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的复刊。转了一圈，死去活来，发了大力，下了狠心，还是这几块料编刊物，硬是找不上——培养不出可意的文人？我都有些不忿儿。我只记得，在维吾尔文编辑部期间常常奉命组织批林批孔啦，批走资派啦什么的诗歌专号，包括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大诗人也赶紧大写遵命文学，我就紧着给他们翻译。
郝关中也调到了创作研究室这边，也整天翻译这些无趣的东西。但郝兄翻着翻着竟然译出了创作热情，自己也写起诗来。
一九七三年，干校结束，乌拉泊这个所谓农场，转给了新疆大学，不是不喜欢冷冷清清吗？一通折腾的结果仍是冷冷清清。
干校生活中亦有可回味者。一个是与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交往。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帕塔尔江，我们经常在一起调笑多端，这个说那个太“毒”，那个说这个太臭，一个说一个狡猾，另一个说一个有罪，一个说一个是牛鬼蛇神，另一个说这个是死有余辜。各种充满暴力威吓的语言，都变成了幽默与风流，炫才与摆阔。
离文教农场数十里地，是兵团的化工厂，一次原地休息，突然传来化工厂发售散白酒的喜讯，我乃自告奋勇前去购酒，细雨中步行了二十多公里，买到了不少白酒。新疆有一种白酒品牌，叫做“头屯大曲”，头屯乃是地名。我买的酒被维吾尔族朋友称之为“头疼大曲”。我由于行路疲劳，喝得很多，睡得很乏，有一醉解千愁之快感。
最最意想不到的是我们有幸获得了阅读“反面教材”的机会，其中印象较深的有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著的《美国与中国》，苏联吉尔吉斯作家青季思·艾特玛托夫著的《白轮船》，还有美国畅销书《海鸥》与《爱情故事》。这些书都印成白皮书状，封面封底都是一张白纸，几个黑字，内里都有一大篇批判文章，批得义正词严，我们读（正文）得津津有味。
由于我上干校是夫妻两地分居，便得以享受每年一次的公费资助探亲假的待遇。一次在伊犁探亲，碰到伊犁戏剧队的负责人，他很热情，知道我正在“五七”
干校就学，便发了调令要调我到伊宁市戏剧队搞创作。搞创作，不管是什么创作，这是过去我做梦也不敢想的，而伊犁又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我的家眷正在伊犁。
如此这般，调令一来，我表示同意，干校给我开了工作关系的介绍信，我来到了伊犁。
对此事，芳则另有高见。她也承认伊犁是一个生活居住的好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佳人居城市之一。但是她仍有大志，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她认为我还是回到自治区首府有更宽阔的视野与更多的发展的可能。这也是，大地方，小地方，你没法不面对这个区别。各有各的氛围和习惯，并不相同。
这里也有理论与实际的某种脱节。直到今天，我仍然把伊犁写得非常可爱，我仍然以在伊犁的生活而自得，我仍然极喜欢伊犁，自称伊犁是我的第二故乡。
但是，这与定居在那里仍然是两回事。
最后，我没有到伊犁戏剧队报到，而是回到了乌拉泊干校，将工作关系退回到校部，继续深造。
在踏上长途公共汽车，出发去乌的时候，送行的芳突然向我挥手，并喊道：“一路平安！”一声平安，我落泪了。我这一生至少有一件事要做到，要对得起芳，要尽可能地给芳带来快乐与荣光而不是相反。
在干校我结识了三连（原文化厅）的祖颖之。他是地道的北京油子，说话幽默，健谈。他当过兵，去过朝鲜，一九五七年没戴帽儿，但被开除了团籍。他经常叹息，正嫩的时候，让人家给掐了尖儿啦。
他的夫人是舞蹈家，在新疆艺术学校任教，他们有许多艺术家朋友，约我去聚会，弹钢琴的弹钢琴，拉手风琴的拉手风琴，还有几位汉族与俄罗斯族的混血儿，高唱俄式歌曲。我也放开嗓子大唱苏联歌儿“达列阔，达列阔……”（遥远啊遥远）和那不勒斯民歌《我的太阳》。我居然被一致称赞，甚至他们建议我今后不要写小说，应该去搞声乐。
吃酒行乐中我仍然抱有警惕，唱苏联歌曲的时候我故意用可笑的歪词。达列阔（遥远）我唱成大铁锅，整个歌词我唱做：“大铁锅大铁锅，一毛钱就买两个，炒起菜来挺香，炖起肉来也不错……”唱得鼻涕眼泪与哄笑打闹混为一体，天衣无缝。这样，我的唱“大铁锅”就绝对没有对苏修有情感的嫌疑啦。
与艺校的这些老师——艺术家的接触，给我一种“复辟”的感觉，北京话啦，开心语啦，乐器啦，《红河谷》与柴可夫斯基的《四季》啦，关于内地、外国与文艺的话题，逸事和旧事啦，以及那种笑容，那种摇头摆尾的举止，与巴彦岱二大队的社员们是如何的不同啊。却原来，经过“文革”的急风暴雨，他们仍然是他们。“文革”曾经试图完全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因为一切已有的，包括美国、苏联，和“文革”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不完善、不理想的。这样的伟大想法，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注定了只能以造成天怒人怨、一无所成的失败而告终。
祖颖之对一切不抱希望，每天用标准的北京话嘲笑一切。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帮孩子移民到了澳洲，很快，他也有了去澳洲的希望了，此时他患了食道癌，不久去世。
29.告别伊犁
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个创研任务是下去搞连环画脚本，原因是吴德、于会泳主持的中央的文化组要搞什么连环画展之类。
原《新疆文学》杂志编辑都幸福与我算是搞文字的，另有几位画家，一是老画家列阳，一是工人画家马泉艺，还有一哈萨克族画家哈巴依与回族画家穆宏。
上级要我们搞的连环画脚本是“血泪树”，伊宁县红星公社，即吉里圩孜处有一棵大胡杨树，说是旧社会贫下中农曾被地主恶霸捆绑在此树上拷打，是一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教材。还有一个什么题材，我忘了。
但是我已经认真学习过“三突出”、“三结合”之类的创作原则。我觉得这个题材有极大的难处，农民绑在血泪树上挨打，主要英雄人物（当时俗称“一号”）安在？没有一号，你的故事会不会被判定为“为地主恶霸张目，妄图夺回地主恶霸们失去的天堂”呢？如果杜撰一个“一号”，是不是鼓吹没有党的领导人民也能斗争并取得胜利，是不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另搞一套呢？如果再杜撰一步，干脆说是地主恶霸正在用鞭子抽打农民时共产党来了，会不会成为歪曲历史，为某个山头服务，如果真那个时候就来了共产党的话，会不会被认为是联共而不是中共呢？会不会客观上有利于苏修与分裂势力呢？
此次创作出差，虽然未完成任何“作品”，但还是收获颇丰。一是在吉里圩孜见到了几处极大的杏园，面积有点像我后来在福建漳州看到过的荔枝园。二是在公社结识了下乡知识青年，新闻通讯员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他的一副天真烂漫聪明懂事的样子极给人以好感。不久，他被保送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后来成为“文革”后崭露头角的哈族著名小说家。再后来成了中国作协的局级干部。三是出差完毕回乌市的时候，都幸福做主我们都坐了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伊尔十四，起飞前赠送每位乘客一小包凤凰牌香烟，烟带巧克力味，我吸得津津有味。四是与众画家，与都幸福也都增进了了解与猩猩惜猩猩那么股子劲儿。五当然是趁机看了许多地方，包括特克斯军马场等牧区。
我们骑马上山，游玩夏牧场，喝酸马奶，与各族男女同睡在奶酪味十足的帐篷里，与星月同眠歇，与松杉同吐纳，与牛马羊狗——牧人们都有极剽悍的牧羊犬——同撒欢。
我立即全力办理有关芳的调回乌市的事儿。我写了报告，说是我现在已经回到了自治区文艺单位，结果却剩下了我爱人崔瑞芳同志在伊犁继续深入生活，似不合宜。创作研究室的负责人、老作家王玉胡建议我把这一段打趣的话删掉，但事情在办理着。
芳在那边与石在一起，等待着乌市调令。山与女儿欢则在北京住在姥姥家。
一家人又是分了三处。北京亲属来信，说到女儿伊欢一次自己要去看电影《红灯记》，走丢了，后幸被一邻居认出，才回了家。
我采取了毛主席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通过原文联副书记麦苗的爱人，找到了乌市教育局管人事的赵群力，又通过芳原在的乌市七中人事干部张元儒老师找到市教育局的王喜凤，她拍板直接发调令，而不必经过商调手续。
又通过王玉胡与伊犁州长伊尔·哈力沟通，使伊犁的放人不成其为问题……总而言之，我使出了全身解数，找了所有领导、朋友、以善意待我者，使此事飞速完成，我甚至破格采取措施，一放暑假就发电报，让芳与石来到了乌市。我硬是敢于表态，即使伊犁方面不同意调出，他们也不会回去了。他们在伊犁等着我办调动的消息，石儿整天念叨“掐掐算算，成、不成、成、不成……”以至我的电报写的是“速来乌”，他们却读成了“函来乌”，快闹出毛病来了。
一九七三年九月初，我一人回伊宁市办理调动与搬迁事宜。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三，时已八载，我们对伊犁确实已经培养了深厚感情。房东阿卜都热合满极其偶然地也唱过一个歌：
我也要去啊，去看看这世界的模样，如果平安的话，再回到那生我的家乡。
……我先去了阔别两年半的巴彦岱。老妈妈赫里倩姆因白内障已经基本失明，她告诉我她的心像烤焦了一样，我给她带了一些糕点糖果，喂给她吃（此后不久，她去世了，愿她的灵魂安息）。
到州里办调动，先是州上有关负责人断然拒绝，当着我的面，一位同志悄悄用维吾尔语说：“老爷子有话……”这里的老爷子直译是“白胡须”，指地位，不是指年龄。我知道是伊尔·哈力州长说了话。我头一天拿着王玉胡的信去看了他，管用。
一切办完。准备搬迁。我找了原巴彦岱公社秘书，当时的伊犁州党委张书记的秘书罗远富帮忙，找了一辆往乌市拉小麦的车，其特点正如从乌市往这边拉洋灰的车，车厢尚余有较大空间，可以装上行李什物。而且，车辆免费。所有行李打了卷，所有什物装了箱，我在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住人的房间又住了三四天，体会着告别伊犁的滋味。不知为这个告别是喜是悲，还是悲欣交集。
这四个字是弘一法师谢世时所书。
我想起一九七一年我试探着去乌鲁木齐时，巴彦岱二大队书记阿西穆·玉素甫对我说的话：“唉，老王，你是个好人。你到乌鲁木齐，好，就待下，不怎么样，就回来。那边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那边没有你的户口？我们给你上户口。那边没有家？我们给你宅基地，派人帮你盖几间大房子，咱们还要修果园，我们这儿接着呢，老王，放心！”
我想起赫里倩姆，几年来我吃了多少她亲手做的饭食。最有趣的是封斋期间，穆斯林们白天不吃不饮，天黑后吃一顿饭，凌晨时（天亮前）再吃一顿，两头的饭都不能见太阳。这里有一句谚语：“干活一年，足吃一个封斋月。”意思是，斋月要尽量吃好的，才能顶得下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约束。我呢，白天照喝赫里倩姆烧的奶茶，照吃她打的各种大小馕饼。晚上，与他们一起好好吃一顿。
清晨他们吃饭时我照睡不误，等我醒来后，她再给我加热，侍候吃食。
我也想起我们在伊犁的日子。我们像海绵一样地汲取维吾尔文化的营养，我们有兴趣于任何新的经验。我们在伊宁市的家的临街窗户的窗帘是维吾尔式的挑花，这种窗帘为我们招来了一些维吾尔客人，其中也有乞食者。穆斯林的义务之一就是施舍，他们中的乞者是专门找自己的同族同宗教信仰者乞讨的。
他们敲开了门，见到我们时，会一怔，然后抱歉走掉，而我会追上去给他们一点钱财。食物，我不可以随便给他们，清真古教的信徒，对我们的食物是有戒心的。
我也想起一九七零年底在伊宁市为购买茯茶砖而做的一次长时间排队。在第二门市部，我手持即将到期的茶票，前后排队七个小时。那时候买不到的东西也多着呢。忽然传来卖茯茶的消息，一时间各族同胞像疯了一样，都跑去排队，而就在货物告罄前几分钟，我排到了！那种欢欣感胜利感成就感无与伦比。问题已经不在于我喝奶茶用的茯砖是否即将短缺，也不在于我们是否已与维吾尔人一样必须日日饮奶茶，问题是排队本身就具有挑战性、风险性与趣味性。小城的人亲，我与前后排队的各族同胞有所交流，有所谈话。甚至在此后，多次在大街上看到这位面熟者是当日站在我前面的第三名，而另一位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的人，当日紧随我的排队者。命运使我们成为耐心地排队的队友。我以排队为题材在一九八一年写过一篇小说《温暖》，一个好友说她看了很难过，大概是说我太“阿Q”啦。然而，无奈的经历并不排除它成为绝妙的经历的可能性。
事情就是这样。
最难忘的是半夜醒来，听到了喝醉了的马车夫的歌声。这次去搬家，又听到了。维吾尔谚语云：车夫就是苦夫，信然。他们夜半出车前喝上点酒，唱一曲《羊羔一样的黑眼睛》，其压抑，其呐喊，其多情，其梦幻，曲折往复，千啼百啭，热烈而又悲凉，粗犷而又温柔，端的是令人泪下。
你能怎么说自己的命运呢？如果没有各种阴差阳错，如果没有各种匪夷所思，你能有这种因缘体验大不相同的伊犁吗？你能与新疆的维吾尔等民族友人建立那么浓厚的友谊吗？你能为“羊羔一样的黑眼睛”落下这滚滚热泪吗？而这一切都是黄金不换的啊！
这次当真告别，临行时芳的一位好友同事李洪老师送给我一些烙饼摊鸡蛋，无法谢绝，只好拿上。我本以为一路上饭馆极多，谁知两天竟没有吃上一顿饭，不是错过了这个点，就是赶上人家馆子休息，最后硬是什么都没有吃。亏了李老师的烙饼鸡蛋，我勉强支撑到了乌市。
芳分到乌市十四中，在原乌市高中旧址，团结路，俗称南梁方向。我们从此又开始了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才是人生的真滋味。入秋大量贮存白菜萝卜，我与孩子们共挖了深深的菜窖。回想共挖菜窖的日子，其乐无穷。两个孩子最得意的就是叫他们的母亲下窖，芳便威胁说，如果非要她下窖，她下去后就不准备再上来了。越是这样说，两个儿子就越是得意地大笑。
我们还自己打了小小院墙，自己盖了小房，冬日做贮藏室，夏日兼做厨房。
小房边是一株沙枣树，春天绽放米粒似的小黄花，有一种极浓馥的似乎含着酒精气味的香气。
冬天有室内的炉灶与火墙，当然就在室内做饭。我们特意在炉灶上安装了烤箱，我由于不需要按时上下班，便常在家里钻研烤箱里的炊事学问。我做得最好的是把南瓜擦成细丝，与百分之八十五的玉米面，百分之十五的白面混在一起，烤成大块烤饼。受当地人的影响，有时候也掺些洋葱和盐，烤出来香味扑鼻。我还想试着烤烤面包，买了鲜酵母，买了啤酒花，掺进了牛奶鸡蛋，始终没有成功，烤出来除了没有面包的气味以外，各种气味都有。
我每每要请假购粮，当时乌市商品供应没有保障，有粮票却常逢粮店无粮。
有（砖）茶票却常逢茶店无茶。有肉票却很少见到肉店摆着肉。茶肉之类可有可无，无粮则饿则乱，任何人为买粮请假半到一天，均属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