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登上皇位后，平定了军阀割据的内乱，又解决了突厥侵扰的外忧，从此，他可以潜心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了。
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大规模开展整顿社会风气的教化活动。他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儒学，四处建立纪念孔子的庙堂，并用重金和官职吸引天下的儒士，让他们到京城来为自己服务。同时，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30年（贞观四年）令人主持对儒家五经做出详尽的解释，汇编成一百八十卷的《五经正义》。
唐太宗即位的初期，唐朝朝廷中就曾经进行过关于如何实现“天下大治”的讨论。封德弈等人认为：秦朝和汉朝都用刑法整治国家，所以唐朝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要用严刑峻法。魏征却坚决反对，坚持用“仁政”治国。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拿仁义治理国家的，国运长久；用刑法治理百姓的，即使能够收一时之效，但国家也会因此迅速败亡。我要用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除乱用刑罚、不管百姓死活的风气。”由此，唐太宗确立了贞观时期施政的总方针。
唐太宗说过：“自古以来，没有百姓心甘情愿去做盗贼。只是因为国家的赋税繁多、徭役繁重，而且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弄得百姓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所以，有盗贼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定过宽。百姓饥寒交迫，无暇顾及廉耻，因此才被迫偷盗抢掠。所以要防止盗贼，关键在于减轻税负、徭役，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丰衣足食。这样，盗贼自然就渐渐减少了。哪里用得着严厉的法律呢？”大臣们都觉得很有道理。
唐太宗又注意控制官宦阶层和皇亲国戚，不给他们特权，并且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使他们都畏惧国家刑法制度的威力而收敛自己，不侵凌欺压平民百姓。
这样的行政管理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间出现的这些景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也没有盗贼去抢劫，监狱常年空着。马牛成群遍布四野，住宅的门也不用关闭。连年不断的丰收，使每斗米价只要三四钱，行人旅客从京城到岭南，从山东到东海，都用不着携带干粮，可在沿途取用，进入山东的村落，过往的行客还会得到当地主人的热情接待和优厚的供给馈赠。这一切都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也是前朝无法比拟的。
唐太宗亲历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他完全清楚，人民的反抗，是因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与剥削造成的。当权的人，只顾自己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唐太宗以史为鉴，要求下级官吏节用爱民，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力戒奢侈。
有一次，唐太宗身患疾病，不宜居住在潮湿的宫殿里。所以，有的大臣就建议他建一座小阁楼。唐太宗一听到这个话，脑海里马上浮现出汉文帝的形象：
汉文帝曾经打算修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筹划，仔细一算，露台需要一百斤金子才能建成。汉文帝想了想说：“一百斤金子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呢。我继承了先帝的王位，常恐当之有愧，怎么还敢再劳民伤财？”于是不让修建露台。
唐太宗深知，天下的安定，要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基础。所以，他十分关心百姓的生活情况。听说百姓生活困苦，他就忧心忡忡；听说哪个地方遭了灾，他就像自己家里遭了灾一样。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长安一带出现了蝗虫，庄稼被蝗虫毁坏严重，眼看就要绝收。一天，唐太宗到禁苑中，看到蝗虫在苑中乱飞，就想起了被糟蹋的庄稼。所以，唐太宗非常生气，就狠狠地扑打抓住了几只，并对着蝗虫骂道：
“民以食为天，谷物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你们胆敢糟蹋。你们要吃粮食，不如来吃我的肺肠吧！”他说着就要把蝗虫呑到肚里去。
左右侍从见状大惊失色劝拦道：“这种害虫吃了会生病的。”
唐太宗说：“能为百姓除害，就是生病也要吃。”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蝗虫呑了下去。虽然吞食蝗虫的做法并不可取，但是却表达了唐太宗对百姓的关切之情。据史书记载，由于唐大宗勇呑蝗虫，所以长安一带那年的蝗虫果然没有对农作物造成太大的灾害。
在长安蝗虫肆虐的同时，关中又发生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有的老百姓为谋生计，被迫卖掉亲生儿女。唐太宗委派御史大夫杜淹巡回检查，了解情况。杜淹了解情况后，就如实报告给了唐太宗。唐太宗知道后十分震惊，拿出国库的金银，赎回被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他接着发下诏书，决定免征赋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诏书发下不久，关中就下了一场大雨，旱情有所缓解，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恢复过来。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洛阳遭受水灾，许多人无家可归，洛阳宫也被水淹没，受到了较大的损害。唐太宗知道以后，指示把洛阳宫被水毁坏的地方简单加以修缮（shan）就可以了。所余的木料，全部分给城中房倒屋塌的百姓。由于洪水来势凶猛，冲毁了不少百姓的房屋，很多人无家可归。所以，唐太宗又命人腾出明德宫和飞山宫的玄圃院，供无处栖身的人们居住，百姓们无不感激涕零。
唐初时期，由六朝沿袭而来的不良婚姻风俗愈演愈烈。一些豪门望族仰仗着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丝毫不重视儒家所倡导的关于婚姻的礼仪，只知道勒索财物聘金，嫁女一定要嫁给富人家；而一些新做官的人和有钱人家，因为羡慕这些人位高权重，争相和他们结成亲家，多送金玉布韦，使昏姻如同买卖。这样，出身豪门的媳妇仰仗自己的高贵出身和丰厚的嫁妆，往往对公婆不尊敬，对社会的风气产生了十分不好的影响，既乱了人伦，又损害了社会教化。
唐太宗发现了这个情况，认为再不加以制止，就会败坏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减弱，也会影响自己的统治。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下诏整治六朝门阀风气中形成的不良嫁娶风尚，要求禁止在世俗中形成的“门当户对、攀龙附凤”的不良习俗。
不久，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下嫁给礼部尚书王硅（gul）的儿子王敬直。王硅说：“自从近代以来风俗败坏浅薄，公主下嫁，废弃了拜见公婆的礼节。现在皇上既然下令禁止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认为一切行为都应该遵循礼法，那么我就应该接受公主的拜见。这并不是我在摆什么皇亲国戚的威风，我只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皇帝下这个禁令坚定的决心。既然皇上都能以身作则，大小官员、老百姓哪还有不遵守的道理？只有这样，我们所倡导的礼仪才能行于天下，而社会才能因此而稳定。”
唐太宗听了，哈哈大笑：“你说的的确有道理。我找的这个亲家真会替我着想啊。”
于是王硅和妻子同坐在公婆的座位上，让公主亲自跪拜，行子女之仪，礼毕之后才可退下。从此以后，公主下嫁到有公婆的家庭，都要对公婆行礼。
由于李世民对自己、对自己的亲人严格要求，朝廷上下，崇尚节俭、不尚浮华的风气流行起来，民间的古朴之风也成为时尚。虽然这并不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但民风纯朴、其乐陶陶的景象却为历代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