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四川，人丁不旺。最夸张的说法是被张献忠杀得只剩3000人，在文人的记载中，南充县官衙门和学宫都成了老虎窝。吴承明先生根据官方的人口统计估算，顺治十八年西南三省总人口为78万，可知张献忠涂炭之后，天府之国人口确实减少严重。后世都知道所谓“湖广填四川”，实际上，除了湖广，最多的就是填在川北的陕西人。经过几十年不断移民，四川的陕西人不少，清初的成都居民大都是陕西人。
川南地区的居民陕西人不多，但有钱人陕西的多。在填四川之前的明朝就是这样。四川的盐矿丰富，在明朝最先开发的是川北保宁、潼川等地资源。明朝盐业不归官营，开发者就是来自陕西的淘金者们。入清以后，对川北盐矿的开发造就了一批陕西盐商富豪。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些富豪开始在川南富顺买废盐井修复投产。嘉庆之后，川北矿源枯竭，富顺自流井地区变成了川盐第一矿，陕西盐商完全垄断了自流井盐业。自流井最有名的“八店街”上，八家盐商全是陕西人。有人估计自流井盐业八千万两资金，80％掌握在这8家陕商手中。这些陕西人互相打个招呼可以顷刻间集资白银百万两，手笔大过今天的山西煤商。当地人涉足盐矿生意，一般也是和陕西人合作。
不光采盐，陕西商人把持西南地区官家生意的传统至少在明代就已经形成。贵州多原始森林，其中不乏优质材种，1976年黔东南林区曾为毛主席纪念堂提供过大口径的楠木。在明代，贵州最早的大项物资输出就是黔东南所产大木。这些输出的大木又被称作“皇木”或者贡木，用于皇家营造工程，采买、运输由指定的木商负责，这些木商基本上都来自陕西，他们从代办政府采购起家，后来成为清、民年间湘黔边区木材贸易中最有势力的“陕帮”。
泸州不产盐，茅台也不产盐。和陕西盐商发生关系是因为贩盐。从雍正年间开始，四川盐实行引岸制度，指定专门的盐商，按照指定的销地人口核定数量发给“盐引”，一引数量是50包，大约九千斤。盐引的性质是批文＋税票，有几张盐引就能运多少盐。盐运到指定的地方才能展开销售，这个指定的地方叫做盐岸。没有盐引就算走私，发现了直接定性偷税，没收盐，抓人。
贵州市场被指定分别由广盐、滇盐与川盐供应。其中川盐指定供货市场最大，为黔北、黔中、黔西北、黔东北4个地区，人口占了贵州全省的2/3以上。乾隆元年，四川盐政部门在贵州境内开设四大口岸，专门负责向贵州运销川盐。“就黔岸而谕，川盐行黔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永岸；由合江县前进者为仁岸；由涪州（今重庆涪陵）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清史稿》）运往贵州的盐来自今天自贡地区的富顺、荣县，它们都在沱江边。沱江在泸州汇入长江。管理盐岸事务的总局就设在泸州。井盐要运到贵州，先要顺沱江水运到泸州，换装大船进入长江，由西向东，有四条支流，分别是永宁、合江、涪江、綦江四条河，一条河供给贵州一部分地区，在贵州境内设一个口岸。
按照朝廷文件规定，盐引优先发给盐产地有盐矿经营权的坐商。坐商又叫正商或引商。他们在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立籍，是承担食盐专卖的法定官商，“父死子继，世守其业”，也就是像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这些引商大都是盐井所在的富顺和荣县本地人，清朝中后期，他们大都不做经营，靠出租经营权赚钱。
承租经营权的叫行商，行商基本上都是陕西人。一个原因是自流井盐矿大都是当地招商引资与陕西人合作经营，干活的是陕西人，往往拿到盐引之后，出门运销的苦差事就由陕西人承包经营。另一个原因是，盐引是经营许可批文，又不是实名制，官方并不能禁止买卖。因此盐引往往经过几次加价交易后，最后行权的还是“陕帮”。早在明朝实行“开中制”，鼓励商人运军粮到前线，然后用盐特许经营权作为回报的时代，陕帮就开始运粮换盐引，有着上百年长途贩运历史。有的小伙计或者经理人，想办法搞到几张盐引之后，也开始自己当老板，成了受保护的红顶盐商。在咸丰年以前，贵州的四个盐岸，经营贩运的行商都是陕西商人。支柱产业是陕西人把持，亲邻乡里互相提携，陕西人在盐岸的其他行业也生根开花。綦岸（今贵州桐梓县松坎镇）负责供应黔东北盐务，是一个小口岸，咸丰年间，这个小口岸有陕西商人400多个，绝大多数来自泾阳一地。
川盐船从自贡起运，由沱江至泸州入长江，往东第二站是合江。盐船在合江离开长江从赤水河进入贵州。运盐队伍从合江溯赤水河而上100多公里就到了茅台村，仁岸盐码头设在这里。
乾隆十年之前，赤水河全程不通航运，从合江到仁岸100多公里，运输全靠人背马驮，运费用盐抵，出发时一包盐180斤，到仁岸只算132斤。从仁岸运到贵州腹地和黔西北也是一样计算运费。一般来说，经过400多公里运输，到了贵阳销地就只剩一半多一点可以销售了。盐在当时当地是贵重商品，虽然运费高，利润依然高得惊人。清朝初年利润多高没有数据，可以参考的是清末时候，距贵阳只有几十公里的定番县（今贵州惠水县），一块银元在当地只能买3斤盐。当时最上等的酒席是全荤海味，花12块银元也就是36斤盐的价钱，可以吃上五冷盘、四热炒、四大盆、八座碟、一锅饭。直到民国后期，在黔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用一张狐皮只能换到十根花针，盐就更值钱了。那些借钱买盐引的陕西小商人，一次贩运往往就发达成了有钱人。茅台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山村，设仁岸以后很快变成了市镇，盐商们修造的华屋互相比好，形成了一个高尚社区“盐巷街”。
清乾隆十年（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向清廷奏请开凿赤水河道。他从各地广征民夫，下令分段疏通河道。工程历时一个冬春，修通了合江到二郎滩航道，相当于到仁岸水路的一半。二郎滩往上河床狭窄，滩险流急，两岸山崖不时还会塌方，未能修通。
赤水河疏通了一半，川盐船可以直入赤水河口，一直开到二郎滩，就是今天的郎酒和习酒隔河相望的地段，要卸盐登岸，用马帮分装，走60里到马桑坪又重新下河，用小船装载，上行30里便到茅台。虽然上下船麻烦，但比以前人力畜力还是省了一半。仁岸是川盐运黔四大口岸中最大的一个，其盐运规模更大。
盐到仁岸，运盐的队伍分为3路，人夫数千。销盐区包括黔北、黔中、黔西北，占到贵州人口地图的一半以上。因为盐运兴隆，万商云集，茅台曾经改名“益商镇”，简称“益镇”。但终因人们已习惯难以更改，这个地名不久就废弛了。
仁岸每月集散川盐20儎（官盐专用衡制，一儎就是一只大船装载量，约十一万斤）以上，二百多万斤。镇上最有名的盐号叫协兴隆。
协兴隆由四川富顺﹑荣县地区的大盐号“李四友堂”和陕西商人刘绍棠、田荆荣合伙，它在贵州拥有子号70余处，分布在由茅台到贵阳沿途的各州县，资本金共有三万两银。
盐商经营权一般是世袭继承，大盐商都是几代积累而成。一般来说，第一代自己消费很节省，只有花钱请客和送礼手面很大，这些花费是投资。下一代开始有消费欲望，市场有什么就买什么，你买得多我就买得贵。无非是不停地吃喝嫖赌。在“盐二世”们攀比之下，当时当地市场已经不能满足盐商膨胀太快的消费欲望，于是盐商自己开始进入奢侈品的开发和生产。
盐商需要自己开发奢侈品的原因在于，消费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无论价格多么昂贵，它都只考虑支付能力一个标准，缺乏独占性。盐商赚钱的时候锱铢必较，消费的时候为了追求独占性，视金钱如粪土，不计成本，不用考虑报销标准，因此创造的商品和消费对传统士大夫消费文化常有突破。《红楼梦》里说，贾母宠爱黛玉，把自己配给的人参赏给她滋补。贾宝玉家又是皇亲，又有大庄园，但也不是人人都有随时吃人参的福气。这就比盐商寒酸多了。清中期的扬州盐商黄泰祥只吃自己家养的鸡，这些鸡只吃人参。另一对盐商夫妇吃饭，要预备十几桌上百样菜品，不摇头就留下，摇头就搬走，从头到尾都摇头，家里的饮食文化研究所就得重新开发菜品。
追求独占性带来了创造性，甚至带来了新的市场标准。书画作为消费品，历来的大主顾是皇家。士绅阶级内部流通自己创作的文人画，真正的职业画家，出路在于皇家御览，一被御览，往往就成御用。不被御用，再高明的画家也只能像手艺人一样谋生。清代刚开始卖文凭的时候，盐商阶级只能买贡生文凭，和科甲出身的官员们谈论文人画自然只能附和。后来可以卖级别，盐商三品四品顶戴数量不少。政治地位提高了，自然不甘心再对五品七品的县官府尊之类唯唯称是，于是留心搜寻当代艺术，哄抬出一个新的当代艺术市场，去革文人画的命。朱耷、金农、郑板桥等本来是边缘的书画家，借盐商这个大赞助商和大主顾的市场推手之力，一下成为清代后期的主流艺术家，并被起了一个很革命的名字叫“扬州八怪”。
盐商的生活，连皇帝都羡慕、嫉妒、恨。
盐商在消费上的标新立异，雍正皇帝看不惯。他的价值观接近一个刻板士大夫的价值观，规矩上歧视商贾，感情上憎恨别人奢侈，因此刚当皇帝就下命令整治这些盐商的消费行为，骂他们在消费上“同于仕宦，越礼犯分”。他儿子乾隆皇帝是个消费主义者，并且胸怀坦荡，鼓励大家为自己享乐想点子。下过江南亲身体会盐商的生活以后，乾隆就无力自拔，一到扬州就落脚盐商江春家，纵容盐商们用满汉全席招待随行人员，还吩咐身边干部采习盐商的花园优点，回北京照样营造。扬州盐商看到皇帝对他们的消费文化那么赞赏，还张罗了一次“徽班进京”，把新安人的地方戏曲送到北京扎下了根，改名叫“京剧”，成为“国粹”。
明清盐商主要由新安和山陕两帮组成。淮南盐新安帮较多，即后来出名的“徽帮”，在扬州经营的盐商，也是徽商比较奢靡张扬，山陕帮比较低调。川盐市场的盐商以山陕帮为主，他们赚钱其实差得并不多，但生活奢侈的名气没有徽帮大。徽帮创造了淮扬菜、江南园林、京剧等近代中国艺术消费的高峰。川盐市场的山陕帮唯一值得一提的消费，就是白酒。当代白酒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品牌，茅台、泸州老窖、五粮液，都和他们有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