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九六九年，我终于又拿起了笔，为女儿的出生而记婴儿日记。在女儿没有学会说话以前，除情绪起居外，观察大便对于了解婴儿的进食、营养、消化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研究与处理婴儿便秘、泻肚、不思饮食诸症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也阅读过有关书籍。至今，我的孙子辈碰到这方面的疑难杂症，他们的父母仍然习惯于向我请教，并因此而被子女们授予史（屎）学家的称号。
近似强弩之末的是清理队伍与一打三反。一打三反都是什么我已经记忆不清，只知颇刺刀见红。二中搞清理队伍时宣传队很严厉，通知全体教职工从某天起集中住宿，不得回家。于是一切雷厉风行，正在给婴儿喂奶的女老师连忙断奶，家里没人照顾的打电报求爹找娘，有的把子女送回内地，一时也算鸡飞狗跳，煞有介事。
这时就显出维吾尔人的伟大来了，所有维吾尔族职工，绝对未经串联酝酿，人人都对集中学习一事点头称是，笑脸欢迎，表示坚决照办。到了宣传队所定集中住宿的那一天，没有一个维吾尔族员工带行李与任何生活用具来。包括已经斗得人不人鬼不鬼的“黑帮”，也没有人带行李用具来的。宣传队大怒，责问起谁来，都是同一口径：“明天……明天……”笑容灿烂，诚意斐然，天真无邪，驯态可掬。第二天，还是“明天……明天……”第三天，第四天，永远明天。
就这么着，硬是把集中住宿搞清队拖“黄”了！这也算是庶民的奇迹了。
而在农村，来的是兵团宣传队。我们二大队的组长是一位斯姓会计，长得有点江南秀士风姿。他与我交谈后第二天找我，说是经研究对我可以利用，让我参加整材料和翻译等工作。
参加文字与口译工作后我可吓坏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被揪斗的人士，包括那个想当“特务”的中专辍学生，都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见则都是：
死刑。
斯会计在一名老新疆，汉族社员老石家用餐。后来他听到辗转传来老石议论斯等吃饭不好伺候，给的钱也不够等闲言，勃然大怒，便找老石到大队部来谈话，没说两句话，他上去给了老石一个嘴巴。老石毫不含糊，迎过去反打了斯同志一个大嘴巴。老石毕竟是农民，挥起巴掌来比上肢活动主要是打算盘的会计有力得多，斯老弟立刻是面如桃花，五指印至少能看出四根手指的痕迹。
老石自有道理——注意：不要低估中国农民，这是王某一辈子积累的经验。
宣传队的副队长也在石家用餐，并对石印象极好，而斯又不是党员，在他们兵团宣传队的圈子里算是一个晦气的半知识分子。互扇耳光的结局是老石大获全胜，有关领导决定，斯作检讨，调回兵团农场。
农村里的揪斗主要是查反革命集团，愈查愈多，人山人海。就在这个时刻，忽然传来周总理指示：不得任意揪反革命集团，凡要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者，本县本地区本省无权首肯，必须送报中央审定。
咱们的事真怪，只这么一说，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按当时的说法，人民经受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切照旧。
也不是照旧。庄子那边有一位从江苏来的徐姓，说是五七年犯过事，回乡生产，这次刚一揪斗，挨了几下，触及皮肉（林彪语），第二天跑到巴彦岱公路上撞了汽车，目击者向我描述了他被撞后弹出去，倒下，又挺了挺身子，欲起未起，终于倒地的情景。
还有一位另一个公社领导干部张同志，是老宋的好友，竟在这个当儿站在公路路口用菜刀结束了生命。这可能与本地两派斗争的消长有关，张所属的那一派没有在斗争中得到优势。连宣传部老宋也做好了被清出的准备，整天研究中医，说是争取退职后行医。还听说，南疆的一位维吾尔语专家，尤其是为民族民间歌曲配汉译歌词的专家段焜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自尽。愿无辜者的牺牲令我们警醒，愿我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类似的事情。
我与芳仍然常常纳闷，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四九年以后的大好局面闹成了现在这种不伦不类、不死不活的样子。难道？莫非？太叫人痛心了，而且，我没有痛心的权利。
在新华东路一巷住了两年，芳的一个要好的同事，数学教师萨黛提，通过其夫一中校长巴衣·巴拉提（哈萨克族）的安排，我们住到第一中学家属院。
原因之一是支付能力发生了逆转，一九六九年春开始，我所在的单位自治区文联成立了大联委，大联委通知巴彦岱公社，王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什么什么，扣发工资，冻结存款，只发生活费每月六十元。恰恰这一年我们添人进口，女儿出世了。
公社革委会明确告诉我，文联大联委不是权力机构，他们无权向公社下命令，他们不准备执行所谓冻结王蒙存款的语句。他明确地说，王在这里，并无不良记录，他们不准备对王下手。
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公社干部都相当可爱。刘澄同志是大学生，不但能抓基层工作而且爱思考问题，常常能提出一些见解。公社秘书罗远富与妻子李惠坤都是“八一”农学院毕业生，他们都能扎根边疆与农民打成一片。罗远富能写维吾尔文艺术字，还能自造馕坑。李惠坤整天跑在生产队推广良种，讲着湖南味的维吾尔语，深受农民欢迎。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后来，罗曾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世功的秘书，还担任过吐鲁番地委书记与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
一中是以哈萨克师生为主的学校，旧称哈萨克学校。位于伊宁市西部努海图，这里过去是塔塔尔族聚居区，房屋显得比较洋，道路也比较宽阔整齐，但大多是土路。一中以哈族师生为主。我在这里与少数民族人士一起，反而感到舒服一些。
萨黛提是南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人。她的妹妹玛依努尔（波斯语，月光之意）高中毕业，碰到了“文革”，只好住在姐姐这里赋闲。她极爱读书，眼睛都读近视了，“文革”中却找不到书读。我反而利用在农村当过“干部”的便利，常常找到一些（被收缴的）维吾尔文书，悄悄与她姐俩的藏书交换阅读，建立了友谊。后来，干脆玛依努尔当起女儿伊欢的保姆，白天负责看护伊欢。我们买了维吾尔族式的婴儿摇床，玛依努尔也完全按照维吾尔的方式带孩子。从小教给她伴着娜依娜依娜依的节拍，翻动手掌跳舞。吃一点东西，先把要吃的食物放到茶水或白开水中泡放。直到现在，伊欢有时吃饼干时先泡一下，令人不解。在伊欢八九个月大时，她可以扶着桌椅站立，一次就这样不平稳地站立着，她流着泪吃掉一枚洋葱头，新疆叫做“皮牙孜”的，显示了女儿的豪气冲天与必能成就大事。
由于工资被扣掉了一半多，生活开支，渐显窘态。芳有一股子劲，与别人不同，正因为没钱了，她要带着大儿子王山与女儿伊欢坐飞机从伊犁到乌鲁木齐，再从乌市乘火车回北京。她不允许自家也不允许旁人向命运显现难色，她要永远鼓着一种劲。也算可以的了。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在到伊犁六年以后，一九七一年春，我乘长途汽车回到乌鲁木齐，来到文联。
哭笑不得，文联两派群众组织还在斗，他们还在贴大字报，贴的内容是文联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天呀，这是什么盖子呀，是无缝钢管吗？是合金钢焊死的吗？
文联真够戗，大诗人铁依甫江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退职到农村去了，地质作家何永鳘由于清队中做假交代被逮捕了，被捕的还有一人，劝其退职的则更多。
可能是由于我的面目与身份不太明晰，到达乌市后一个短时期，包括最好的朋友，对我也只限于点头微笑，寒暄一下，没有人与我谈心，没有人与我交流。
与家人也分离了，通一封信要一个星期。每天，我的心是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回到文联，住在单身宿舍，与诗人热合穆同屋，我与他相濡以沫，度过了难熬的几天。我们一起喝过一瓶白葡萄酒。我们一起吃过面条。我们也闲谈了许多家长里短，特别是谈伊犁。
要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一个月后，上级决定文联的人全部下干校，文联的性质属于斗批散机构。
我们的干校在乌市南郊乌拉泊地区。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年多。我与维吾尔诗人克里木·霍加耶夫、评论家帕塔尔江等住在一间房里。我的“天天读”也参加维吾尔族组，反复阅读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著作。倒也颇有收获。
最大的收获是到了“五七”干校。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当时没有“政治问题”的人算做“五七战士”，有“问题”的人，如挂在那里的一些人，就不算战士。我终于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是瓜熟蒂落地也是受宠若惊地明白自己是“战士”，维吾尔语叫“江其”了，呜呼。那次会议“江其”到一个大房间去，而非“江其”无权参加，我被叫到了大房间。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来，我既然是战士就不是被挂起来的，我不可能是挂着的战士，如果一个战士被挂了起来，他还怎么战斗呢？我说这话是因为文联有小当权派说我是属于“挂着”的。
“五七”干校校长是原文化厅长巩克，他听了我的发言大笑起来，并说：“那就不要战斗了吧。”我相信，明确我是“江其”也是巩克同志拍的板。
醉翁之意不在战斗，而在工资。不久，工资补发了，一下子两千多块钱。
我告诉芳。最奇怪的是平素不喜爱讲教条的芳回信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立即去商店买了一条俄式紫红毛毯以示庆祝。
文联的同事尤其是少数民族同事反而羡慕起我来，说我是太“酷”了。维吾尔语中也有“酷”一词，指精明机灵，与英语的酷——cool有所不同。
28.干校纪趣
乌拉泊位于乌鲁木齐南四十多公里，不远。离乌拉泊水库更近。一些文教机构，用大量经费在这里修渠引水，拉线输电，盖房拓荒，还设置了一些拖拉机康拜因与运货卡车。
文联的人来到这里算是第一连，全“校”都是军事建制。开始几夜我是夜班浇灌，到次日凌晨真是累得步子都迈不动了。后来突然被连部选中担任炊事班副班长，受宠若惊。不但自己觉得深受信任，到了要害部门，连同连的“五七战士”也对我突生敬意，努力讨好。用我的“部下”，我这个组的炊事员，诗人克里木·霍加的话来说：刀把子，印把子（这两把子“文革”中常被提及），另外应加上勺把子，都是权力的象征，都重要。
我学会了在大工作台面上一次和一袋面，这是我至今用来吹牛的一个资本。
炊事班长是老作家王玉胡（一大批新疆题材的电影片都是他编剧的）。他已经“解放”。王谷林的特长在建筑方面，尤其是修火墙，已达专业水准。可怜刘萧芜，还在“挂”着，负责喂猪，常常赶不上吃饭，只能吃剩的凉的。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批判。有一篇学习材料上赫然刊出了下面的文章，文章批判一篇童话：《拔萝卜》，童话说兔儿种了大萝卜，个儿太大了，拔不动，便找了一大群兔儿来，一个拉着一个，合力拉起了大萝卜。但是批判文章令人喷饭。
文章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硬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可以与之比美的有新任文化局领导的佳话，说是他审查一首歌词，歌词中有小溪唱着歌字样，领导说：“小溪怎么会唱歌？”
我也在学习会上听到过一位原食堂管理员对于一位音乐家的批判：“你每月拿着文联最高的工资，你还反党，你还放毒……其实你还不如拿上工资就睡大觉，什么事也不干，也比现在这个样子好！”
但大家的情绪还是不错：第一，有活干，比整天两派斗，一斗斗了五年盖子还揭不开要好。第二，集体生活自有其特殊的乐趣，或者叫做热闹。第三，吃得不错，比在农村吃得好多了。第四，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是别处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我们办壁报，我还填了一首《青玉案》，歌颂干校生活，现已找不着了。
我们举行文艺演出，在戈壁滩上，在明月之下高歌猛唱，都道是上干校如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三生有幸。你很难说这些体会都靠不住。
后日老诗人臧克家吟诗歌颂向阳“五七”干校，当亦可以理解。
“五七”干校期间，我曾经在一次国庆假期中奉命到呼图壁县雀儿沟林场装运木材。密林中的山沟，美丽清纯神妙，堪称绝顶。这几天奇异的经验，我写到中篇小说《鹰谷》中了。
每月一次休假，我因家在伊犁，无家可归，或到乌市在文联机关住两三天，或自留守乌拉泊值班。在乌鲁木齐我结识了颇具老夫子风度的语言学者郝关中。
他是新成立的自治区文化局干部。我们二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都与哈萨克青年编辑乌拉孜汗友善，他陷入一个麻烦：他与乌兹别克女青年阿丽娅相恋甚笃，但阿家不同意，她的两个哥哥昼夜监视着他们俩，并曾对二人拳脚相加。
两人偷偷相会，苦死了。
阿丽娅特别爱乌拉孜汗，乌一说话她就笑得像开了花一样。阿的脸是红扑扑的，天真动人，我与郝先生深感同情。我们不但为他们出谋划策，而且充当尖兵，在他们有什么活动计划时先为他们踩点，侦察清地形地物与周围人事环境后，他们再出去，在他们二人外出期间，我们二人还为他们放哨，充当保镖。
最后，在我们的共同保护下，他们二人登记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乌拉泊值班时，一个是利用职权，自我优待，包饺子、炸油饼和荤素丸子，并且饮酒自娱。一个是没完没了地用半导体收音机听样板戏。至于把样板戏说成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新纪元，那不过是穷疯了做梦捡金条罢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一发生，我们干校的那一股邪气立即撒掉了。
人们的兴趣是改善生活与等待“毕业”。干校二连（原教育厅干部）购买了金华猪崽和一批奶牛，每天给“战士”们供应牛奶与紧棒棒的美味猪肉。每天晚上，各室不是下象棋就是打扑克，鏖战到深夜。最后连领导不得不催促大家：“同志们，再不睡觉就影响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我突然想到，也许虎头蛇尾是世界诸事的规律，许多战争是这样，许多创作也是这样——如《红楼梦》。创世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林彪的事情，芳闹了个笑话。干校期间，我们俩通信，都做好了信件被检查的准备，每封信上都要写大量语录，套话，歌颂之类的话，忽然一次，芳的来信上大讲要我以林为榜样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此时，林已跌死在温都尔汗了。此事被我抓住狠狠地取笑了一番。而过去，教条呀，胆小呀，死板啊，都是她常常取笑我的。
渐渐地，一些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而又确有一技之长的“战士”，如会绘画的，会语言的宣告毕业，离开干校调往文化局或其他文化单位。到了一九七三年，根据当时的新疆一把手赛福鼎同志的指示，说是文联这一拨子人还是有可用之处的，遂成立了一个创作研究室，隶属于文化局下面，把全部原文联、现干校一连的人员调回。同时，铁依甫江等也被创作研究室收回，据说他在呼图壁农村风光了一回，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按，老铁小时候上过经文学校，他可以用古阿拉伯文读《古兰经》，所以虽到了农村，与别人的待遇并不一样，还有说他是被待若上宾，经常吃包子抓饭，经常吃手抓羊肉的。是否如此，我当面问过他，他笑而不答。
这时我的维吾尔语成了一宝。我先是被分到维吾尔文编辑部筹备《新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