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来宣布夺权出乎我的预料。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所有的权谋家一样，他的诀窍是依靠少数，控制压榨多数。一个大字不识的穆萨子看准了队里的几个能人，其中有当过旧社会警察班长的司马义，有“四清”时下台的老会计斯拉穆，有当过巩留县科长的阿卜都日苏尔。他还看中了口里新来的汉族女姓刘，刘有文化，说是当过银行干部，来历不详。她貌美肤细，被称做阿克秋干（白媳妇——白的意思不仅是颜色，还指美丽，夸奖一个女婴的时候就说是阿巴克克孜，白白的丫头）。她家中有一谢姓男子，开始说是她的外甥，后来变成她的老公。穆萨子夺权以后任命刘女士担任了会计，任命几位能人成为队委辅佐他自己。他呢，骑上了高头灰白大马，到处发威。对原来队干部，他不屑一顾，盖原来的干部的特点是忠顺老实，一切听领导的，遇到沧海横流，各逞其能的混乱，个个呆若木鸡，一筹莫展。这里暴露了我们的用人择人问题，用的一大堆好人型干部，平时听话得很，但都不能独当一面，不知道怎么应付恶人恶事或其他突然事件，尤其是一旦离开了领导，他们啥事也不敢做。
对少数能干的人，穆兄重点拉过来，对大量百姓，他吹胡子瞪眼，气势如虹。
他动辄斥骂干活不好的社员，曾把一位中专生训得狗血喷头，并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无可否认，他的“领导”比原来的队干部威严有力。他曾经略略对我摆威风，摆出一副王某到什么地方去为何没有向我请假的架势。未等我的反应，其他社员说话，说老王是好人，对老王应该客气一点。他立时改为哈哈大笑，并强调他压根就是老王的好友，知我爱我者老王也。至少客观上是双赢，仍然显示了他的恩威、肚量与讲“政策”，显示包括老王已经大体收入他的势力外圈。
也显示了他的从善如流，做事符合民心。当然也形成了老王的被保护的高等地位。
但是有一个能人他不能征服也无法拉近。那是个老新疆，汉族，原是乌市员工，在灾害困难时期，很多单位忙着精减城市户口，他便被欢送回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先到了伊宁市，又到了巴彦岱。论劳动和语言能力，二人无分伯仲。论头脑，这位汉族师傅（以下简称师傅）比穆强些，而穆的家业比师傅好。穆告诉我他是给岳家帮工，最后连人带房都入了他的进项，他很中意妻子的年轻美貌。而另一位汉族师傅羽毛未丰，临时住在庄子的应该算这里的贫民窟的几间简陋的土屋里。师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的妻子是安徽人，有文化，有算计。社教时他向工作干部屡屡发表对于生产和大队领导的意见，站得高看得远，言之甚在理。而等到动员师傅担任副队长，他坚决辞谢。对于穆的夺权，他若无其事，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穆几次似乎有意与之较量，但到头来都被他的沉默寡言与与世无争的姿态碰了回来。两人保持距离，保持一种冷淡的友谊。师傅背后则不乏对穆的批评与穆的劣迹的新闻发布，如穆拿了队上多少多少钱修缮自家的房子。显然，他比穆老道一些。
穆曾经向师傅和我等吹嘘他的指挥能力，意思是一个县一个州他都能拨拉得开。师傅指出他基本上是文盲，文化太低。他认真地说：“我不能有文化，我要再有了文化，哪儿都放不下了，我就该得癌症了。”这也是一种朴素的经验总结，人无完人，事无完事，有缺陷有遗憾，才算正常，才存活得下去。
穆兄无师自通地搞上了有打有拉有放有收的权谋，懂得抓机会的重要，也懂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他当了一年多队长，耍尽威风，也捞足实惠。
自己给自己批条子支钱，找队上的劳动力帮他修房子。对此出现一些议论，师傅也当面向他进言，应该收敛些。他的回答显示了泼皮作风、江湖习气和某种道家风貌。他说：“毬，现在就得听我的，等我不行了，爆炒我的两个卵子下酒好了。”
穆的下台竟是出自一个坚决捍卫政治正确的壮举。一天他与司马义班长与斯拉穆饮酒，喝高了，他们胡说八道起来。那二位说世界末日就会有艾居居米居居出现。红卫兵就是现今的艾居居米居居。艾米云云似是宗教用语，犹言牛鬼蛇神，但听发音就像是小妖小怪虾兵蟹将。又说到毛主席已经没有了。
穆突然觉悟高涨，警惕性提高，大骂他们散布反动言论，掀翻了酒桌以示义愤。结果那二人因反革命罪判刑，而穆的官运也从此式微。
人间诸事，往往是两败俱伤。
穆很有一些盈缩有期、舒卷随时、用藏无迹的先验认知，他是做到这一点（古今中外反而有许多大人物做不到这一点）的天才：说下台就下台，毫无恋栈，毫无不平衡不适应，也不要求任何过渡，不需要任何温情脉脉的安排。当队长不过一年，下台以后立即夹起尾巴，低眉顺眼，换成了另一个人，就如不曾夺过权当过队长一般。而且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并非全无远见，他支的钱笔笔有账，有写好的条子，有会计的复核，什么手续都不缺，你顶多说他是利用职权多支取了一点，却不能说他贪污。而他的进退自如，堪称楷模。
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了。一九七三年，我已在乌鲁木齐工作，回伊犁搬家，到巴彦岱去了一次，听说穆兄已经去世，他不喜欢看医生，身上长了一个脓包，硬挺着不看，后来变成全身的严重感染，终于不治。
笑到最后的笑得最好，师傅终于轮到了一显身手的时机，他当了几届队长，后来又在经营渔业上成绩卓著。我理解，他最初坚持不出山的算计是有道理的了。
25.边城“文革”纪景
我的处境使我事事偏于退让。那个中专学生说，你怎么这样胆小？我只能苦笑。
芳的人生态度绝对与我不同，她是宁折不弯。初到伊犁时她因不准去欢迎参加庆典的中央代表团领导贺龙同志，她就与学校据理力争，不让步，她决不允许打入另册成为既成事实，而依着我呢，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算了吧”。“文革”开始后有一位姓范的工作组长对她不怎么样，她也在批资反路线时还以颜色，并和包括祖尔东的一批性情投合的人组成一个战斗队。
“文革”一开始，来头太猛，母亲为了躲风来到了伊犁，暂住了一个多月。
之后，全国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人们以革命的名义走遍大江南北，塞外海岛，免费旅行，白吃白住，也是千年不遇的奇事。待到北京的“破四旧”风潮过去后，芳乃决定以串联的名义回趟北京，送回母亲，并把一九六五年送回北京的两个儿子之一王石接回身边来。
本来我可以与她们一起走，我不敢，便把她们送到乌市，我自己回了文联。正值文联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先夺权后军管，你要打倒某某某我要保某某某，乱作一团。你待在这种地方，想什么都不参加亦不可能，而你只要与某一派稍稍亲近，而亲近的原因可能纯属偶然，可能纯属私人原因，可能根本没接近而是误被认为与之接近……马上就被另一派视做眼中钉，被另一派抓辫子打棍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不由得你也会激昂义愤起来。我算开始明白了政治斗争是如何把人分化，视对方如寇仇的。仔细分析，此处非久留之地，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我趁机回了一趟北京，并把二姨接到伊犁与我们为伴，协助我们照顾石儿。
与长子王山分别时我很难过，我们说好我走的那天他会由姨母带领到幸福大街铁路桥边送我，去西北的火车自北京站开行后，必须经过那边。但车走到那里已经大大加速，不像自西北地区回京时，车经过那里已经大大减速。一晃，什么都没有看清，过去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在北京与山一起到东安市场森隆餐厅吃东西，我给他要了一份大雪糕，他吃得极其快乐，一边吃一边发出叫声，像一只捕到了老鼠的猫。
这个细节，我后来用到中篇小说《蝴蝶》里了。日语版译者大阪的相浦杲教授夫妇，也曾特别向我提出了这一节，他们认为这个描写给人留下了印象。
那时乌鲁木齐至北京的火车要走九十来个小时，我们坐不起卧铺，便在硬座上坚持。每夜开始还好，恰恰到了长夜将终，天色微明时分，叫做瞌睡得滴里搭拉儿，头欲堕而手欲落，身上没了筋骨，人变成了脱骨扒鸡，其困倦非人所能忍受。我乃采取了下下策，钻到硬座椅下躺到车厢地板上，地板上是香烟头、瓜子皮、糖纸、痰渍和尘土污秽，臭气扑鼻，但是已经坐不住，不能不躺下了，硬着头皮躺上十分钟一刻钟，躺下的肮脏污秽同样难以忍受，便坐起来，再迎接第二天第二夜，再后是第三天第三夜的考验。
比较起来二姨熬夜的功夫强似于我，她说是一辈子了，常常整夜不合眼睛。
不远万里，坐完火车坐长途汽车，一周后我们总算一起到达了伊犁。她说是头昏脑涨。我以为是旅途劳累所致，不知厉害。没有太多天，芳带学生下乡割麦子走了，我还要照顾二儿子王石，手忙脚乱。这天二姨起床就说头痛欲裂，其后昏睡过去。我以为她坐车太累了要睡觉，好好休息一下也好，便没有打搅她。
白天我去巴彦岱劳动，夜晚才回家。见她仍然躺着打呼噜。直到深夜，她仍然不醒，我突然想到，大事不好了，她这不是睡觉而是昏迷。我大惊，半夜敲醒了维吾尔族老师克尤穆的门，克老师帮我找来了学校的马车，送她到了原友谊现反修医院。
四天后二姨去世。我在六中赶车人王平山帮助下料理了丧事，从置办棺木到装殓遗体，从选好地点到挖好墓穴，从一应礼行到入土为安，从处理遗物到答谢克老师等受了麻烦的各族诸友，都靠我与老王（平山）料理，做得还算周全。
从此，伊犁的土地上埋葬有我的亲人，这块土地与我的关系更加深化了一步。
最令人感动的是，巴彦岱的老乡也来送葬，维吾尔族人的风俗宗教，使他们个个极其重视人的死亡丧葬。他们并且说，依他们的看法，二姨压根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但一直流浪于河北、北京。她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伊犁，就是为了安身斯地，求个落叶归根的正果。这使我心里稍安，也更加心酸。
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人的死亡，亲自为一个不幸的人的一生送终。
生命如此脆弱，走这一趟又所为何来？
农村自有农村的风云变幻，纵横捭阖。至于伊宁市的“文革”，我就不甚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窃自有一点惊奇乃至惊喜，对于工作组与只知唯唯诺诺者吃瘪也或有一点点幸灾乐祸的反应，此外，底下的能说的就只是视觉与听觉的刺激了。红海洋，到处是语录和“宝像”，纪念章和红袖标。
各种标语语录牌和横挂马路上方的横幅都是汉维两种文字，而（老）维吾尔文所采用的阿拉伯文，恰恰是除汉语外世界上“唯二”的讲究书法艺术的一种文字。
红海洋也掩盖了城市的各种肮脏、颓败、拙笨、丑陋，断瓦残垣呀，垃圾粪便呀，无人修缮的公厕呀、铺面呀，都退居二位了。也许中国真的从此面貌一新，独树一帜，天下无敌？
再有就是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了，有大量错别字与文理不通，也有魏碑体、行草体乃至颜体大楷。这个小城有一张大字报比较吸引眼球。是一男一女的对骂，一个男人说某个男人是流氓，勾引良家妇女，被骂的男子没有搭腔，而此被骂者的现行老婆则回骂说，无非是你的破鞋老婆此前与我男人睡过，这你也不是不知道的，她睡过的人不止一个，你愿意要嘛。赖谁去？至于她是否处女，你难道连点感觉都没有吗？你算什么男人……然后女方的娘家亲妈与男方的一个什么姐姐也出来参战，搞得小城臭气熏天……“文革”革出了这个，叹为观止！
我们是提倡发动群众运动的，但是一旦群众运动起来，运动就要跟着群众走了。运动确实能驱使与改变群众，群众也确实能驱使与改变运动的面貌与走向。
“文革”在上层，到底有哪些背景，存疑，在边疆小城，则是百姓间各种矛盾的恶性发作与加剧。“文革”，就是给肚子痛的人加了泻药，给发烧的人加了内火，给关节炎的人吹了寒风，给一切投机取巧的分子打了激素给力针。
说实话，“文革”一开始我吓得不行，从《海瑞罢官》开刀，又叫“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对着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人来的。而文艺，上起纲来，你一点脾气也没有。
“文革”一打响，我先主动烧掉了家里的几乎全部字纸，特别是我在京郊劳动时与芳的全部通信和全部与文学有关的人士的来信，包括黄秋耘的，张弦的信件。
后来想不到是天下大乱。原先反右中的骨干，这次纷纷落马，“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名号一点也不比右派之类轻松。天下何人不焦头烂额？还真并非斯人独憔悴了。
然后是两派内斗。然后是各级党组织瘫痪，上边通过两报一刊社论领导运动。
而这样的社论堪称高腔高调的范本。
不管怎样，“文革”没有立即给个人带来灾难，给了个人以喘息的机会，而人越揪越多也使早已经进入另册的人不再感觉那么孤单。我不无小乐。
再一看，更乱更没有谱儿了，原来对我好一点的领导一个个自身难保了，发生的事儿已经超出了人的理解力，我也就更加茫然和沉重起来，对大局也更是迷了路一般，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要干什么，不知将会如何。
我们家也小小热闹了一回，一天夜间正好我在家，半夜只听到一阵嘟嘟嗦嗦的乱响，有点像从前在北京住糊纸的顶棚房子时屋顶上闹耗子，但声音较大，方向则非来自头上而是来自门外。第二天一推门，老天，敢情是贴到房门上的大字报：“崔瑞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家里有沙发……还烫头发……”
瑞芳气得发昏，我则大讲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但我也甚为不服，我家的墙上挂着的宝像就是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对这里的革命小将——如当时报纸上给封的头衔，只敢半夜来偷偷贴大字报也觉得可怜。后来，又来了几个话也说不清楚的学生，说是要把我们的准沙发椅拿走游街，证明他们大方向正确“破四旧”有成绩。其中一人发现了毛主席坐沙发的宝像，盯着看了半天，撅了一会嘴，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有气无力的疑问，讪讪地走了。过了两天，破沙发椅原物送回，我们照坐不误。
看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边城窝囊成这个样子，我不禁为之叫屈。
芳与两位内地来的女老师关系不错，她们三位，在汉族女老师中算是打扮得比较整洁一些，形象也较好一点的。我们刚到伊宁二中不久，有一天在操场挑水时（那时全校只有一两个自来水龙头，用水要挑），我就听几个维吾尔族女员工在那里议论新来的汉族老师很漂亮，云云。她们进出校门时有几个女红卫兵便嘟嘟囔囔，仔细听才听得出来，小将们在说：“王光美，王光美……”真是大大地过奖了。
我对大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的语录歌曲有一些个性化的感受。我喜欢《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曲与词，亲切而又雍容，我想念这首歌的诚实与深情，我懂得歌的动人与歌的无力，歌可以充满爱与尊敬，忠与勇敢，但是歌不能保证唱出的一切全部如实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