南会馆已经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了。
名人故居例举
在北京的名人故居有相当不少。例如有：田汉故居、老舍故居、杨昌济故居、茅盾故居、欧阳予倩故居、蔡元培故居、齐白石故居、李大钊故居、张自忠故居、徐特立故居、郭沫若故居、梅兰芳故居、龚自珍故居、鲁迅故居、蔡锷故居、纪晓岚故居、沈家本故居、林白水故居、荀慧生故居、康有为故居、李四光故居、谭嗣同故居、施愚山故居、尚小云故居、李鸿藻故居、程砚秋故居等。
他们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成了后人参观与缅怀的地方了。
下面例举几个典型的例子说说。
李大钊故居
李大钊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事业做贡献的一生。
他24岁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27岁（14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1920年，在他31岁时，在北京组织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国共合作期间，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1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遗著编有《李大钊选集》。
李大钊故居据说，李大钊生前在北京曾经居住过五个地方。西城区石附马后宅35号是他1920～1922年时居住的地方，这也是李大钊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现在是北京新文化街胡同24号。这是一处三合院。基本格局为正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三间分别为东间是卧室，中间为餐室，西问为子女读书的地方。西厢三间作上房和会客厅；东厢三间则是来访亲友等人所居住的地方。院内有三棵海棠树，院子南面是花畦和盆花，皆为李大钊亲自栽培的。
李大钊在这座院落里曾经进行过许多革命活动。例如：李大钊曾和邓中夏、陈独秀等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会见过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不久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加紧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通俗刊物《劳动音》，开办劳动补习班，成立长辛店工会。
1921年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马林多次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不仅如此，还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并且多次与陈独秀联系，帮助济南、天津等地建立了共产党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领导了京汉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并担任北方区党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国劳工组合书记。和革命家林伯渠一道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帮助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使之革命化。
李大钊充分利用当时革命的大好形势，推动了地方革命的大发展。同时他也激怒了当时的反动政府，反动警察经常去找麻烦，被迫之下李大钊不得不离开24号的三合院，搬到另外的地方去。
1923年春天，李大钊搬到西城区铜幌子胡同3号居住。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叛变告密。北洋军阀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反动军警还包围搜查了李大钊居住的西城铜幌子胡同3号。李大钊被迫不得不离开北京到河北昌黎五峰山去避难。1927年被张作霖逮捕就义。
现已将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胡同24号作为李大钊同志故居，1979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故居位于阜成门内原宫门口西三条21号。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鲁迅于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共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居住在这里。这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所住宅。
鲁迅故居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建筑。黑漆的小门，门旁有一块镶在灰墙内的汉白玉石，上面是郭沫若书写的“鲁迅故居”四个金色大字。四合院的小门开在东南角。从小门进去，经过一个短短的通道。在左边有四扇绿色的屏门，进入屏门便是鲁迅故居的前院，有南北房各三问，东西厢房各两间。
院中有一棵古老的枣树，他是很喜欢的。不仅如此，鲁迅在院里还亲手栽了三棵丁香树，每逢开花季节，满院幽香。
北房三间，其中间的一间，一进门的左边放着一个旧式简易的梳妆洗脸架，靠东墙放了一张方桌，两把木椅，方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中国水彩画。这间房的西墙放着两个书箱和一个柳条箱。东面的一间，安排的是鲁迅的母亲鲁瑞的住室。而两侧的一间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住室。其房间里的摆设多为从老家搬来的极为简陋的家具。
鲁迅的母亲居住在正房北三闻其东面的一间，靠窗下布置或曰陈设有一张十分破旧的藤躺椅。鲁迅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孝子，每当饭后或写作之余，鲁迅则常常是躺在藤椅上，与母亲聊天说家常。
在鲁迅母亲居住的房子的北墙上有一个门，这是多搭建出来的一间平顶的灰棚的房子，为凸字形。鲁迅自称为“绿林书室”，它是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这间小屋面积不过10平方米，非常简陋，但采光充足。其具体陈设为窗下的两条长凳为床架，搭起三块木板作为木床铺，床上铺着薄薄的被褥，并摆有两个枕头，这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亲手绣制的。上面除绣有花纹外，还绣上了“卧游”“安眠”四个字，以此示意鲁迅及夫人许广平健康长寿，快乐幸福！该房的东墙壁下是鲁迅伏案挥笔的三屉桌子和一把藤圈椅，桌上有砚台“金不换”，以及毛笔、笔架、烟缸等物品。其书桌右角有一块讲究的魏砖，左角是一盏老式的中号煤油灯。鲁迅经常伏在幽暗的煤油灯下，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完成了一篇篇不朽的著作。
不仅如此，在这间“凸”字形的房内，其书桌上面的墙上，左首挂着一张司徒乔的炭笔速写“五个警察和一个0”。左首是一张留着八字须，戴着眼镜、黑瘦的先生的照片。这就是鲁迅在日本医学专门学校的老师——藤野严九郎。老师照片的背面，题有“惜别”二字。鲁迅终生怀念这位良师，曾写有《藤野先生》一文。这间房也称“老虎尾巴”。其西墙（屋内）下挂着一张不大的水粉风景画。左侧是一张条幅，是乔大壮书写的鲁迅集《离骚》句。
鲁迅故居是典型的一所北京小四合院建筑，正北房三间，其使用和室内的摆设，基本就是这样的。
南房三间是鲁迅的书房兼会客室。进门迎面靠南的墙是一字排开的书箱，书箱前放有一张八仙桌和两个方凳，靠东面的墙放着一张茶几和两把术椅。故居中不论是正北房三间，且还是南房三间，其室内的家具大部分是从绍兴老家运到北京来的。
在南房三间倒座而朝北的屋里，其东墙壁上挂着一幅陶元庆为鲁迅作的炭笔画像。北面的玻璃窗下，设有一茶几和两把藤椅，东北墙角放着四层的三角架，上面分层摆设着两盆盆景，一块刻有“君子”二字的汉砖，一块为不规则形灰石质的墓志上刻着一个人形和“天保七年，八月八日亡瞿煞鬼记”的字样。
鲁迅在此居住时，写下了200多篇不朽的译作，包括散文诗《野草》、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彷徨》、《朝花夕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