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帝赵显，在国亡后被蒙古朝廷俘获，囚禁了12年，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赏赐他“钞百锭”，命令他出家，到吐蕃去学习佛法。他19岁那年，正式在西藏喇嘛庙里出家，得法号“合尊”，此后潜心学习藏文。数年后，赵显在西藏佛教界崭露头角，他把大量汉文佛典译成藏文，并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成为当时的佛学大师，四处讲经、潜心研究佛学，后来还翻译了《百法明门论》，还有深奥的《因明入正理论》，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被藏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的名单，成为一代佛学宗师。到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四月，他以一个僧人的身份在西藏去世。
而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做和尚是人尽皆知的事，虽然他的出家谋生的因素较多，与信仰关系不大。他的孙子建文皇帝朱允炆，在成祖朱棣起兵靖难、攻入皇宫时，神秘失踪，也有传说他换了僧装出逃，以和尚的身份了却余生。
一个人对佛教产生狂热信仰，或者走投无路以及受到重大打击心灰意冷之时，佛门往往成了一个可去之处。皇帝虽然拥有天下，在这一点上，或许与普通人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顺治皇帝本人，的确曾与佛家十分亲近，甚至公开畈依佛门，而在他的生前身后，也的确有着许多痕迹似乎在无声地印证着传说。
巍巍紫禁城，沉默不语。
是什么样的真相，被尘封在岁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去正史中看看官方的说法。
§§§第二节 史料里的线索与轨迹
1.《世祖实录》、《遗诏》与《玉牒》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藏有明清两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当时的朝廷重视的，是《世祖实录》、《遗诏》和《玉牒》。在那段历史已经远去的今天，探索顺治死亡的真相自然应当从它们开始。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任的皇帝组织班底，依据各种原始的文书资料，以时间为序，为上一任的皇帝编撰的一生记录，是研究皇帝生平的最权威的档案。这是皇帝继位之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而且，要做的十分郑重，选用的编撰人员都是当时的名臣宿儒，所编成的《实录》，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存在皇史宬（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卫看护，别说平民百姓，就是朝中的文武大臣，不经特许，也很难看到片纸只字。由于保存精心，《清世祖实录》金黄色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
然而，在《清世祖实录》的一百余万字中，涉及顺治皇帝死亡的，只有第一百四十四卷里这样一段记录：“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一，顺治帝没有土朝，免去了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个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都统穆理玛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到了初六那天，顺治帝传谕礼部，大享殿的合祀大典礼仪，自己本来想亲自参加的，现在因为身体不适，去不了了，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在这份谕旨里，所用的词汇是“朕躬偶尔违和”，只是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意思，但是就在当天，病情迅速加剧，“上大渐”——“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同时，皇帝派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为皇帝消灾祈福。初七日子时，相当于现在二十三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稍早还不过是“朕躬偶尔违和”，接下来，则“大渐”了。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本来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的。所以“丁巳，子刻”，本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
但是，因为中间的“夜”字，又引起了另外的解释。按照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惯，天亮了才算一天的开始，至于夜里，往往算成前一天的时间。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仍然习惯于此，下意识地，常常并不说“今天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而是“昨天夜里两三点的时候”。许多史学研究专著中，都因此将其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向后拖了二十四个小时。即便如此，顺治皇帝从生病到去世，在时间上仍然显得特别紧凑，实在是太突然、太快了些。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何至于此？
而《实录》对皇帝的日常活动有着详细的记载，相形之下，记录顺治生病、死亡的文字，实在是少得可怜，而说到他的死亡，只有“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短短十一个字。时间，地点，此外，再也没有任何线索。为什么顺治的日常活动能有如此详尽的记载，而一国之主的生死大事，却以如此简略的方式交代过去？
而且，在《世祖实录》里，顺治的病因只字未提，这也是很蹊跷的。
档案馆还藏有《玉牒》，《玉牒》是皇帝的家谱。清朝的《玉牒》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黄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此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对其病因未作任何表述。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这一《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其内容一样令人费解。这份遗诏又叫罪己诏，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遗诏内容如下：“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遏，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讫，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机，岂能一无违错？惟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讫讬。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成使闻知。”
在这份遗诏里，顺治给自己总结了十四条罪状，深切自责。第一条，说自己才疏德浅，继承了太祖、太宗的帝位却没能发扬他们的遗风，而是渐习汉俗，以致国家没有治理好，没能给百姓造福。结合顺治朝的实际状况而论，他的统治与决策当然有失误的地方，但大方向还是好的，为刚定鼎中原的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更是为后来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是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是有现实需要的，也并不一定导致治理不好国家。所以，这一条近乎开场的套话，说的罪状应该不太成立。
第二条，说自己年幼丧父而继帝位，母后抚养教育自己长大，但如今却先母后而去，未尽孝仪，现今让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诚为不孝。孝庄皇太后抚养顺治、把他送上皇位、扶持他做皇帝，曾经面对种种危机都艰难支撑，力挽狂澜，如今顺治年纪轻轻却因病先母亲而薨，永违膝下，心中深感愧疚和自责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古人重孝悌，尤其是皇室，子不能为母养老送终可谓是大不孝。
第三条，是对第二条的再度加深，当年没能为父亲服衰居丧，深为遗憾，而今再无机会回报母亲养育之恩，反而让母亲承受丧子之痛。自诉的十四条罪状有两条都是强调对母后不孝的，可见顺治是很在乎母后的，尽管他们的关系曾经一度陷入紧张，也说明当时的孝庄皇太后的地位十分重要。
第四条，说宗室诸位王公贝勒，都是太祖、太宗的子孙，理应得到优厚的待遇，但自己却疏远他们，友爱不周。
第五条，说自己尤为倚重汉族官员而压制满族亲贵大臣，以至于满臣无心任事，不能施展个人才能。过重文官本是明亡之因，自己没能吸取教训，寒了满洲臣子的心，使得他们心灰意懒。第四第五这两条，一反顺治亲政以来的基本态度。他自身对汉学十分重视，努力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尽管以简亲王济度等为代表的满臣们的不满情绪一浪高过一浪，但顺治仍然逆流而上，坚守着他的用人方略。事实证明，他的举措虽然遭到朝廷满臣的打击，但却得到了超过满人数倍的天下汉人们的心，促使大清入关之初动荡的局势逐渐得以稳定，更是促进了满汉的民族融合。在遗诏中做出这样的自责，看起来未免勉强，也因此引出不少怀疑，认为这不是顺治本人的真实表达，进而推论出这份遗诏是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思。
第六条，说自己所持的用人标准过苛，而没能及时地发现人才、任用人才，致使举朝无才。顺治临终如此总结本朝的用人状态，显得十分自谦。顺治是大清征服天下的第一代皇帝，不少前明降臣降将在新朝廷上任职，他们要得到新主的认可就必然要兢兢业业，再加上顺治对前来归顺的汉臣十分重用，这就更使他们一心一意埋头苦干了。满臣们也都是刚跟着皇上得了天下，个个雄心勃勃，热情高涨，虽然皇上的重汉政策令他们不服，但也都能尽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差事。
第七条，说自己明知道官员的品德操守十分重要、不可忽视，却在实际操作中优容姑息，对不称职的官员即使知道其不尽责也不撤换，还举了刘宗正的例子，说自己已知他“偏私躁忌”，却还是让他继续任职。顺治作为一国之君，他是最高的管理者，在吏治方面自然要承担责任，而每朝每代，不称职的官员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管理者肯定会鞭长莫及，那么只要保证国家的重大职位及大部分岗位称职就已经很不错了，种种资料显示，顺治没有什么大的用人失误，反而他的用人制度有不少方面都很值得称赞。
第八条，说自己厚己薄人，损上益下，不顾国用艰难，在宫中花费甚多，甚至依靠减少官员俸禄来补贴军饷。
第九条和第八条的意思类似，又着重强调了自己在宫殿建造和生活器具上的奢靡浪费，而未能体及老百姓水生火热的生活。帝王为天下主，皇家的奢华在帝制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时是在建国初期，国库不是特别充裕，建设国家各方面都需要大笔银两，顺治对于皇宫开销还是有把握的，不说节俭，至少不是很奢侈，这对于一个年轻帝王来讲已经是说得过去了。
第十条，说爱妃董鄂氏去世，自己追封其为端敬皇后，丧礼逾制，诸事太过，并且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过分追念，甚至影响了国政。这一条提及了影响顺治人生的重要因素——他与董鄂氏之间的深切爱情。顺治是古代帝王中少有的性情中人，董鄂氏的葬礼的确奢靡盛大，有违当时的礼制，她去世后顺治极为伤痛，无心政务，纵情任情，甚至一心要剃度出家，弄得朝野猜忌不安。作为一个平常的男人，这只说明他的深情，但是对一个影响力巨大、决定一个国家前途的君王来说，却的确算得上失德了。
第十一条，说自己不以前明宦官误国为戒，过分信用委任宦官，还设立了十三衙门，致使其营私作弊，比以前还要严重。顺治的身边有个太监叫吴良辅，他对此人十分宠信，视其为心腹，甚至让他处理内务府的一些事宜。太监一般都没有什么文化，当有主子宠着他时，他就很有可能仗势做些苟且之事。吴良辅便如此，更何况他的主子是当朝皇帝，他与官员搞贿赂勾结，影响朝政，可是顺治仍然他没有严办。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有当时人的笔记说顺治皇帝前往悯忠寺看吴良辅落发，有可能他是作为皇帝的替身出家的。顺治去世后，朝廷以“变易祖制制度”的罪名将吴良辅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