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被人类发明出来之后，为社会文明和自然环境的卫生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富有经济头脑的人发现，厕所的功能远远不限于“方便”和“存储”，它还孕育着无限的商机，低层面上，它解决了相当数量的人员就业与生计；高层面上，它圆了多少人的发财致富之梦，成为商品经济链条上一个别具一格的小构件，我们姑且名之日：厕所经济。
变废为宝的古老传统
一些嘴皮子厉害的人在骂别人没本事时会来上这么一句：“整个就是一肥料加工厂!”这句话有多么刻薄多么恶毒就不去说它了，我们要问的是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自身的排泄物可以促进植物生长的。和历史上许多不解之谜一样，这可能也是一个永远没有定论的不解之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至少，我们可以翻翻老祖宗留下的各种文献，看看关于此问题的比较早的记载是在什么时候。
多粪肥田的朴素认识
“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十三经注疏·孟子·滕文公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9月第1版，2702页)孟子说，碰到灾荒之年，老百姓虽然拼命地往田里施肥料，但收成还是不好，而官府向老百姓收粮食的时候却反而要多收些。这是很荒谬的。孟子的话告诉我们，他那个时代农民已经把施肥作为粮食增产的一个重要手段。那时当然没有化肥，只能是以人粪肥为主了。荀子认为，多积肥，多施肥，保证土壤肥沃是农夫的职责之所在。《富国》：“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汉代的王充已经认识到深耕细作，多施肥料的重要性，论述了人力与地力的辩证关系，强调要以人力换地力：“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祖先们已经知道肥料之于农作物的作用，知道粪便并非纯粹的废物。而我们曾经引述过的庄子“用筐子盛马粪”的话恐怕也不单纯是为了环境卫生，也许还有积贮肥料的用意在里面。事实上，这个“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因为在此之前，老子的一段话已经说明，那个时代人们已经在有意识地收集肥料了“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河上公解释说：“粪者，粪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马以务农田。”老子说，社会要是没有规则和道德，城郊也会战马奔腾；社会要是井然有序呢，能征惯战的骏马也会拉上粪车去种田。如果认为老子的话说得还不是那样明白，那么，东汉的大科学家张衡就说得再肯定不过了：“却走马以粪车，何惜腰曩与飞兔。”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用马拉着粪车去田里送肥料已经是一种正常的农业劳动。朝拾马通(马粪)，暮拾马通
这种车载肥料的来源，一个当然是家积肥，另一个就应该是商品肥了。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确切地知道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了肥料的买卖，不过，史书告诉我们，五代时，已经有人以捡拾马粪为业，并且可以以此养家糊口。后唐长兴元年，枢密使安重诲挟私怨上书要求法办唐明宗的养子。明宗说：“朕为小将校时，家徒衣食不足，赖此儿荷石灰、收马粪存养，以至今贵为天子，而不能庇一儿!”(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中华书局，1997年9月缩印本，168页)唐明宗的话当然说得有情有义，但那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畴。这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中下层军官收入并不高，以至于要让儿子做这样一般人都不屑的又苦又脏又没面子的工作。他儿子拾的马粪应该是集中起来卖给农民去做肥料。当然，也有可能是：卖给一些城市居民当柴火烧。牛粪是可以晒干了用来烧火的，不知道马粪是否也可以当柴烧，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时候的粪便已经成了可以用来买卖，用来交换的商品，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维持家庭生计的经济来源，成了另外一部分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清代诗人邵长蘅写过一首《城根妇》诗，说的也是一个以捡马粪为生的妇女：“彼何者妇，椎髻蒙茸。朝拾马通(马通就是马粪)，暮拾马通。衣单腹饿，拾不满笼。”看来，这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古老职业。
面人眼里的捡粪人
16世纪中叶来华的葡萄牙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也注意到中国农业的这一特点，“这儿人口稠密，所以土地利用得很好，没有一块土地是没有被耕种的。在这儿，在我们去福州城的途经之处，我们很少见到牲畜，一路上只看到农民用于耕种土地的牛。他们只用一条牛耕地，因为这是当地的习惯，即使在其他有很多牲畜的地方也是这样。他们做一切都凭借智慧，而我们则全靠力气。这儿的人粪也值钱，我们以为那是由于缺少牲畜的缘故，其实不然，因为全中国都在利用这种东西。男子们在街上捡粪，如果对方愿意，就用蔬菜或柴作交换购粪。从保持城市良好卫生来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城市极其干净，因为没有这些脏东西。”([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海南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36页)狗屎络儿的现代人
事实上，拾粪一直是农村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行业。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也曾经以此为第二职业(主业是上学)，用捡拾来的粪去换集体的工分。那年月，一大清早，你就会偶尔看到一个拾粪者用一长柄铁锹肩着一只粪筐在乡间小道上寻觅。看他那专注的神情，会以为他昨天不小心丢了个钱包，以至于今天要起个大早来寻，而他所希望找到的竟然是一坨粪便。见到一堆粪便，其高兴程度绝不亚于见到一枚硬币。所以，当我的一个同学用“高兴”造句时就说：“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一堆冒着热气的牛粪，大吃一惊，连忙高兴地跑回家拿来了粪筐。”也许是他太高兴了，把“惊”字写成了“斤”，老师在课堂上给他的评语是：“怎么不吃死你!”拾粪，家乡人一概称之为拾狗屎，虽然那里面几乎没有狗屎而主要是人屎。顺理成章，捡粪的那个筐子叫做“狗屎络儿”，拾粪者被称为“狗屎络儿的”。筐子状如乡下扫垃圾的畚箕，上面用一三叉形的树枝做成二尺高左右的提手，行走时锹柄穿在提手顶端扛在肩上或者在臂弯里。这种搜寻是很辛苦的，想想就会明白，好好的路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狗屎”，何况，拾狗屎的还不是一个两个。乡谚云：“拾狗屎的光看见野鸡，打野鸡的光看见狗屎!”是写实，还是在说人生哲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狗屎络儿”又何尝不是厕所的一种延伸，或者是“移动厕所”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天堂里的倾脚头
厕所经济比较古老的规模经营方式是卖肥料，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我们最早见于南宋人吴自牧写的《梦粱录》一书。吴自牧在书中说，每年开春季节，大地回暖，冰融雪化。这时候，政府都要征雇疏浚沟渠的专业人员，疏通阴沟，清理河渠，捞淤去污，并把这些清出来的污泥雇船运到乡村旷野。家家户户的泔水垃圾，每天都有人来讨要了去(估计是养殖大户派人上门收取)。吴自牧特别讲到，像杭州这样的繁华城市，人口众多，居住拥挤，一般市民小户人家多没有条件建厕所，只用马桶，因此，每：天都有人上门来倒马桶，收取粪便。这种人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倾脚头”。天长日久，这些倾脚头都有了自己专门的主顾，形成了固定的服务范围或者叫势力范围，在自己的范围内不许他人染指。如果有人敢越线收取，必然引发争吵甚至斗殴。事情闹大了，街坊邻居劝说调解不了的，双方甚至要对簿公堂，直到把官司打赢为止。(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诸色杂买》，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112页)这些倾脚头一年四季，不惧脏苦，风雨无阻地上门给人家倒马桶，甚至不惜为此而大动干戈，显然不会是义务劳动，而是为了生存，为了利益。那么，他们这样一天忙到晚有多少收入，他们和户主又是怎么样往来，是户主给他们钱还是他们要给户主钱，还是以其他方式来表示，收来的粪便是他们自己拉回去作肥料还是卖给别人，卖给别人又是怎么卖，运输及运输费用如何解决，等等，这些问题吴自牧都没有告诉我们。
尽管如此，江浙一带人们的经济头脑和商品意识还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惊叹和启迪。惰民抬夜桶
明清时期，在浙江绍兴府一带还生活着一群特殊身份的人，这就是惰民。据说他们是宋代罪犯或战俘的后代，也有一说是他们的祖先是反抗朱元璋的英雄，朱元璋造反成功之后这些人当然没有好下场，他们的子孙就被贬为惰民。惰民天生低人一等，身份十分卑微，处处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惰民所赖以维持生计的职业都是一般人看不起的。比如清扫垃圾，清理厕所，等等。收集、运送粪便当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分内之事。当时一首宁波民谣说：“嘎击嘎击送，堕民抬夜桶。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冯尔康：《古人生活剪影·明清堕民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11页)民谣里反映出了对堕民的歧视态度，也说明环境的清洁卫生工作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是有工资报酬的：“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买卖兴隆的粪肥贸易
明朝后期来华的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自己的书中这样描述他们看到的肥料买卖：“既有机会提到各种商品，我就再讲一讲我们所见到的一种交易，看到人们居然抓住这么低贱肮脏的东西来为自己的贪心服务，令我们十分吃惊。这就是有许多人在买卖人粪。在他们眼中，人粪并非那么坏的一种商品，所以许多有声望的富商亦参与其中。人粪适合于浇在再次进入休耕期的秧苗地上，因为他们认为它比通常使用的粪肥更好……这种交易如此兴隆，以至有时在某个海港会看到有二三百条船入港装粪，犹如我国海港的轮船装运食盐。根据各地的需求，往往还要市场监察府进行分配才行。对于秧苗来说，人粪是上等肥料，中国的这一地区庄稼一年三熟，需要充足的肥料。”([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海南出版社，1998年6月第l版，189页)
在这段记录中，葡萄牙人给我们提供了几个重要情况：一是人粪肥买卖是一种很普遍的商品贸易，有许多人投身其中；二是人们对人粪买卖并无任何偏见，并不把人粪交易看成一种下贱的行当，因此，“许多有声望的富商亦参与其中。”三是当时这种贸易非常热火，一个港口甚至会同时有几百条粪船泊聚其间，可以想见其场面之宏大壮观。四是为了调剂平衡肥料的走向，甚至当时的政府也要参与其中进行分配调拨。当然，我们也能从记载中看到葡萄牙人自己对粪肥买卖的偏见，他们认为，这样低贱肮脏的东西还要用来做买卖，是一种“贪心”，并因此而“十分吃惊”。别具一格的交易习俗
粪肥业在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和交易链的同时，经过长期的贸易实践，买卖双方在交往中约定俗成，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买卖风俗和贸易习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倒是1556年到达广东的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给我们留下了零星的记载：“甚至人粪也得到利用，需要用钱购买，或用蔬菜交换，并且要上门掏粪。他们要付钱或付相等价值的东西，对方才允许他们打扫厕所，当他们背着粪把它从城里带走时，一路上气味难闻。为了减少臭味，他们把粪桶的外面打扫得很干净。再说，虽然粪桶没有盖子，但当地和城里是被打扫干净了。有些城市里用有盖的桶装粪，以免臭味外逸。这些粪用来浇菜园，他们说施了这种粪以后，眼见着蔬菜往上长。他们把粪和土混在一起，放在太阳底下发酵，就这样利用人粪。”([葡J．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海南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111页)平托进一步描述道：“欲购者走在街上，边走边敲击一块木板，其状犹如沿街乞讨。他们以此方式表明自己欲购何物，因为他们也承认所购之物的名称十分不雅，在大街上高声叫卖委实不妥。”([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海南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189页)
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看到在粪肥交易中既有钱货贸易，也有易货贸易。买粪人到户主家既可以拿钱购粪，也可以用蔬菜等农副产品与户主进行交换；买粪者自带工具，上门服务，还要帮主人家把厕所打扫干净；粪肥买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业风俗，“边走边敲击一块木板”以代替吆喝，犹如磨镜子、磨刀剪行业的“惊闺”(铁片、铜片串成)，算命打卦的盲人手里的“报君知”(竹板、铁片等物为之)，起到广而告之的效果；他们所以不采用有些行业通行的吆喝声做广告，完全是出于自爱，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购之物的名称十分不雅，在大街上高声叫卖委实不妥。”因而用敲击木板的响声来为自己做广告；葡萄牙人认为，虽然清厕人的“粪桶没有盖子”(有些城市里用有盖的桶装粪)，但当时中国的大街上能那么干净，就是因为这种肥料贸易的结果。规范垄断的近代粪肥业
到了近代，这一行的经营、管理等已经十分规范，或者说已经完全是垄断式家族式经营，黑社会的帮会组织已经完全以暴力手段控制了这一行的每个运行环节。倒马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封闭的商业运转体系。南方水乡的水粪业
南方水乡，沟渠纵横，水网交错，气候温暖，适宜于水生农作物的生长，以种植水稻为主，故耕作方式也以水田为主，习惯上用浇洒水粪的方式给农作物施肥。与之相适应，南方城市的粪肥业也就只能经营水粪。所有的运作方式也就围绕着水粪的概念展开。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
金嗓子周璇当年唱红过很多歌曲，有的以曲调动听迷人取胜，有的以歌词优美雅致见长。但有一首歌轰动上海滩，惊动小东洋，搞得舆论界沸沸扬扬，却是因为政治。这首歌叫《讨厌的早晨》，是电影《鸾凤和鸣》的插曲。歌中唱道：“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破尿布飘扬像国旗，这是晒台上的开幕礼。”影片反映的是上海石库门里的居民的日常生活，歌词里明显表现出沦陷区老百姓对乌烟瘴气的现实生活的不满。随着影片的上映，歌曲很快在街头传唱开来。歌曲作者马上被日伪当局传讯，认为“破尿布”一句有辱骂当局之嫌，扬言不仅要禁止此曲唱片的发行，还要下令影片禁映。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听说要禁映，急得团团转，只好托熟人赔礼道歉，结果是将歌词中的“破尿布”改为“旧被面”才得以过关。我们要说的当然与政治无关，而是歌曲中唱出的浓烈的生活气息：“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当年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居然是在粪车的报晓声中开始了繁忙喧嚣的一天。石库门里的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