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与董鄂妃感情极好，其向佛之心，也和对她的深切思念不无关系。对董鄂妃的描述中，顺治用了“倪静”二字。倪静用来形容妇女的仪态，意指妩媚。满族妇女多高大丰满，性格爽朗，娇小妩媚的确不是满族妇女典型的特征，描述一位南国佳丽倒更为合适。或许这两个字的形容，也是好事文人的猜测附会的起因之一。
董小宛身为“秦淮八艳”之一，名声极大，生逢明清易代乱世，其遭遇自然也是文人骚客们关注的对象。冒辟疆在其《影梅庵忆语》中说，他曾经在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这难免成为无聊文人们猜测的起源。
将美人与英雄联系在一起乃是文人通病，西方有所谓“英雄征服了世界，美人征服了英雄”的名言，而中国也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古语。顺治毕竟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而董小宛却是当时名满天下的美女，异族皇帝与汉族名妓的惊世之恋，卿卿我我，缠缠绵绵，江山美人，风情无限。最后的“美人早逝、皇帝出家”，更是极富戏剧性与传奇色彩。这样的故事，难免会受到文人们的青睐，成为他们头脑里最动人的灵感，笔下最华美的文字。
文人们将这些只言片语的传闻与董鄂妃事迹结合，就成了董小宛被清兵掳走，为顺治皇帝宠爱而后又为她出家的故事。
而中国文人向有以“才子佳人”入戏的传统，还有人将《红楼梦》与此事联系起来，声称贾宝玉的原型便是顺治皇帝，林黛玉的原型便是情深而亡的董小宛。这种“索隐”早已被红学界批驳为不经之谈，但后来却流传于民间，甚至于有《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京剧问世，演绎董小宛如何入宫，她人宫后丈夫冒辟疆如何痛不欲生，买通宫中太监，乔装打扮，入宫来见董小宛，又如何事情败露，董小宛被赐自尽，冒辟疆被凌迟处死……
吴伟业的诗文，正好为编故事的人提供了依据。他娶了和董小宛并列“秦淮八艳”的卞玉京，又是冒辟疆的好友，对董小宛颇为熟悉，还曾为“冒辟疆名姬董白（即董小宛）小像”题诗八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被很多人认为可疑，认为其中另有隐寓。还有“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明显的暗示出了有豪门世家想强抢董小宛。其《古意》第六首，说：“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上阳”两字，本意为上阳宫，难免会将人们的猜测引向宫廷。然而，董小宛当年的确曾为豪门觊觎，险些被抢走，吴伟业所指，本来应该是这件事。
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或许不是无意为之，但所指的并不是董小宛，而是董鄂妃。吴伟业不懂满语而误会其姓董，好事的文人们却将这些暗示认为是顺治为董小宛出家的铁证。王国维先生就曾经专门撰文《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与董小宛无涉》辩驳此事。从另一个方面想来，吴伟业是冒辟疆的好友，又怎么极尽笔墨地描写朋友的妾室被人所掳，并且与他人恩爱缠绵呢？岂不是有意令朋友难堪么？
顺治皇帝不管出没出家，都与董小宛没有关系。
说清了传说里顺治皇帝与董小宛之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一下“出家”。
2．野史传说里的顺治出家故事
有许多关于清朝皇室的野史笔记中，都提到了顺治出家的说法，其中不无颇有学问的作者所写的很有影响力的作品。
《清室外纪》里说，五台山有一长老，平时的言行举止及所穿的衣服和平常和尚不太一样，看起来有帝王之相。据说当时寺中还有这个长老的遗像，像上涂了金漆，和寿皇殿中的顺治像看起来很接近，而且像中的人穿的是黄龙袍。还有人说，这个长老在世的时候，康熙曾经到过这个庙中三次，长老对康熙都不行叩首之礼。
《清诗纪事》中还收录过一首名叫《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的诗，传言为顺治皇帝所作，诗里说：“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
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之《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中记载：“世祖（顺治）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佛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十八年正月，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顺治没有董鄂妃在身边，寝食不安，在她死后万念俱灰，跑到五台山落发为僧。满洲贵族劝不了、留不住，只好假说皇帝驾崩，自行代顺治撰写了充满自责的遗诏。
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
在清人笔记《十叶野闻》说：顺治帝在董鄂妃死后，心情抑郁。有一天顺治独坐便殿，偶然看见梧桐叶从树上飘落，突然有所领悟，对左右的人说：“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寒暑，追逐名利，何时可已。我虽然贵为天子，开国承家业也有十八年，长此营营，何时方得满意。我觉得这世事啊，有如浮云过眼，事后追维，味同嚼蜡，不如真修悟道，实为无上上乘。我小时候就有此念头，如今饱经世患，勘破情网，现在还不解脱，更待何时。”话刚说完，顺治立刻命御前会议大臣玛尼哈特等入见，简单的跟他们说了几句，要他们好好辅佐幼主，尽忠尽责等。大臣们听后如闻惊雷，不知所措。顺治说完，拔脚就走，大臣们这才明白皇帝不是开玩笑，赶紧蜂拥而上，抱着顺治的腿乞求皇帝留下来。顺治大怒，命太监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袈裟拿出换上，并戴上喇嘛帽，随后便甩开群臣疾行出了东华门。玛尼哈特等人，亦步亦趋，排队跑在顺治前面跪求皇上留步，有的甚至拽着顺治的袈裟不撒手。顺治大怒，大骂这些大臣，出家的态度极为坚决。孝庄太后闻讯赶来，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于是便命侍卫护送，皇帝走到哪儿，侍卫就跟到哪儿。顺治不耐烦地说不用侍卫，但禁不住这些大臣的苦苦相求，最后才勉强同意让四个侍卫跟随。后来，顺治到了五台山后不走了，这四名侍卫便被顺治打发回来了。
在《清稗类抄》等野史中，更有对康熙五台山寻父有详细记载，说道：“圣祖四幸五台，前三次，皆省觐世祖。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叩谒。末次，则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凉山诗云：又到清凉境，境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说康熙皇帝诗中悲恸之情跃然纸上，是因为这一次父亲已经去世了。
而在天柱山藏经阁前门楼中，题有一首诗，相传亦为顺治帝的出世遗诗：
天下从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肩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一日清闲有谁知。
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
个个都是真罗汉，披塔如来三等衣。
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洲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今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脱换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
我念撒手归山去，谁管千秋与万秋。
在这首诗里，尽情展现了这位天子的多愁善感，他的浪漫与惆怅，使他不像政治家，倒更像一位诗人。他羡慕出尘脱俗的僧家生活，不留恋荣华富贵、江山皇权。
而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禅寺，也有顺治帝住锡的遗物和民间传说。
白云禅寺位于河南省民权县城西南20公里处，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为中州四大名寺之一。由于久经风雨沧桑，白云禅寺的现存建筑规模和周边地理环境已非盛时之貌，仅存明清建筑有四座大殿及多宝塔、佛公塔、御碑、运木井等，仍为豫东地区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白云寺在清康熙年间达到鼎盛。寺庙占地五顷有余，有一千二百五十多僧人。当时的住持释佛定大和尚声名远著，信者众多。
佛定（1647-1721年），祖籍河南长垣，少投五台山清凉庵出家，后在清凉普度律堂受具于太虚禅师，印证于清霞杰师，得洞宗上乘，携友游于中原，九登法座，数迁名刹。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众信请至白云禅寺。有碑文记载说，佛定禅师的俗家弟子中多有名流权要，其中包括河南巡抚杨宗义、布政使牟钦元、开封知府杨乾晋、归德府知府卢化龙等，为顺治皇帝撰写遗诏的翰林院掌院大学士王熙，为白云寺题写匾额“有求必应”，康熙朝礼部尚书马齐题写的“壮严清净”，寺院曾保存有“天子宝剑”、康熙御赐“翡翠玉如意”、“满朝銮驾”、“八大柜藏经”、“御敕铸铜钟、铜锅”、“康熙御扇”等文物，现存的康熙“當堂常赏”石碑、“八义和尚烧炸的铁锅”、康熙手植的“铁锅槐”、“方丈院雕龙闪屏”等，隐约可见这个寺院与皇家关系密切。白云禅寺铁锅槐、八义和尚、烧火老僧、行兴变法、康熙到白云禅寺寻父、鲁班打工、韦驮化盐等故事和传说在今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村一带广为流传。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佛定和尚被众信请到白云禅寺，随行的僧团中有一老僧，在随后寺院的大规模修建中，这老僧经常在寮房帮厨，专司烧火，大家都叫他烧火老僧。因为这老僧留有大胡须，和尚们称他行道人。这老和尚从来不发一词，专心烧火，有的叫他痴和尚，有的叫他傻和尚。传说康熙寻父到白云禅寺斋僧，唯独这烧火老和尚不与康熙见面。后来，康熙专门拜访了这个行道人，问他的法号，他只回答说叫“八义”。康熙回京与孝惠太后说与此事，太后说康熙是一代明君，糊涂一时，“八”、“义”合在一起便是“父”字，康熙恍然大悟。这就是“八义和尚”。康熙再次来到白云禅寺，“八义和尚”再也不肯与他见面。康熙见父心切，竟直奔“八义和尚”烧火寮房。“八义和尚”已不在寮房烧火，只有弃置在院中的一口烧炸了的铁锅。康熙顿悟：“锅”乃“国”也！他终于明白了父皇“弃国而去”的寓意。众僧将老和尚烧炸的大铁锅置于院中，康熙为怀念父皇，亲手在锅中栽了一棵“龙爪槐”。一是寓意“国不可弃”，你弃我用，种“龙爪槐”说明“龙在国位”；再者“槐树”有“怀父”的意思（河南商丘一带方言，“树”音“父”，“槐树”即“怀父”）。
行兴，俗名郭玉明，绰号“黑和尚”，山东鄄城人，佛定和尚四大弟子之一。行兴、行痴形影相随。佛定命行兴照顾行痴老和尚的生活起居，一起在伙房劳作。“铁劈柴”的传说，就是讲行兴和尚用三昧真火为众人烧饭的故事。行痴老和尚把锅烧炸了后，佛定藉此借口要烧化行兴，命行兴寅夜赴京，成就一段善缘。行兴在康熙四十五年赴京觐见仁皇帝，钦赐方丈，敕借僧复元禅师，恩赐紫绶珠衣，又赐《大藏经》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赐铸铜钟、铜锅、铁锅、满朝銮驾。“黑和尚变法酬工匠”的传说和“铁劈柴”的传说脍炙人口、传舆中原。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春，圣祖仁皇帝由行兴伴驾来白云禅寺，观者如潮。因有人说：“那个黑脸的和尚就是行兴。”“黑和尚”的绰号遂留传至今。康熙到白云禅寺后，亲笔手书“當堂常赏”四字，以示对父皇的永远供奉。御碑历劫，终幸存至今日。
白云禅寺现存有一张“行痴道人画像”照片，据传便是到此出家的顺治皇帝所留。从画像中可以看出，老和尚气度不凡，坐龙椅，穿朝靴，披黄“海青”和袈裟。有研究者认为，这张画像当是顺治在此的铁证，当是其弟子为他画的，应是鸿雁留爪，虎行留迹的意思。
白云禅寺还曾挖掘出一块断碑，碑文撰文者是“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袁钟麟”，篆额者是“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盐山赵尔孙”，书丹者是“赐进士出身考授内阁中书吴学颢”，佐证了白云禅寺与康熙王朝的密切关系。该碑记载了白云禅寺当时的盛况：“旧有地五顷余”，“呗音喧嚣，花雨缤纷，不减鹫岭祗园矣。”
白云禅寺从康熙二十六年开始扩建起，每座主殿所用的建筑风格均按皇家寺院的设计，大殿用黄色琉璃瓦，屋脊为衮龙背，方丈院的屏风为云龙，处处显现帝王的尊严。
清史专家二月河在考察了白云禅寺后，撰文《顺治逝世在商丘》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25日）认为：“一个事实是，康熙是来过白云寺的。……有正统的记载。康熙四十六年春天，康熙是公开地来了白云禅寺，赏有八柜藏经、如意、扇子。他的大学士马齐写了‘庄严清净’四个字。他自己留下的墨宝则是‘當堂常赏’四个字。这四个字明显的是字谜，我看了那石刻，不是假的，也不可能是假的，在清代造这样的假，是要祸灭九族的。他为什么要造这个字谜给后人呢？我搜寻自己的记忆，康熙与不熟悉的臣工，从不开玩笑，更遑州府里一座兰若丛林，这是什么意思嘛？四个字上头都有一个和尚的‘尚’字，下半部分分别是‘田、土、巾、贝’——这是赏赐的物件了。然而我认为不是，康熙这人没那么小气，赏你什么就赏什么，不会造这个谜故作张扬让人去猜。若说‘當堂’是尊父的意思，那就不能用‘赏’字，这谜猜不清。他不仅要赏，而且还要‘常赏’，莫非是请和尚们‘耆堂’，自己要‘當赏’。然据传闻，此时的顺治已圆寂了，‘當堂’二字，或许是守灵的意思？”
究竟白云禅寺的传说真相如何，尚待考证，不过已可想见“顺治皇帝出家为僧”流传之广。
到了现代，这个故事更成为小说家与电影电视的导演编剧们极青睐的题材，有许多的小说、戏剧、电视电影，来讲述“痴情天子出家为僧”，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以及由此改编的影视剧。在《鹿鼎记》里，顺治皇帝不仅出了家，而且在出家之后，仍旧对董鄂妃念念不忘，派人追究她的死因，因此引出了无数波折；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里，也说顺治皇帝是为了董鄂妃的去世离宫出走，在五台山出家，成为一代高僧，终得解脱。
由于这些作品颇为畅销，“顺治皇帝五台山出家”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其实在历史上，信佛的皇帝并不少见，甚至皇帝出家，也曾经真的发生过。南朝时候的梁武帝萧衍，就是狂热的佛教徒。他精通佛学经典，常到寺院给人讲学，同高僧一起切磋，大开规模空前的“四部无遮大会”，和尚、尼姑、善男、信女，无论男女老少，贵贱贫富，全都其乐融融地聚在一块儿探讨佛理。探讨得高兴了，便脱下龙袍，穿上袈裟，在那里当起了普通的和尚。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却能轻松地将江山放置一边。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竟然当了四次和尚，最长的一次达51天。梁武帝每次出家，百官都再三上表，百般劝谏，最后凑出亿万钱财，将他赎出佛寺。
唐中宗李显，在佛教典籍中被称为“佛光王”，出世刚满一月，便举行了出家落发剃度的仪式，寄名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