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向秀丽同志的生平事迹
辛酸和苦难的童年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向秀丽出生在广州市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里。
她的童年适逢在抗战时期。向秀丽一家十口，仅靠在广东乐昌县做店员的父亲偶然寄回来的一点点钱过活，生活过得非常贫苦。向秀丽本有十三个兄弟姊妹，她排行第八，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五个在婴儿期间就死亡了。她五岁那年，日寇的铁蹄踏入广州，这一家人的生活就更加难挨，她们跟随母亲挑着铺盖跌跌撞撞地逃难到广东肇庆县一个偏僻的小村里。
不久肇庆沦陷，向秀丽一家又逃难到肇庆大湾，跟父亲的联系就断绝了。三个小弟妹又因患病没钱医而白白死去，接着又有一个弟弟被日本鬼子的炸弹夺去了生命。全家大小虽然都起早摸黑地干着编席等零活，但还是吃不到一餐干饭。有时只吃豆尾（是做豆芽选出的坏豆）。日子实在煞不下去了，做母亲的不忍让自己的骨肉白白饿死，便把女儿叫到跟前，噙着眼泪说：“阿丽，你得同妈分开了。你兄弟姊妹多，爸爸又没钱寄回来。听妈的话到别人家里去吧，要找条生路啊。……”
于是，七岁的向秀丽，便被送到一个姓容的地主家里做“养女”。从此，阿丽整天做牛做马，不论烈日当空，还是天寒地冻，都得去放牛、下田，还要挑水煮饭。人还没有灶头高，要站在一强小凳上才能洗锅，常被地主婆、地主仔毒打。才八岁的小孩，既要给地主带孩子，又要去挑水。
有一次，阿丽挑着一担水从井边回来，因为担子重，顾得头顾不了尾，走到门槛边时，冷不防踢了个脚趾，右脚大脚趾碰破了，鲜血淋漓，地主不仅不理睬，还要她下田作工。她伤口进了生水，伤口渐红肿化脓，直到腐烂生虫，臭味难闻时，地主婆拿出一块木板，叫她到外面去睡。最后，阿丽整个脚都肿了，不能走，不能吃，面黄肌瘦，地主眼看在她身上再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就把她赶出去。
九岁的向秀丽带着周身创伤，满怀仇恨地哭着回到了自己的家，母亲看见可怜的女儿被折磨得象条枯藤一样，鼻子一酸，也哭了。
在那饥寒交迫的岁月里，向秀丽一家吃的常常是南瓜煮稀粥。母亲见她脚痛还没医好，瘦得厉害，设法借来一些米煮碗饭给她吃，但她吃了几口，就把那碗饭推开，说：
“妈，我肚子痛，不吃了。”
“那你就去躺一会吧。”母亲走过来扶她，她连忙就把那半碗饭倒进妈妈的碗里。
第二天，邻居的孩子问她：“你今天肚子痛好些了吗吗？”
“你以为我昨天真的肚痛？是装的呀！不这样，阿妈不肯吃那半碗饭，不吃饭哪有气力挑担呢？”
向秀丽离开地主家后，在母亲的照料下医好了脚。当要锯去烂脚趾的一节骨时，她的面色都变了，妈妈担心她活不成，她却没叫痛。她妈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心肠又好又硬的人，她九岁就死了母亲，十四岁开始做工，一直靠勤劳的双手过活，有时三、四天没一粒米下肚，宁愿把东西卖掉，当掉，也不向人家借债。买回一斤芋头煮成稀汤，就是一家九口一天的食粮。为了让孩子吃饭一些，她除了料理繁重的家务，还常常出外打散工，想多挣一点收入，吃稀粥时也总是把稠的倒给孩子们。她还常常教育女儿要靠劳动生活，要耿直，不要贪心；吩咐孩子们没有饭吃，就不要去看别人吃饭，人家问的叫候就说自己吃饱了。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向秀丽幼小的心灵里。
向秀丽跟母亲和姐姐们一道分担着家庭的负担，织席、担米、替别人看小孩，什么活都干。在日寇侵占的最艰难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和姐姐一起织席到深夜两、三点钟，有时还要替人担米换点工钱来帮补家用。阿丽当年十岁，就要担三十斤重的米赶三十多里路程，半夜三点钟就要起行，走三个钟头夜路天才亮，晚上又要七、八点钟才能回家。如果碰上天下雨，不仅全身湿透，更艰难的是定那条崎岖的泥浆路，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她瘦弱的身上，走不上几步就滑倒了，她爬起来又继续走，这样阿丽回到家里，已经跌成像个泥人了，但她也没有哭。当姐姐劝她不要再去时，她还说：“我虽然担得少，也能给家里一点帮助。”她把自己挣来的钱都交给母亲。
抗战胜利后，向秀丽随着家人回到了广州谋生。由于家里和那些有钱人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始终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九四六年她进入和平药厂，可是关资本家嫌她年纪小，不到三个月就把她开除了。以后又进过五、六个工厂做工，做过钉纽扣、打钮门、包散药等工作，一九四八年底又进了和平药厂当包装女工。
在斗争中成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十六岁的向秀丽头一次感觉到愉快和欢乐。她拉着同街姊妹李玉的手到大街上迎接解放军入城。第一次看见质朴可亲，纪律严明的部队，不由自主的紧随着大军一直走了好几条马路。一路上她随着听了许多宣传，又看到解放军一举一动都爱护人民，激动地对李玉说：“阿玉，我们的生活有保障了。”
解放后的广州，革命秩序迅速建立了，物价日渐稳定，工厂恢复了生产，人民生活安定了，跟着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到处都呈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一九五二年，区委工作队同志到和平药厂来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向秀丽认识到工会是党领导下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要更好监督资本家，就要依靠党，依靠工会。因此，她第一个要求加入工会。
厂里的不法资本家，为了阻挠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工会组织，就对向秀丽说：“工会只会收人家的钱，不给大家办事。”阿丽不听这番鬼话，坚决听党的话，入了工会，以后，老板见骗不了向秀丽，就恐吓说：“你参加就一个人参加好了，不要带坏别人！……”
“我入会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全厂工人都要人会，再不受你们的欺骗。”
硬的不行，改用软的，不法资本家又伪装很关心的样子，对向秀丽说：
“我不是想你不入会，而是怕你人了会工作多，太辛苦，万一挨到生肺病，就苦了，我打算增加些工资，解决你家庭的困难……”
“辛苦与肺病，用不着你担心。我不要你的小恩小惠。”
由于向秀丽同志依靠了党的领导，依靠了工人群众，资本家的阴谋全部破灭了。
向秀丽由于工作积极，斗争坚决，难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先后被工友们选为和平药厂工会组织员和制药业务第二组织员、联合工作委员会（简称制药二联或组联会）的女工委员。
经过“五反”运动后，资本家以“消极经营”和工人阶级相对抗。由于资方不积极开展业务，产品没有销路，工人生活受到影响。向秀丽感到这个问题复杂，影响到全厂工人的生计，就把情况迅速反映到组联会。当时组联会主席谭文炳帮助她，告诉她只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大家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阿丽得到党的指示，满怀信心地回到厂里，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向群众揭露资本家消极对待生产，想把资金抽走，使工厂歇业的阴谋；另方面又组织了人员到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开展工作，结果销路打开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担任药师的大股东，因闹年终双薪问题怀恨在心，借故提出一个无理要求，要工厂添购一批价值几千万元（旧币）的分析天平，全部嵌玻璃的柚木试验桌……等器材，声言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继续生产，并且真的自行停止了配料，使生产停顿了十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