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唱起来有一种颤抖感直到踊跃感，我相信它适合一把小提琴由一只极其神经质的手拉响。提琴手的全身各部位包括头发都在抖动。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曲极上口，不用学就会。
唱多了我忽然听出一丝伤感，特别是“心”字，“怕”字，和最后一句，我一唱就心疼得要命。语言和曲调太用力了容易显出声嘶力竭来。声嘶力竭反而显出人的软弱而不是威风来。不知是否如此。
最成功的语录歌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湖南花鼓戏的曲调，充满江南泥土气息。种子，要唱成种啊啊子，啊啊一唱，周身舒泰。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其旋律适合用来伴奏迪斯科。而“我们的教育方针……”呢，脉脉含情，风情万种，纯洁无助，白璧无瑕，令人泪下。
红海洋也是一景，语录歌也是音乐，在高音喇叭里各派红卫兵怒骂也是青春期燥热风情的一种散发和表演。还有绿军装，绿军大衣，军帽，两根小刷子式的女红卫兵的发型，见面互说语录，用以代替见面先哈罗也代替见面互问“吃了没有”的老习惯。在我们大队，就有人正式传达，今后见面不可说“萨拉姆”，而要说什么什么“万岁”，而回答也不可以是原来的老习惯的祝福，必须是“万岁万岁万岁”。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文艺表演形式，叫“对口词”，两个人，一人一句（多半是豪言壮语），摆出特定的姿势，张扬四肢，屈伸腰背，忽然定格亮相，忽然旋转走场，互相映衬，如舞蹈，如京剧，如喊口号，叮当五四，倒也不失热烈。
我多次看过红卫兵的经典对口词《造反派的脾气》，满台高喊“造他的反，夺他的权”“滚他妈的蛋”，结束于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26.别有洞天非人间
芳所在的二中多是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叫做红炮兵。而学校对过是外贸机构，外贸机构有力量的是与红炮兵观点对立的另一派：驱虎豹战斗队，两边常常对骂。
后来双方武斗局面渐渐形成，有时突然枪声响起，有一枪弹壳落到我们家近处，击落了邻居所栽种的南瓜。我们恐惧，心想离革命小将还是远一点好。
经人介绍，在远离各大单位的俗称老仓库，今称新华路一带，具体地说是新华东路一巷五号的一家大杂院，租了一套本院最好的房子：高台走廊，北房一大间一小间外屋，俄式地板，整齐的然而是裸露的方木檩条与椽子，刷着绿色油漆。
这就是边远小城了。即使是“文革”的爆发也没有改变这里的房屋私有，自行租赁买卖的状况。
有一个普遍流传的故事，大街上，两个维吾尔族干部各骑着自行车相对驶来，见了面，光打招呼不够，二人依例推车至马路牙子边扶车叙谈，互相握手，摸胡子（亦是礼节），全面问候之后，一个问另一个：“你的观点什么？”维吾尔语一般省略系动词，不说什么“是”不“是”的。另一个答道：“我，保皇！”另一人点点头，说：“我，造反！”然后二人含笑离去。
一个维吾尔族农村干部问我，汉族人为什么对观点那么执著——认真？我们本地人是一些手掌柔软的人，我们才不会由于观点不同而当真呢。
他的潜台词是，观点派别，这是官家的事，住房吃喝老婆孩子，才是自己的事。
我们在新华东路一巷五号住了两年，这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革”
并没有那么重要。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阿依穆，住我们隔壁，房间里挂着其亡夫的大照片，神气威严，身穿类似哥萨克的士官服，他是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时的民族军军官。老太太的大儿子上过学，当过干部，判过刑，现在在做什么，不详。他倒也仪表堂堂，偶然来一次，脸上的微笑驱散不尽愁容。
每次来母子俩低声谈判，老太太激动似泣，儿子顽强凶狠。老太太告诉我是谈钱的问题，恐怕是一个要遗产，一个要赡养。阿依穆抨击儿子是狗，不是人。
厢房与南房里住的是另四家，一家是四川籍养路工人夫妇，曾经当面指出阿依穆是地主。老太太汉语不好，听不懂，后来终于懂了，连忙否认，但也无法回应。一家是维吾尔族小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在家等待上山下乡。还有一个男孩，大学生的弟弟，极淘气聪明。再一家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哈萨克老女人，她的有病的儿子每天早晨骑马走开，每天天黑后骑马回来。为了院内能不能养马的问题，阿依穆与哈萨克老太太争吵甚多，激烈时双方原地弹跳对骂，无结果。最后一家是满族一对老夫妻，膝前一个抱养的小儿子，爱如至宝。
而众房客的评论是此老婆子太恶劣了，竟然将地板拆除卖钱。最惊人的是，我搬进来后才发现虽有电灯泡却没有电。一问阿依穆，她说是她把我们屋的电掐断了，原因是两套房合用一个电表，她的用电是半年才用一度，过去的房客却要求与她分摊，她太吃亏，干脆断电。这创造了我一个显示维吾尔语水平的机会，我乃用极文明礼貌的，带几分古老的上层风格的维吾尔语句向她足足地卖弄了一回辞令，说明我必须用电，我有权用电，我不考虑电费的分摊问题。
缴电费时一切可由她定，我可以缴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或八十，或九十，或九十一，或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直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我情愿多承担一些电费，但是如果不让我用电，那是不可能的。难道那是可能的吗？不，不是的，那不可能，不但老王不会接受，换老张老李，艾迈提或者赛迈提，阿力穆江或者塔里甫江，没有人会接受的，有疑问吗？怎么会有疑问呢？
看，这就是话的力量，辞令（哪怕有些装腔作势）的力量，我的一番伟大古老的维吾尔雄辩语言，闹得阿依穆只有翻眼的分儿，只能称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她在缴纳电费一事上，倒也不算太不讲道理。
我们住进不久，她忽然提出要涨房租，我碍于情面，给了她钱。又想太岂有此理了。我便与她女儿谈了。她女儿在县银行工作，据说她的生活也不顺心。
听了我的话，她批评了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在女儿走后退回了追加勒索的钱，同时哭了一场。她一哭，我心软了，便又把钱给了她。她破涕为笑了。
一天凌晨，我听到哈萨克老太太的哭声，我知道，她儿子已经死了。我依例去看望，并给她送去一些钱。她表示感谢。她请来一位面色白里透红的塔塔尔族伊玛目（伊斯兰教仪式上正式诵经文者）为死者诵经，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样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听之肃然凄然。
女大学生米海丽在本院举行了婚礼，那一天恰好宋彦明也在我们这里，我们研究良久，不敢送别的礼物，连忙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红皮精装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送去。这种令人生厌的教条主义，也到了家了。
我们在这个院落里常常得到红白喜事的面条抓饭。尤其是大学生的母亲，每逢打馕，都包一个新馕送上我的家门，令人感激。这里边也有春秋战国，此位女士与阿依穆等也不和，通过热馕外交，她在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朋友越多越好，对手越少越好。这是政治的基本要义。
在这里我确实做到了抛掉文学，忘掉文学。芳还劝过我读读书，写写。我却真诚地向她说明，我已经不会写不能写不宜写也压根不想写了。有一次我在党校土尔地阿洪家做客，他的一个朋友从供职的医院拿来了医用酒精当酒，我们仨喝着怪味酒精，他大讲不可能老是这样，老王将来一定会在文学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说法使我吓得面无人色。连农村的房东阿不都热合满也与我讨论过，他认为，一个国家，国王、大臣和诗人，这三者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老王（即我）早晚要回到诗人的岗位上。我只能苦笑而已。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从小活得很政治，很社会，后来很文学，很组织也很历史，而且很人五人六。我与大多数同行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我无法变成遗老遗少，书斋兰菊，胡同串子，麻将斗士，半隐贤人，学问昆仑，不管上述色彩是否正在行时。我觉得我活该过若干时间，至少应该是几年普通百姓的生活。
从一九六七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两年来在这个边缘小院里的生活，我曾在中篇小说《逍遥游》中有许多记述。关于房东老太婆的行状，关于四川工人与我们的友谊：我们如何读书、比赛跳高、打麻将牌与跳忠字舞。比较有趣味的是我们几个人打牌时规定，三把不和就自动戴上纸制的高帽子，这种戴高帽子的游戏惩罚方法，当然也是来自生活，来自“文革”的启迪，更早的源头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我和芳议论，整个“文革”过程中，我从没有戴过高帽子，打麻将时自制帽子除外。我穷极无聊地自嘲说，我本来命中有高帽之灾，由于应验在麻将游戏中手气“背”的时刻上了，灾难被引上了小路，才侥幸逃过了此劫。当然，一天麻将之后我也感到极大的悲哀。我还写到从江湖骑驴的郎中那里买野药，写到在屋顶上扫雪，还有唱样板戏等。至于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与短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当中，大量运用了我在这个时期养猫的经验。实际情况是我喂养了两只猫，一只极雅，如《狂》中所写的那样，另一只极狂野，如我在《队》中撰写。我戏说过在《狂欢的季节》中养猫才是纲，其余都是目。而且，确实，我曾计划将这部书命名为《养猫的季节》。果然，铁凝一看就看出了这一点，在季节系列一百几十万字中，她独独看中了这一部分，并专文评述《狂》中写猫的文字，多么感谢，多么快乐！
《逍遥游》中我也轻描淡写了伊犁的武斗。站在我们院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最后六中学“血战红师”的旗帜中弹燃烧，徐徐下落，这样的场面过去我只在苏联影片《坚守要塞》中看过，该片表现的是苏德边境的一个要塞，在一九四一年的那个黑色的日子誓死抵御法西斯德寇进攻的情景。而这次的旗烧人亡又有什么意义，又怎么成为了可能！伊宁市六中有一位新婚不久刚刚从湖南乡下回来的老师，武斗全面开始时他抱着一床新棉被过马路，中了流弹，最后收尸时他已经中弹七个小时了，他流着血在柏油路上爬行了数十米，手指抠入地面很深。如果及早救治，他其实是完全死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真理的魅力，因为人们爱真理，服膺真理，追求着梦想着对于真理的拥抱，与为了真理而献身。然而，你没有想过谬误的魅力吗？谬误有可能比真理更五光十色，更咄咄逼人，更天马行空，奥妙无穷……是不是谬误比真理更容易唤起激情，挑战理性，刺痛神经，振聋发聩，遍体酸麻，风卷电击，雷霆万钧，如醉如痴呢？说一个人一天要吃三顿饭，这样的真理不免乏味。说一个人吃了一顿饭可以五十年不饿，这有多么迷人，心潮澎湃，壮心不已！
而说十几岁的青年男女要好好读书，要脚踏实地，要点滴积累，要埋头苦干，这纯粹是泄气！说他们已经成了历史的焦点，人类的希望，他们的狂呼乱叫猛打猛冲将会创造一个无限光明无限新鲜的红彤彤的世界，这有多么美好热烈！
在武斗当中我常常觉得是弄假成真，誓死捍卫主席云云不能说是假，认定主席已经身在危难故而需要小将们誓死捍卫，认定离开了毛孩子们的空洞捍卫，毛主席与毛主席的事业就要完蛋——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可疑的矫情的作秀，是远离了起码的理智和常识，是外加的认知至少是暗示、类似催眠术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生命、生活、生的魅力，我们想过死的魅力吗？壮烈就义，轻生，像春秋战国里的那些英雄，例如燕太子丹，割下自己的头颅确实比割下一个葫芦还方便。还有各式各样的人体炸弹，自杀式袭击。当生命燃烧到八千摄氏度的时候，就死是何等的崇高慷慨神圣！而一起将就凑合着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醋茶，有什么意义可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唤醒了谬误与毁灭两位尊神。
我读过许地山译的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十二夜问》，书的结尾是男女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终于结合，在爱情、做爱的高潮中，他们祷告，上苍应他们的祈求而赐给他们以毁灭。
我后来知道，印度教信奉三个神祇：创造宇宙的梵天即婆罗门，保卫宇宙的湿婆，与毁灭宇宙的毗湿奴。而毁灭之神是最伟大的，是涵盖前两位神祇的。
一九七一年，芳在伊宁市解放路上行走，碰到她大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黎昌若。久旱无（没有逢上）甘雨，他乡遇故知。黎昌若是黎元洪的长孙女。黎元洪是武昌起义期间被辛亥革命起义者推动站到民国方面的一位前清军人，短期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她到伊犁来是为了处理她弟弟黎昌骏的丧事。黎昌骏身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文革”中参加一派组织，武斗中中弹身亡。昌若见到我们张口闭口都讲“主席思想”，连毛主席的姓氏也省略了。她向我们描述她的弟弟是如何在身负重伤之后仍然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主席语录，在语录声中长逝的，昌若说这些时表情凝重庄严。而我只有叹息叹息再叹息。
后来我们为给昌若介绍男友而费了一回心，未果，徒然增加了昌若的烦恼，又不久，听说昌若因感冒不治去世，我们深感疑惑，兹后问了几个人也都是这么说的，当然，从医学角度看感冒完全可能死人，但我们不能不为死者感到抱屈遗憾。
27.或有忧思未敢言
开初，“文革”意味着紧张、风浪、决绝、严肃、一脑门子的你死我活，搞了一两年，三四年之后，人们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松懈、自由乃至百无聊赖，空虚懒散。
于是大搞烹调，经过“文革”初期全国只卖一本书的日子，刚刚恢复出书，我们就购买了《中华名菜谱》与《大众食堂菜谱》，我最得意的是学会了做北京东来顺的著名甜点“奶油炸糕”。芳则学会了滑熘里脊。我还无师自通地做酸奶。
芳和她的同事们同样热衷于打毛衣，设计了各种花样。从北京传来的时尚则是打造木器，多少多少条腿。探亲的探亲，生孩子的生孩子，我们在这个期间也喜得女儿伊欢。挖菜窖，盖小房，做炕桌，养猫养鸡养鸟，自备推子自己理发、下棋打牌、腌咸菜、排大队买包子。从北京还不断传来养生新法，甩手，注射鸡血，喝尿，养殖海马和红茶菌。还有的学中医学针灸。尤其是一种测儿女后代情况的方法，成为一段时间我们最爱做的游戏。
我早已学会了吸烟，我练习吐烟圈，也练习卷莫合烟，还学会了加一点蜂蜜或者白糖直到白酒来炒一炒烟，使烟吸起来有香味。我买过烟斗烟嘴。我研究从熊猫、中华到四分钱一包的航行的烟的特点。我精通红山茶、红塔山、凤凰、彩蝶、光荣、前门、海河、青鸟、古车、恒大、解放、战斗（原烟斗）、绿叶……的品质与价格。
我越来越喜酒，见酒眼开眼亮。我与老宋一次喝过一瓶伊犁大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我丢失了钢笔。正好，过着没有笔墨没有书写没有任何文字材料的日子，无笔一身轻，无书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