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罗马城再一次被北方蛮族攻破，而这一次，罗马帝国再也没有站起来，只剩下了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依然固若金汤。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完整、宏伟、无与伦比的大帝国已经崩塌了一多半，拜占庭帝国尽管仍然显得富有、强大和不可战胜，但也无力挽回这一切了。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整个欧洲都处在宗教的黑暗和普遍的贫穷之中，宗教和诸多小王国导致这片大陆处在无穷无尽的纷争。而最重要的是，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已经不再被欧洲人认可，宗教分裂导致东正教和天主教矛盾重重。更为可怕的是，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先后兴起导致拜占庭帝国腹背受敌，东西方贸易的主导权实际上被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先后控制，这最终使得整个欧洲陷入一个贫穷时代。
在欧洲这段最黑暗的时代里，只有环地中海区域的一些亮点还在熠熠生辉，那就是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威尼斯等少数几个城邦，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依靠捡拾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羹冷炙才生活的体面一些罢了。他们只能依靠传统的地中海海上优势才勉强与这些伊斯兰教国家抢得一份市场，而他们的不少财富也是依靠商业从本来已经贫穷的欧洲获得的。
这种贫穷和宗教矛盾使得欧洲国家在这段时期内几乎毫无作为，反而是贫穷刺激了北欧等欧洲更贫穷地区的居民被迫走上海盗之路，因此，这段时期内尽管欧洲诸多王国在地中海上默默无闻，但北欧海盗却大行其道，因此，整个欧洲几乎都处在海盗的阴影中——如果以海洋的角度审视欧洲，那么这段时期与其说是一个宗教黑暗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海盗辉煌的时代，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海盗侵袭过。而海盗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系列大帝国，如卡努特帝国、巴巴罗萨帝国等，另外，挪威、瑞典、荷兰、英国实际上都是海盗国家，欧洲文明进入到了一海盗文明时代。
其实，在这时期，不仅欧洲进入到海盗时代，整个世界除美洲和非洲外，东亚和印度洋阿拉伯海区域也都进入到一个海盗横行的时代，因为船舶已经相当发达。但东方与欧洲不同的是，它不是受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锁而陷入贫穷，而是来自帝国内部的政策：“海禁”，这种政策处于帝国统治者的两个目的：官方贸易垄断和防止民间与外部交流，但政治学家们的思考往往事与愿违，正是这种政策导致帝国的海疆成为帝国的忧患之地。
欧洲为了摆脱贫穷，一直希望打破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封锁，因此最终导致了十余次的“十字军”东征，但伊斯兰教徒们建立的堡垒如此坚固，一群欧洲乌合之众还是没能打破这种包围。这最终迫使欧洲人不得不向大西洋寻找出路。
第十一章 拜占庭帝国的捍卫者：里奥三世
君士坦丁堡：海洋与陆地的焦点
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至今令人感到固若金汤、甚至有些顽固不化的城市，或者用永恒之城来形容也不为过——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东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竟然又延续了整整一千年，而这个城市如此坚固，以至它能够对抗阿拉伯帝国或者其他敌对者数百年的攻击，从而维持了东罗马帝国的屹立不倒。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但实际上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自称“拜占庭”帝国，这个词是后世给东罗马帝国添加的。之所以被称为拜占庭是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是一座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航海殖民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兴建了卡儿西顿城。几年后，他们又在对面修建了另一座城市，这就是拜占庭（BYZANTIUM）。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284年-305年在位）取得了罗马帝国皇帝职权，此后，这终于结束了罗马帝国混乱不堪的局面。但为了解决矛盾和更加有效地治理庞大的帝国，戴克里先把整个罗马帝国分为四个部分，同时竟然也把皇帝的权力相应地一分为四，四个疆域分别由四个皇帝治理，即分别由两位正帝（奥古斯都、Augustus）及两位副帝（凯撒、Caesar）共同治理。这看起来似乎也挺有效果，因为这使得罗马帝国得到暂时的安定，这种四帝共治的方式也称之为多米那特制（Tetrarchy）。当时除了戴克里先以外，另一个正帝是马克西米安，戴克里先让他统治帝国的西部，而自己则成为东部的正帝。但在四帝中最高的统治者是戴克里先，然而这种分帝制统治模式显然具有一种分裂的危险，而罗马最终分为东西两个帝国也正是一般被认为起自戴克里先时代。值得一提的是，在戴克里先时代，尽管他对挽救混乱的罗马帝国功不可没，但却在针对基督教的斗争上最终归于失败。
公元306年，戴克里先之子君士坦丁一世继承罗马皇帝位，他重新统一了帝国，废除四帝共治制。同时他在宗教上也与父亲的政策背道而驰，他选择和基督教势力妥协，甚至于公元313年公布米兰敕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的都城迁往东部的拜占庭，并在这里大兴土木，重新建造了一个宏伟的大都市，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337年，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再一次陷入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君士坦丁一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分治帝国。
至狄奥多西一世（379年～395年在位）当政时罗马帝国曾一度恢复统一，但他死后帝国终于分裂为两部分：西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西罗马帝国此时早已内忧外患，内部接连不断发生人民起义，而边境地区则要应付外族入侵——在高卢发生巴高达运动，在北非有阿哥尼斯特运动，这些都动摇了帝国的基础。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击败罗马军队，并于410年攻占罗马城，公元418年西哥特人在高卢西南部建立西哥特王国，高卢东南部于457年出现了勃艮第王国，而汪达尔人则于439年在北非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另外，还有来自亚洲腹地的一股强大的冲击，那就是横扫欧亚大陆的匈奴骑兵，匈奴人于452年侵入意大利。476年9月，日耳曼人雇佣军领袖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个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至此灭亡。东哥德族的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率领东哥德族人击败奥多亚克领导的日尔曼雇佣军，然后自立为意大利统治者。于是，西罗马帝国的腹地也成立了一个新王国，即东哥德王国。
当西罗马帝国的辉煌从遥远地天际消失后，东罗马帝国却仍然气势恢宏，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君士坦丁堡固若金汤地存在。
君士坦丁堡坐落在一座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黄金角海湾，东扼博斯普鲁斯海峡，西边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这座城市无论怎么衡量都是一个战略要地——它处在黑海和地中海、东方和西方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它的地位和重要性在地中海东部几乎无与伦比。君士坦丁大帝在建造这座城市前也认识到这一点，明白这个地方既是一个贸易的十字路口，但也就必然同时是一个战略的十字路口，一个注定要饱受入侵威胁的城市，因此拜占庭帝国也从几方面加强这座城市的防卫：在海峡有一支拜占庭舰队时刻守卫；在陆地上除了坚固的城防本身外，还有两条军事通道直通这里，以便让君士坦丁堡随时得到支援，这就是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和小亚细亚军事公路。
君士坦丁堡的经济、政治、文化位置在当时都是无可代替，他扼守着黑海和地中海的连接点，也是西亚南北的交通必经之地，这就使它成为东西方的交通、贸易枢纽。正是如此，果然如君士坦丁大帝所料，这座城市也是劫难频频，早在公元194年，罗马皇帝因为这座城市的军民曾经支持他的政敌而迁怒整个城市，一怒之下将它夷为平地，这导致它在一个多世纪里默默无闻。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了修建新罗马的命令。他对建造这座新都城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几乎为此动用了罗马帝国全部的国力和财力。这座城市的城基面积就是他亲自确定的，这已经比当时的旧拜占庭扩大了十几倍。在他圈定城址时，这样的城市面积让他身边的人感到震惊，问道：“我的陛下，您还要继续向前走多远？”君士坦丁回答道：“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面前引路的神停下为止。”
君士坦丁一世从罗马帝国全国范围内征集了建筑工匠，按照罗马城的建筑格局重新建造了一个都城，设计中城中的赛车竞技场和罗马竞技场就是罗马的复制品，但更为宏大，里面的赛车道可同时容10辆赛车并驾齐驱。罗马帝国当时很多财富因此被转移到这座新都城，君士坦丁一世甚至为了及早建成这座城市而特意征调了40000名哥特雇佣兵投入工程中。
作为新都城，君士坦丁甚至立法将君士坦丁元老院提高到与罗马城元老院同等的地位，这使得这座城市甚至在后来远远超越了罗马，据估算，当时其人口已达到50-100万人，而直到13-14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也仅有20万人。为此，君士坦丁堡很快就成为罗马帝国五大教区之一，这五大教区是：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柯和拜占庭。
当聚敛了整个罗马的财富、抽取了东西方贸易高额利润后，这座城市变得无与伦比的辉煌和繁荣，对整个地中海来说，生活在这里就意味着过上了贵族生活。这里汇集了帝国、甚至周边国家的文人学士、商贾大旅，欧洲最早的大学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学，始建于5世纪。拜占庭的金币也成为了国际硬通货。公元4世纪后，罗马帝国逐渐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后，拜占庭帝国的历代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不仅自称罗马皇帝，而且保留罗马帝国的称号。
阿拉伯野心
当拜占庭帝国西面的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拜占庭帝国的东南也即将出现一个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强大的帝国，那就是迅速崛起的阿拉伯帝国。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在他创立伊斯兰教到他逝世时（632），仅仅2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的、政教合一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就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并且，这个帝国和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崛起一样，其崛起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外军事扩张的过程。
阿拉伯帝国自公元7世纪开始逐渐崛起为一个几乎与当年罗马帝国一样前强盛的大帝国。当阿拉伯帝国形成后，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帝国在“传播伊斯兰教”和“反对异教徒”的名义下开始了扩张性的圣战。阿拉伯帝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最后于1258年被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主要是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和倭马亚王朝时期及阿拔斯王朝的前期，至公元9世纪中叶后，突厥人渐渐在阿拔斯王朝中占据优势地位，阿拔斯王朝由此从鼎盛进入分裂和衰落。
在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被尊称为哈里发，意即真主使者的继承人，与罗马的选举制度有些类似，最初哈里发是由穆斯林公社选举产生。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帝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第一任哈里发是阿布·伯克尔（632～634在位），他的功绩主要是恢复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自第二任哈里发开始，阿拉伯帝国开始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张，第二任哈里发为欧麦尔（634～644年在位），也就是从他开始，公元634—656年，帝国的统治者开始了一项“伊斯兰远征”计划。于公元633年秋，组织三支阿拉伯军队，每支7500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经叙利亚沙漠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和埃及，阿拉伯帝国由此占领了从波斯湾到高加索，从伊拉克到波斯本土的广阔地域。第三任哈里发是奥斯曼·伊本·阿凡（644～656在位），他在位期间，阿拉伯帝国向东灭亡了萨珊王朝（651），向西攻占北非的昔兰尼加。第四任哈里发阿里（656～661在位）在位期间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张。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即位哈里发，并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从此改为世袭。
在倭马亚王朝内政稳固后，阿拉伯帝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扩张——在东面，阿拉伯帝国先后征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信德、以及印度的旁遮普地区，直抵印度河；在西面，阿拉伯人在攻占埃及和北非地区后，于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据了安达卢西亚，随后入侵法兰克王国，但在普瓦提埃战役（732年）中失败，由此退回西班牙，向西扩张的脚步逐渐停息，但此时的倭马亚大帝国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东起印度河、西抵大西洋，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和所有大帝国的崛起一样，他们都是在其他大帝国趋向衰落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崛起实际上要得益于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从没有停息过的征战，这导致当阿拉伯军队出现的时候，这两个庞大的帝国都已经疲惫不堪。636年，阿拉伯军队由瓦立德统帅又向伊拉克、叙利亚发动了攻击，他们攻克加萨尼王朝都会巴士拉，然后转向约旦的斐哈勒，最后直逼大马士革，用了6个月时间终于攻陷该城。
当拜占庭派遣一支5万人的军队解救大马士革的时候，阿拉伯人优秀的军事统帅瓦立德采取了放弃大马士革撤至雅穆克河畔，然后以2．5万人以逸待劳一举击败一倍于己的拜占庭军队，重新夺回大马士革。这让已经被围困两年的耶路撒冷感到了绝望，于638年投降。
阿拉伯人在取得叙利亚的同时，还向伊朗和埃及发动了进攻。633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伊拉克南部的希拉后，开始进军伊朗，637年6月1日，阿拉伯军队取得卡季西亚会战胜利，波斯帝国首都泰西丰陷落。随后，又攻占摩苏尔和讷哈范德两城，伊朗从此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639年底，阿拉伯军队对埃及发动了一场突袭，一举攻克皮卢希恩；640年，在开罗大败拜占庭军队；642年9月占领亚历山大里亚，进至昔兰尼加，从此，拜占庭失去了对埃及的统治；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夺走埃及后于643年攻占利比亚，647年又夺走了拜占庭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
当阿拉伯在陆地战争中突飞猛进的时候，阿拉伯认已经深入地中海，他们此时已经开始利用小亚细亚航海民族的帮助建造了一支强大的舰队。
到7世纪50年代，阿拉伯军队向西进几乎夺走了拜占庭在非洲的大部分属地，抵达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向东已侵入印度边界，向北抵达至亚美尼亚，南临印度洋，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新帝国。阿拉伯人的扩张直到659年因阿拉伯贵族争权夺利而暂时停止。661年，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为基地建立起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
当阿拉伯帝国内部纷争解决后，阿拉伯人又再次发动了第二轮扩张，这就是阿拉伯扩张第二阶段，从668年至750年。在第二阶段的扩张中，拜占庭的核心已经成了阿拉伯人主要攻击的目标。此时阿拉伯舰队已经在基齐库斯城建立海军基地，他们的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保卫战
其实在整个阿拉伯帝国期间，阿拉伯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君士坦丁堡，在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中亚、北非的主要属地之后，拜占庭帝国实力骤减，而阿拉伯目的是要彻底消灭拜占庭，如果从阿拉伯第二阶段开始把君士坦丁堡作为重点攻击目标算起的话，阿拉伯人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发动一次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但阿拉伯人始终未能如愿，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才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而正是君士坦丁堡的顽强固守，才使得阿拉伯人的扩张始终未能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因而黑海周边和欧洲腹地才幸免于难。
阿拉伯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战从公元717年开始至公元718年结束，长达整整13个月。在此之前，阿拉伯倭马亚王朝从669年起就多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但这座城市已经被拜占庭人反复加固了多次，阿拉伯人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如此牢不可破的都城。717年，阿拉伯军队再次出动陆海军20余万人、战船约2600艘，这一次阿拉伯人做了相当大的准备，他们一定要攻占这座城市，因为阿拉伯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而只要君士坦丁堡一天不破就意味着拜占庭帝国没有覆灭，这对阿拉伯的扩张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此时的拜占廷皇帝是里奥三世，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也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战略家。
阿拉伯军队首先以君士坦丁堡周围的沿海城市为目标，目的是首先夺取外围目标，因为这样既可以断绝君士坦丁堡与外界的联系，也能获得长期征战地进攻基地。这其实也是因为阿拉伯人多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未果，经验告诉他们，攻克君士坦丁堡绝非一朝一夕。为此，阿拉伯舰队首先渡过爱琴海，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攻占了基齐库斯城，并把这里改建为一个海军基地，这里成了这次战役的进攻桥头堡。
但由于在673—677年阿拉伯舰队每年夏季都会进攻君士坦丁堡，这反而让拜占庭不断加固城池、储备物资、调动军队，阿拉伯人这种逐级添火的进攻方式实际上适得其反，君士坦丁堡在创建之初就考虑到了战争的需要，因此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是一座堡垒，阿拉伯人持续而又不充分地进攻让拜占庭人已经对阿拉伯人的战术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673-677年的保卫战中突然实施了“希腊火”战术，这是一种由希腊人首先使用的一种混合液体燃烧剂，对木质浆帆战舰来说，这种火攻战术几乎是无法抵挡的。这最终导致阿拉伯舰队损失惨重，677年6月，阿拉伯舰队被迫撤离君士坦丁堡。而祸不单行，在残余的阿拉伯舰队回撤的途中，在途经小亚细亚南岸海面时遭到风暴袭击，同时拜占庭已经得到希腊的承诺，希腊舰队在此进行了阻截，已经损兵折将的阿拉伯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同时，阿拉伯陆军在小亚细亚也遭到惨败。这场战役最终迫使阿拉伯承认拜占庭的地位，678年，双方再度签订和约，阿拉伯国家甚至需要向拜占庭纳贡。
然而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却一路高歌猛进，697—698年，夺取迦太基，从此拜占庭在北非再没有任何属地，甚至在711年春，一支由300名阿拉伯人和7000名信奉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组成部队已经进入比利牛斯半岛。
尽管在678年阿拉伯人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但实际上除了在君士坦丁堡一役失败外，阿拉伯几乎在其他地区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对当时强盛的大唐帝国的进攻也获得了胜利。这就决定了阿拉伯人必然要卷土重来。
717年，阿拉伯军队水陆并进，再次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陆军中以骑兵和阿拉伯骆驼兵为主要攻击力量，共计20万人，他们从小亚细亚穿过，攻占阿拜多斯城后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希腊北部，包围了色雷斯；阿拉伯舰队的主力战舰1800艘从叙利亚和埃及港口出发，目标直指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支舰队中还有20艘各载100名重装步兵的大型战船，这是专门用来进行抢滩登陆作战的部队。
然而里奥三世这次指挥的拜占庭军队仍然采取了非常适当的战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们主动拆除了进港海口的那条巨大的防卫铁链，放任阿拉伯舰队浩浩荡荡地驶进港湾，当接近2000艘庞大的阿拉伯舰队拥挤在狭窄的海湾里的时候，拜占庭人再次开始火攻，拜占庭数量不多的战舰施放了“希腊火”，同时放出了点燃的小型纵火船，当舰船接战时，拜占庭人使用的投枪也都是捆绑了燃料的，这场火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拥挤在一起的阿拉伯舰队如同聚集在一起的干柴，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够让他们付之一炬。
当数千艘战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海湾中毁于一旦后，阿拉伯陆军也就等于失去了给养。而这时拜占庭人又用重金收买了保加利亚人，这些保加利亚人对阿拉伯陆军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阿拉伯陆军损失惨重。但最为让阿拉伯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另两支运送武器、士兵和粮食的阿拉伯舰队也被击溃。至此，围攻君士坦丁堡长达一年零一个月的阿拉伯军队，以失败而告终。
这场战役阿拉伯20多万军队被屠杀17万，2000艘战舰被毁，君士坦丁堡海战由此成了一个转折点，阿拉伯帝国在这次战役中投入了太多，这导致他们元气大伤。拜占庭开始向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展开进攻，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折，拜占庭转为战略进攻，阿拉伯转为战略防御。
746年，在塞浦路斯附近的大海战中，拜占庭击再次击溃了拥有1000多艘战舰的阿拉伯舰队，夺回了塞浦路斯。此后，失去海洋控制权的阿拉伯帝国厄运连连，在整个8世纪后半期，拜占庭一直把阿拉伯人驱逐到了小亚细亚的，这使得拜占庭从一个崩溃的边缘又恢复过来。
这场海战拜占庭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相反，与之相比波斯人却早早地投降了，这正是由于拜占庭人奉行了罗马人的一种精神：血战到底！正如阿诺德·汤因（Amold。J。Toynbee）比所说“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有所缩小；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见《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五十一章）
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拜占庭的特殊武器，那就是希腊火，拜占庭正是依靠这种独一无二的武器击退强大的阿拉伯人的。希腊火是在公元678年6月25日清晨让阿拉伯人记住的，在那场战役中阿拉伯舰队有三分之二的舰船被焚毁，而拜占庭一方确只有几十艘战船，这场战役如同当代著名拜占庭学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说：“这一胜利使欧洲免遭阿拉伯军队的蹂躏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征服，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胜利本身，它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个新海战技术让阿拉伯人在678年和717年两次进攻失利，然而当时整个阿拉伯帝国对此种武器一无所知。他们仅仅听说了一个来自拜占庭的说法，当拜占庭帝国伟大的查士丁尼大帝灵魂在看到君士坦丁堡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于是向上帝祈求，上帝为之感动，于是秘密传授给他一个配方，而这个配方就是希腊火的生产方法。
自然，阿拉伯人对此嗤之以鼻，但他们却相信的确存在一个配方，因为这种“希腊火”能够在水上燃烧，这对当时的木质战舰来说非常令人恐惧。
“希腊火”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对它的称呼，拜占庭人则称之为“海洋之火”或“流动之火”。阿拉伯人之所以称之为“希腊火”是因为后来他们了解到，这种火是在668年由一个名为佳利尼科斯的叙利亚工匠带往君士坦丁堡的，而这种火最早是由希腊人发明的，并且曾经很早就应用在海战中，但后来又随着希腊的没落而消失。对于希腊火的确切配方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由于它后来被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普遍使用，现代也多少弄清了它的一些基本配制方法。
这种火有两个基本特点：能在水上燃烧，本身也是液体。在拜占庭的战舰上，它是用一种虹吸管的原理喷射的，并且在喷射时伴随着让人惊恐的巨大轰鸣声，还散发出滚滚黑烟。现在已经基本了解到，这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轻质石油，也就是俗称石脑油的一种油料，希腊人在其中混入一定比例的硫磺、沥青、松香、树脂等易燃物质，在加热后这种油料就能而溶为燃烧性能极佳的液体，由于比重较轻，因而可以在水面飘浮和燃烧。但更为神秘的是，这种火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种火并不像其他油料一样需要事先点燃，而是在加热后直接喷出，当它遇到水后就会自己燃烧，而无论何种石油都没有这个特性，这就说，希腊人还在其中加入了另外一种引燃物，这种物质必须是遇水而燃。这种物质很可能就是磷化钙，而其来源可能是石灰石、骨炭甚至尿液。磷化钙是红棕色或灰色结晶块状物，熔点约1600℃，遇水、潮湿空气、酸类能分解，放出剧毒而有自燃危险的磷化氢气体，在潮湿状态下能够自燃。
阿拉伯人在两次海战失败后就千方百计希望得到这种希腊火的配方，而拜占庭也明白配方的战略价值，因此这种配方一直就是拜占庭绝对保守的秘密之一。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当827年一位拜占庭叛将逃到西西里后，阿拉伯人终于得到了机会，这位名叫优傅穆留斯的叛将，以出卖希腊火的秘密作为条件，希望艾格莱卜人（是阿拉伯人的一支）能帮助他消灭西西里的拜占庭军队，而艾格莱卜人就成了第一支将希腊火运用在实战中的阿拉伯军队，西西里岛由此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阿拉伯主人。此后，艾格莱卜人又把这个秘密更献给了同为阿拉伯人的另一个征服者——法蒂玛人，从此，阿拉伯人开始大量运用这种希腊火。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渐渐掌握了这种希腊火。1169年，法蒂玛人的舰队被摧毁，但希腊火却因一些火船分布在偏远港口而留存了下来。
1151年，法国被称为美男子的安如伯爵杰弗雷五世经曾用这种希腊火对付其治下的叛乱，在攻打蒙特利由伯里城堡的时候，竟然围困了三年没有攻克，最后动用了希腊火。杰弗雷将希腊火装在铁坛之内，加热之后用投石器掷向敌人，导致城堡成了一座燃烧的城市。
而后来，在十字军东征中，阿拉伯人正是利用这种其源自希腊的希腊火有效地对付了十字军。
丹麦人的海盗帝国：卡努特帝国
北欧海盗船
在欧洲整体的基督教文明中，其实也分为许多子文明，或者说实际上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文明，而整个欧洲文明实际上是这些地域文明汇集起来的大文明。北欧地区在欧洲历史的多数时间里都被视为一个偏远、蛮荒之地，而且从文化上也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中心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在北欧神话的世界里，主神是奥丁，他是首先是一位暴风之神、战斗之神，也是一个拥有无数女人的色欲之神。他至高无上，住在一个叫“瓦尔大厅”的神殿。凡在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勇士阵亡后就可以升天，成为奥丁神的宾客，到瓦尔大厅中和奥丁神生活在一起，永远享受美好的生活。
北欧的诸神分为两个部族，一个是以主神奥丁为首领的阿西尔部落，另一个就是以大海之神尼奥尔德为首领的瓦尼尔部落，有十二个主要的神。奥丁是主神，他的妻子弗丽嘉是女性欲望之神，掌管着性欲和婚姻，而他的长子索尔是雷神，享有强大的力量。索尔的妻子西芙掌管着土地和收获。洛基是奥丁的弟弟，是控制着火焰的火神。布吉拉是奥丁的另一个儿子，他散发着智慧的光辉，善于诗词和雄辩，贵为智慧之神。一对孪生兄弟巴尔德尔和霍尔德尔，他们分别是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海姆达尔是众神的守护神，他的儿子弗雷是丰饶之神，主司收成、生殖和爱情。弗雷的妹妹弗蕾亚是繁育之神，也掌管生育和爱情。提尔是巨人希米儿的儿子，他是象征着勇敢的战神。
除了主神之外，还有许多精灵和侏儒，他们属于半神，他们为神服务。当然，任何神话中有了神就必然还出现各种妖魔，北欧的神话中也同样充斥着各种怪物，有一张开嘴即可吞噬天地的怪狼；有以口衔尾，环绕人类世界的大蛇；有面色一半青色一半肉色的死亡女神。——我们之所以在这里首先提及北欧的神话，那是因为在这个神话文明（人类任何文明几乎都首先以神话为开端，故而这也是审视文明源头种群思想渊源的一个好办法）所具有的色彩拥有两个时分鲜明的特点：即海洋和战斗，同时充斥着一种野性的人欲，即贪婪和掠夺，而无论是战斗还是贪婪，对象只有两个：财富和女人。而从北欧的神话来看，他们的祖先主要就是以海洋为生，但在其神话文明中，海洋捕捞却不是主要内容，甚至连主管这一领域的主神都没有，那么，北欧的祖先如何从海洋上获得财富呢？那就是通过海上劫掠。
因此，生活在古代北欧的人类，信仰着他们的奥丁神，他们将战斗当成自己的生命，将战死当成一种荣耀，原因很简单，海盗既可以获得财富和女人，但也经常让他们在无休止的战斗中死去，他们战斗、迁徙、冒险，在恶劣的环境和沉浮的命运中顽强抗争。在他们的神话中，充斥着对抗强者的永恒战斗，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在千百年前乘着战船，四处远征，成就了一段英雄的历史，也给其他国家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实际上，纵观整个北欧历史可以发现，北欧文明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海盗文明，北欧地区绝大多数民族实际上都是海盗民族，其中尤以北欧的维金人（Viking）最为令人侧目，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绝对是北欧乃至欧洲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征服者。
至今，从北欧各地的海洋博物馆中，北欧海盗船仍然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初北欧海盗使用的是一种首尾尖细，向上翘起的海盗船，这种船看上去造型美观，具有一种征服者高昂的气势。在北欧数目众多的海洋博物馆中，其中一个海盗船博物馆里有3艘巨大的8—10世纪的“奥斯堡”号、“高克斯塔”号和“图内”号维金古船。
维金人的海船一般长70到100英尺，制作精良。这种船一个突出特色是船舵不是安在船尾，而是在右舷。船头有个可拆卸的龙头装饰，因此这种船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龙船”。当船驶进自己港口时，这种装饰通常要被卸下，以免破坏了友好的气氛，因为这种兽头标志通常意味着敌对和战斗。专家一般称这种龙头装饰为“兽头标记”。
维金战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海上劫掠或远行所设计的海战船，轻而窄，两侧布满划桨洞。当逆风行使或需要用力划桨时，桨手可以轻松降下船帆，在轻便的同时又很坚固，能够经受较大的风浪，方便在海岸停靠或在河上连接成船队；另一类是运送货物进行贸易的货船，船身又高又宽，船体也很重，桅杆高达42英尺，悬挂着大块方形的横船帆，这种船的设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载重航行时可保持稳定，可以有效应对大西洋的风浪。
维金这两种船的船身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船板，固定在船体上，船板间的空隙用由动物毛和植物纤维制成的线索填塞。船首是弯曲的，用一整块完整的橡木精雕细刻而成。龙骨的材料取自高大笔直的橡树，中部做成弧形以增大承重量，而龙骨两端则逐渐变窄，形成流线型通道。
维金人的战船有吃水浅，速度快，转向灵活的特点，十分适合海上远征，异地从事海盗活动。这种战船甚至可以作为冲锋登陆艇使用，因为当对岸发起突然袭击的时候，这种船可以直接冲上海滩。
维金战船一般以桨的多少划分维金战船的级别，如有六桨船和四桨船等。大型船如果要求每个水手都人手一桨时，在专业术语中则以横在船上的浆手坐板的数量来确定船的级别。“高克斯塔”号和“奥斯保”号分别为15坐板和16坐板船。每条坐板上坐两个桨手，另外还有观向员、船长等，所以这种船的定员编制大概在35人左右。
丹麦的海盗式扩张
公元793年6月，英格兰北海岸的林第斯法恩岛突然出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人，他们从一艘船头高高翘起的船上冲下来。他们身材健壮高大，平均身高1米7左右，按照当时的身高水平，他们已经是巨人了。他们顶着头盔，上面镶着牛角。火红或金黄的浓密胡须遮住了半张粗糙的面皮。他们的眼珠像大海一样幽蓝，却散发着骇人的杀气。这些人进入城市，抢劫民居，屠杀市民。更加然人不敢相信的是，他们竟然敢袭击并且抢劫神圣的修道院，还屠杀了大量教士，根本就不把庄严的十字架放在眼里。经过一番残暴的洗劫之后，他们将当地的教士和居民驱赶到船上，变成了他们的奴隶。这是林第斯法恩岛的英格兰人第一次看到彪捍的北欧海盗，从此之后，北欧海盗对欧洲海岸的疯狂洗劫便拉开了序幕。
维金人，当时的欧洲人也把他们称为Northman，即北方来客。而在北欧的语言中，这个词语包含着两重意思：首先是旅行，然后是掠夺。
维金人生活在公元800年到1066年之间，主要分布在日德兰半岛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们属于日尔曼民族，是现在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的先祖。由于这个民族主要就是从事海盗活动，因而他们远航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南临红海，西到北美，甚至向东一直延伸到巴格达，“北欧海盗”因而也在人类整个海洋征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般来说北欧海盗分为东西两支，东支以瑞典人为主，西支以丹麦人和挪威人为主。
应该说，维金人其实并非是一个血统纯正的民族，他们实际上的祖先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部族。而这个民族形成后，也很早就与欧洲腹地的主体文明有了接触，早在公元5年，恺撒和奥古斯都派过罗马舰队在日德兰半岛登陆，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了第一次接触。公元5世纪，辉煌的罗马帝国崩溃，日耳曼蛮族趁机不断侵扰他罗马领土，其中就有维金人。但在横扫欧亚大陆的匈奴潮驱赶下，原本散居北欧广阔地域内的日耳曼维金人也被迫向北、向西迁徙，这段时期也正是日耳曼人所谓的英雄时代，他们迁徙的脚步遍布了世界，东至俄罗斯，西迄法国海岸、布列登岛，南至西班牙、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北非，甚至格陵兰和部份美洲大陆都留有他们的足迹。历史学家将公元400到600年这段时期称为移民时代。
正是在这段时期，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不得不依靠驾驶着他们的小船到处从事海上贸易为生，当然，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没有显现出海盗的凶悍，他们只是一些被匈奴驱赶下海的农民，现在依靠小船成为老实巴交的小本商人。但是他们的活动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而通过贸易取得的丰厚利润和严酷的竞争也逐渐将他们推向了抢劫的道路。
实际上，冷酷的地理条件也是迫使维金人下海抢劫的一个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北欧与地中海不同，维金人所在的北欧地区，终年被厚厚的冰雪覆盖，冬天极为严寒。而且可供他们耕种和放牧的土地非常稀缺，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为了生存，维金人艰难地与大自然做着搏斗，从而养成了坚韧强悍的性格，这也是他们能够忍受海上艰苦生活的原因。
另外，维京人的部族文明也是支持他们走向海盗的原因之一，因为维金人一向过着家族群居的生活，每个人都竭力维护家族的利益和荣誉。如果家族中有一名男子被杀，那么家族就会要求凶手赔偿，或者干脆私下杀死凶手家族的成员。当女孩要出嫁的时候，家族就会列出一份清单让女孩选择她的如意郎君，他们也可以离婚，只要当着公证人的面说出要离婚的原因就行了。
维金人的儿童教育也显示出他们与罗马儿童拥有类似的一面，即要学习很多东西，男孩学习耕作、战斗技巧和航海术，还要学习工具和武器制造；女孩则学习纺线织布，制作黄油与奶酪。大多数维京人都从事农业和渔业劳动，但维金人只拥有少数几个重要的港口如约克和博卡。根据记载和挖掘到的遗址，可以农场的主建筑基本上都是长方形的屋子，富有一些的农庄会有另外一些独立的小屋，充当牲口栏和手工作坊，在这里可以自己制造工具和武器。
据资料记载，维金人早期的长屋一般有20米长，6米宽，有一到两个房间，全体家庭成员就在一间屋子工作、生活，与饲养的牲口混居在一起。正对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火塘，全家做饭或者取暖都在这里。每面墙上固定着木质的长椅，白天坐、晚上睡，底下还堆放着各式杂物。每户人家有一到两张高背椅，只有一家之主才有资格坐坐，或是来了什么特别尊贵的客人，在北欧一般的百姓家中是没有床的概念的。
在影视作品中的维金人，身披兽皮、头戴角盔，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角盔只有祭司和军事领袖会佩戴，而他们也只有在冬天的时候会身披兽皮，到了夏天就换上亚麻布织成的衣服，一些维金的贵族们还会穿上中国丝绸，以彰显他们的尊贵。
维京人会把贸易换来的黄金白银和宝石当作自己的装饰品，妇女戴上精心制作的项链，让自己显得高贵典雅。维京男人都是心灵手巧的艺术家，冬天他们不用航海的时候就会在家中制作各种武器和装饰品，他们先用青铜制成了大量的器具，然后将辛苦得来的黄金和白银融化掉，镀在青铜器具表面，有些艺术品甚至保存到现在都依然十分漂亮。
维金人一般分为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王侯，多为大领主，世袭的贵族；第二个阶层是自由人，他们是军队的主力，也是武士；最下阶层则是奴隶。一个自由人如果丧失了所有的土地就可以变成奴隶，而如果忠诚侍奉主人，那么也可能到赎身为自由人的机会。最早的时候，国王是权利最大的贵族，几乎所有的重大事情都是由他决定。但发展到后来，国王的权利被缩小了，贵族要与自由人定期开会，一起决定王国的重大事件。维京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国王和大会的全部法令，违背法令的人将被开除出部落，从此过上放逐的生活，不能耕作任何土地，也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只能躲在山洞中以偷盗为生。
在匈奴人的持续攻击和内部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维京人是一夫多妻制，每个家庭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维金人的生产水平却仍然发展缓慢，因而慢慢地，斯堪的纳维亚走入了一个动荡的年代，领主之间为了争权而大小战争不断。人口的增长也逐渐带来恶梦，8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只有两百万居民，可是到9世纪初的时候，人口已经多到当地的资源无法满足需求了。加上当时国内的赋税非常沉重，有资料记载：“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的地位献出贡品，地位最高的人必须献出15张貂皮、5张驯鹿皮以及1张熊皮、11件用熊皮或水獭皮制成的短大衣、2根船缆、1张鲸皮，外加其他海豹皮及一些从北方的鸭窝里收集来的羽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再也无法在国内谋生了，他们天生勇猛，富于冒险精神，从小又学习了航海技术和战斗技巧，于是很多人干脆就拿起了刀剑，踏上了海盗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维金人对财富的定义也逐渐变化，贵重金属尤其是白银慢慢取代了农作物，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有了财富就可以获得土地，而有了土地就拥有了权力和声望。当时维金社会的家族财产通常由长子继承，其他的男性后裔若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有另外的资本，这个时候很多人就选择了到异国冒险，不少人甚至因此定居在了异乡。
实际上，海盗船上的生活并不比陆地上好到哪里，甚至船上的生活显得更加艰辛的。维京海盗战船的甲板都是露天的，所以海盗们不得不忍受风暴的袭击和烈日的炙烤，为此，他们把用油脂浸过的皮革覆盖在船的某些部位，勉强可以挡住一些小风雨，可是如果遇上大西洋的狂风巨浪，那就毫不管用了。水手们穿着毛皮制成的衣服，挤在可容纳两人的毛皮睡袋中在甲板上睡觉，有许多人因为这种恶劣的条件而在航行中死去，他们或者是被冻死，或者是在风浪中被卷入大海淹死。当北欧海盗们不得不在陆上行进的时候，他们必须先把自己的船抬出水面，然后再拉着它走或将它放置在圆木上滚动来搬动。冬季时，他们会在结冰的河面和湖面上，从一个地方滑到另一个地方。
北欧海盗兼商人的贸易网实际上覆盖的范围相当远，这要感谢几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同欧洲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所以对欧洲的海上航线还是比较熟悉的。部分海盗向北航行，渡过波罗的海，在旧拉多加和诺夫哥罗德等城镇建立贸易基地，并远航俄罗斯，到达基辅和保加尔。甚至有些船队一直远航至里海，将船只停留在当地，然后赶着骆驼商队前往巴格达和阿拉伯人做生意。还有一部分海盗就向西南拓展，大肆侵扰不列颠半岛，后来还夺取了诺曼第。同时，他们还向各个地方移民，北欧海盗作为殖民者，包括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等地。生活在冰岛的维金人还相继在格陵兰岛上建立了两个移民区。据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500年，维金人就已经到达过北美洲海岸，还在纽芬兰岛上短暂停留过。总的来说从挪威出发的维金人向西发展；丹麦海盗则向南攻击荷兰北部，接着向英格兰、法国、西班牙、地中海进发；东部的瑞典维金人则进入斯拉夫人的领域。
自然，维金人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武器和各种金钱，而他们此时拥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武器。考古学家曾掘开一个北欧海盗的墓穴，他们发现了西班牙、埃及、叙利亚、巴格达以及中亚塔什干城的银币。海盗的身旁随葬着斧子、矛和短剑，还有几把小刀、一面盾和一个腰带扣。
最初的时候，维金人一般只会袭击海岸城市，海盗的队伍也比较精练，一般只有一两只船的人马，一抢到财物就马上离开。但是慢慢地他们开始形成比较大的船队四处抢劫——这种海盗船队实际上比许多欧洲国家的海军舰队的规模还要庞大，也正因为如此，维金人让整个欧洲都感到胆寒，北欧的国家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王国。
巴黎之难
公元845年，是巴黎人难以忘记的日子。
丹麦海盗船长拉格纳突然率领着一支拥有120艘战船的海盗舰队来到了巴黎。当维金人兵临城下之时，当时的法国国王“秃头查理”立即调遣军队进行抵抗。他将队伍分成两队，让他们分别驻守在塞纳河的两岸。
然而，久经战阵的拉格纳船长很快发现这两只队伍的实力并不均匀，其中一队看上去要比另外一队要弱很多。于是他当机立断下达命令，突袭实力比较弱的那一方。很快，法国人就被这群高大的维金人打败了，有100多人成为了俘虏。
当初战告捷后，维金人开始了一场震慑心理战，拉格纳命令在塞纳河边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表达他们对伟大的奥丁神的忠诚，而祭品就是那100多位战俘，这些可怜的法国士兵被这帮残忍的强盗活活在家门口绞死了。而塞纳河对岸的士兵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景，这让他们感到十分恐怖，法国军队的中弥漫着一股被吊死的阴影。而拉格纳则像是一个老道的巫师，他命令趁法国兵营上空那股阴影还没有散去之前一鼓作气攻下巴黎。果然，维金人并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就冲进了巴黎——自然，胜利者的盛宴开始了，维金人快乐地抢劫着，他们杀人抢劫无所不作，整个巴黎立即陷入一片黑暗。“秃头”查理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一切，还能做什么呢？他只能提出用巨额的赎金来换取这群魔鬼的离开。自然，这很符合这群丹麦人的胃口，他们的目的就是为钱而来，于是拉格纳接受了谈判条件，拿着7000磅法兰克银币离开了已经一片恐慌的巴黎。在离开巴黎城门的时候，拉格纳手握一根取自巴黎城门的木条，作为这次胜利的纪念。
“秃头”查理的无能和法国军队的懦弱不堪令维金人感到惊喜，也让整个欧洲感到震惊，因为作为欧洲腹地文明之都的巴黎、作为一向以欧洲大陆主人自居的法国竟然如此轻易地屈从于一伙打劫者，这无疑让整个欧洲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不知道这些丹麦人究竟拥有多么强大的作战力，能够这么轻易地从法国国王那里索要财富。果然，欧洲人的担心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从开了这个先例之后，欧洲人的懦弱为他们引来了一次次灾难。当维金人发现取得胜利是如此容易之后，就越来越频繁地去侵占欧洲沿海。据资料统计，在公元9到10世纪，法兰克人有据可查的先后至少15次付给维京人赎金，总数超过40000磅银币和600磅金币。同期的英国人更加倒霉，他们付出了至少15万磅的巨额银币。而这些维金人回去之后，就把这些战利品加热融化，制成各种徽章、护身符、项圈和各种装饰品戴在身上，用来炫耀自己的勇敢和赫赫战功。
如果恶梦总是继续，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恶性循环。丹麦人的抢劫并非是为了缓解一时的危机，也并非出自国家竞争，而是出于整个民族的生存需要，正如无论罗马帝国给与北方蛮族和匈奴多少赎金和供品，也永远也填不满他们的胃口，因为他们是天生的食肉动物。这种轻而易举的攻击-赎金模式自然是抢劫者最希望看到的，无论是陆地上的蛮族或者是海盗，他们都是胃口越来越大的狮子，因而，欧洲除非给与他们一次毁灭性打击，否则这种循环将变为永恒。此后，维京人在弗里西亚和西法兰克王国为非作歹，大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而轻易地得手也刺激了更多的维京人参与抢劫，海盗船因此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一位英国教士的手记中提到：“这些北方来的异教徒乘船来到不列颠，象蛰人的大黄蜂，又像可怕的狼群迅速散布到各个角落。”“他们疯狂的抢劫，把所有的东西都糟蹋殆尽，他们肮脏的脚印玷污了圣地，他们在神坛上使劲挖掘，抢走了教堂的所有财宝。他们杀死了一些教友，又绑走了一些，被他们掳掠走的教友，被迫赤身裸体，受尽屈辱，有一些淹死在大海中。”还有一个教士提到：“船只的数目不断增加，维京人有如潮水般铺天盖地涌来，到处都有基督的信徒遭到杀戮和劫掠。”查理曼大帝的宫廷学者，同时是一位牧师的阿尔昆描述维金人说：“像大街上的畜粪一样，在上帝的殿堂里玷污圣徒的身体。”
更坏的消息是，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往往愈演愈烈——巴黎人的恶梦没有结束，公元885年，维金人为了寻找通路进入富饶的马恩河谷作为殖民地，又一次大举入侵巴黎。
公元885年11月24日清晨，巴黎人又一次感觉到了40年前的恐惧——而这次更多，多达700艘丹麦舰队载着4万多北欧海盗出现在塞纳河口。
一位法国教士记载：“我们在睡梦中醒来，恐怖地发现，我们这些虔诚的忠实信徒可能已经被上帝抛弃了。”
“一群野蛮的异教徒，超过两队人马从下游掐住了塞纳河的咽喉。”
“人数之众以至于巴黎人完全看不到河水，只能看到一片密密麻麻的桅杆。”
由此可见，维金人的气势是多么的凶猛，这一次远征的首领是丹麦人西格弗雷德。但是他们这次远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巴黎，而是要寻找通路进入马恩河谷，对那里的城镇进行劫掠，依靠那里肥沃的土地渡过寒冷的冬天，然后就盘踞在那里，从此把这块富蔗的地方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一直饱受北欧大自然折磨的维金人总是对这样的地方垂涎三尺，希望攻占下来移民过来，便可以摆脱恶劣的生存条件。
对巴黎而言，这总算是坏消息中的一个好消息。这支丹麦海盗舰队因此并不打算在巴黎花太大的力气，那样的话会折损他们的实力，对他们以后的行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些丹麦人都是常年作战的职业海盗，实际上远比自以为是的巴黎市民要精明得多，他们的头脑却并不简单——如果他们真的想攻打巴黎，那么就不用等到天亮了。他们要做的只是突破几座连结巴黎城堡和塞纳河各条河岸的低矮小桥，如果巴黎人肯配合一些，他们也绝不会对巴黎动武。于是西格弗雷德向守卫巴黎城的奥多伯爵和教会领袖约斯兰大主教建议：“请赐予你自己和你的信徒怜悯之心，请听好，我们只是请求你们放行，决不侵扰你们。”可是他的谦恭并没有换来巴黎的妥协，也许，巴黎人对这些丹麦人反复无常早已失去任何信任，也许这次巴黎人打算跟维金人拼个你死我活。无论怎样，约斯兰大主教回绝了他：“我们的王国版图覆盖君主、国王和上帝统治下的所有土地。王国不能被毁灭，必须通过坚守巴黎来自救。”
然而，实际上巴黎人还是有些心虚的，他们在心底仍然心存侥幸，希望战争不要发生，可是他们关于和解的请求被丹麦人更加坚定地拒绝了。强悍的海盗绝对不会在到达目标之前半途而废——何况他们对攻入巴黎早已视为囊中取物。
西格弗雷德说：“我从不让手中的宝剑做不光彩和无价值的事，但是，如果你确实无法满足我提出的要求，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们会在破晓时分射出毒箭，一直战斗到夜晚，或许大家都会感到十分疲惫，但战斗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这时候，你应该记住一条真理：拥有优势的抢劫者在这个时候往往言出必行。果然，维金人说到做到，第二天凌晨，他们就发起了攻击。巴黎人也许也被真的激怒了，这一次他们空前团结——弓箭、石头、火球从巴黎城中飞到丹麦人的船上，许多丹麦人都被砸进了塞纳河底，还有人中箭身亡。面对这种带着愤怒情绪的城防反攻，丹麦人的近战盾牌和盔甲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可是维金人生来就是奥丁神的勇士，他们愤怒起来远比巴黎小市民们要暴烈的多，尤其是他们丝毫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笃信，战死之后的他们将会前往奥丁神的圣殿，永远陪伴奥丁神幸福地生活。
丹麦人用弓箭和投石器还击还击巴黎的军民，他们拼命撞击着城门，试图攻进去。巴黎人则用一切用到的东西砸向维金人，还将滚烫的油和烧着的沥青倒在他们头上。而维金人就将火球投入巴黎城内。这场巴黎攻防战果然一直进行到了深夜，在入夜后，巴黎城内的火光映红了夜空。但直到此时丹麦人仍然没有能够攻下巴黎。西格弗雷德不得不另做打算，于是他命令包围整个巴黎，他希望长期围困能够把巴黎人拖垮。丹麦人立即封锁了河道，堵住了巴黎通往外界的所有道路。然而，这一次巴黎人看来真的并不愿意屈服，他们把以前的巴黎大主教圣杰梅的心脏和骸骨放在堡垒周围，表明自己的力量源自忠诚的信仰，相信上帝必将守护巴黎城。时间很快就过去了，886年1月，维金人又发起了一轮攻击，他们放出了纵火船试图将一座桥烧毁，可是船被石头桥墩卡住，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僵持就这样开始了，双方进行着漫长的拉锯战。886年9月，这场战争几乎进行了一年的时候，西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的援军才姗姗来迟。然而，似乎姗姗来迟总是一句贬义词，这场战斗最后还是以丹麦人取得胜利而告终。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胖子”查理只好同意打开上游的河道，还付给他们700磅白银作为赎金，条件是不能再骚扰巴黎城。
然而，“胖子”查理这个国王显然更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他的这个协定却让巴黎人愤怒了——难道他们苦苦抗争了一年的结果却是这样的？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罢黜了“胖子”查理，将带领他们守城的奥多伯爵推上了国王的宝座。
但对维金海盗来说，这场战役的结果如此令人满意，因为他们实现了最初的设想，到了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很多维金人已经在法兰克沿岸很多地方定居了。公元911年，查理三世即位西法兰克王国国王，为了避免战争，他作出让步，与北欧海盗首领罗洛立约，封他为公爵，还将塞纳河口一带地方划归他统治，起名罗洛。作为回报，罗洛发誓皈依基督教，并从此效忠法兰克国王效，帮助法兰克对抗他的同胞维金海盗。之后罗洛与一位法兰克贵族夫人结了婚。以后这里有大批维京人前来定居，这帮北欧海盗慢慢发展，形成诺曼底公爵领。
当得到法国的金钱、爵位和领地后，法国人还不得不贡献出他们的女人，因为罗洛令人艳羡的法国贵族生活，许多在诺曼底定居的北欧海盗都娶了法兰克妇女为妻，并且改信基督教。而法国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也有东西安慰自己，因为定居下来的海盗们身上的海盗气质慢慢地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国人的优雅，而他们也不愿意回到气候恶劣的北欧，从此安心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在这里开始信仰基督教，而且非常虔诚。他们爱干净注重外表，很讲究对头发、胡子的修饰。到11世纪时，诺曼底已完全法国化，成为法国的一个大封建领地。
维金海盗与卡努特帝国
当然，与法国一海之隔的英国也一样，他们也受到了维金人的不断侵犯。851年，丹麦人也开始攻打英国，并且从865年到880年，丹麦人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英格兰，873年英格兰小国东盎格鲁国王埃蒙德被俘虏后被维金人用乱箭射死。
同样，英国佬也无法嘲笑法国佬，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没有表现出多少英雄气概，只有英格兰西南的威塞克斯王国能够比较有效地对抗海盗的袭击。而当时这个王国的国王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对此，袭击英国的维金海盗感到有些委屈，他们没有袭击法国的同行那样幸运，遇到的都是些无能之辈，而阿尔弗雷德大帝却是一个军事天才。他以环状链式布置了诸多要塞，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把维金人挡在王国之外。除此之外，他还亲自设计组建了一支两侧船舷极高，吃水浅速度快的新型快速舰队，既可以防止维金人登船，又可以用实力相当的战舰和维京人在海上作战。
但是，显然仅仅一个英格兰小王国坚贞的抵抗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整个英格兰已经到处都充斥着维金海盗。阿尔弗雷德的王国也不得不向这种海盗气候作出某些妥协，公元886年，为了表达与新邻居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他与丹麦军事首领古特伦签订了和平协定，按照协议，丹麦人正式控制英格兰北部和东部一带，从泰晤士河口到爱尔兰海一片面积为25000平方公里。然后，英国人还不得不允许丹麦人保留对奥丁神和索尔神的崇拜，但是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凶悍的丹麦人还是慢慢地被当地人同化了，他们也渐渐变成了英格兰的顺民。在公元9世纪，在东面作战的另一群维金人挪威人控制了大半个爱尔兰，并建立了都柏林（现在的爱尔兰首都）。
在法国和英国享受维金海盗的蹂躏的同时，907年，瑞典人也攻击了俄罗斯地区，然后从海路袭击君士坦丁堡，横扫拜占庭帝国海岸线所有要塞。迫使拜占庭帝国向他们进奉贡品，并签下商业协定，给予罗斯人，也就是已经在俄罗斯地区定居下来的瑞典人贸易特权。
公元1016年丹麦海盗首领卡努特武力抢夺到英格兰王位，并成功统治英格兰近20年（1016－1035），在卡努特的年代，维京海盗的军事成就达到颠峰。在这个时代，卡努特统治了“海上大帝国”，领土囊括丹麦、挪威、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直到1042年，卡努特帝国崩溃，英格兰才恢复独立。
丹麦海盗国王斯凡在1014年征服了英格兰的大部分领土，因而他成为被英格兰人承认的第一位丹麦海盗国王。然而这位被称为八字须王的君主却没能享受到多少英格兰人的恭维，他的英格兰王位还没有坐热就死去了。
斯凡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哈拉尔和卡努特分享了他留下的帝国，哈拉尔统治丹麦，卡努特统治英格兰。然而，屈服于斯凡武力下的英格兰人以为能够趁机赶走这位新海盗国王，他们宣布不承认卡努特的王位，转而支持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承人。英格兰人的暴动迫使卡努特不得不暂时退出英格兰，回到丹麦。第二年，即1015年，卡努特说服其兄哈拉尔，率领一支庞大的丹麦海盗舰队向英格兰进军，当登上英格兰土地后，丹麦海盗再次发挥出他们凶狠、冷酷、善战的特点，这让英格兰人有一次尝到了苦头，卡努特一举击败了骄傲的英格兰人。1016年，卡努特和英格兰人达成了协议，英格兰被一分为二，卡努特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承人埃德蒙二世将平分英格兰。
然而，英国人的不幸还在继续，就在协议签署后不久，埃德蒙二世与这年11月死去，卡努特立即撕毁了协议，向阿尔弗雷德大帝留下的王国进攻，这场突然袭击让英格兰人措手不及，卡努特则轻而易举地统一了全英格兰。
显然，奥丁神更青睐卡努特，1018年，哈拉尔死去，卡努特随即成为丹麦之王，此时，他的帝国已经包括英格兰和丹麦两大部分。当卡努特同时拥有了两个王国后，他必须为此建立一个能够随时听候他调遣的近卫军，当然，这支近卫军实际上主要是由丹麦贵族子弟组成，这实际上等于将丹麦和英格兰贵族统一配置在卡努特的王权之下，这显然是一个聪明的主意，他的帝国因而变得相当稳固。
当帝国内部变得稳定后，卡努特像所有伟大的君主和伟大的海盗一样，扩张的欲望就变得更加强烈。这时，奥丁神再次给了他一个指引，那就是此时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正在面临一次重大危机，奥拉夫二世与挪威贵族之间出现了裂痕。卡努特迅速与挪威贵族们达成协议，卡努特将出兵挪威，而挪威贵族则将策应卡努特。1028年，当卡努特的海盗帝国舰队出现在挪威海岸的时候，奥拉夫二世只好选择逃亡国外。卡努特于是顺利成为挪威国王，他现在同时是英格兰、丹麦和挪威三个王国的国王。1230年，卡努特彻底击败卷土重来的奥拉夫二世，奥拉夫二世战死。而此时，他的帝国版图上又增加了一块，那就是瑞典南部地区，还有就是对苏格兰的战争进展顺利，因而，此时的卡努特帝国已经是一个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大部、丹麦、挪威、瑞典南部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也被称为“北海帝国”。这是北海沿岸诸国唯一一次大统一。
卡努特帝国尽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帝国，然而，卡努特这位君主却并非仅仅知道掠夺和贪婪，他统治下的卡努特帝国实际上正相反，是一个繁荣的帝国。而卡努特本人也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对于喜欢依靠奉承赢得官职的人来说，卡努特是个相当难对付的家伙——当一个恭维卡努特说，他是伟大的海洋之神，海洋也会听从他的命令时，卡努特就命令把一把椅子放置在海边，然后向大海下令说不许弄湿这把椅子的椅脚，然而，海水对他的命令置若罔闻，椅脚仍然被浸湿了。卡努特于是借题发挥道，只有上帝才是大海的统治者，而世俗的国王只拥有很小的一点权力——他当然不相信他自己就是海洋之神，他也不屑于仅仅为揭穿一个奉承之徒而大费周章，然而，他消除丹麦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却是相当重要——我们应该注意到，他提到的是“上帝”而不是“奥丁”，也就是说，卡努特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也正是在卡努特时期，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地区的基督教才获得巨大发展，北欧因而被融入基督教世界。
作为伟大的君主，自然应该有一部伟大的法典，因为如果说军队能征服一切，那么法典就能稳固一切。卡努特时期制定了《卡努特法典》，并且，卡努特有意为这部法典树立了一个不可触犯的权威故事：当有一次卡努特自己触犯了这部法典后，他立即命令到闹市区去，让官吏当众惩罚自己。
当然，伟大的君主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则：一切神或者法典实际上都只是为他服务的工具，谁都需要把神和法典奉若神明，而只有他自己却一定要置身事外。
卡努特十分喜爱英格兰，因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英格兰，至于丹麦事务，实际上都委托给他的副王、即他的妹夫乌尔夫伯爵处理。然而，乌尔夫却希望能够与卡努特分庭抗礼，他利用丹麦一些贵族对卡努特的不满希望发动一场政变，然而，卡努特的间谍工作部门显然要比乌尔夫的保密措施做的好，卡努特得到了阴谋即将发生的消息，于是立即赶回了丹麦。乌尔夫只好逃进一所教堂，因为他认为卡努特自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而教堂是圣地，他不会在教堂杀人。但乌尔夫显然轻信了卡努特的神话政治，卡努特的士兵仍然追杀进教堂，并且就在耶稣基督的神像面前杀死了乌尔夫。
当然，补救措施很容易，卡努特给了他妹妹和教堂一笔巨额罚款。
卡努特成功统治了这个庞大帝国20年，于1035年死去。他死后不久，这个庞大帝国不久就由于缺乏和他一样伟大的继承人而分崩离析。
热那亚与威尼斯
意大利的地位
尽管整个环地中海地区是一个整体海洋文明体系，但我们纵观历史却可以发现，地中海的经济和权力中心却有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大体上在向西移——首先，在苏美尔文明及古埃及时代，地中海的主要贸易线是从西亚通过西奈半岛到埃及，这自然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在早期文明中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区，因此，连接两者的贸易线是最主要、最繁忙的；其后，贸易线稍微偏移到了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东岸地区，当然，此时埃及和西亚仍然是两大贸易区，但希腊和欧洲腹地也逐渐兴盛起来，因此，贸易枢纽也相应地稍微偏移，在这段时期内也就是菲尼基人最辉煌的时代；在菲尼基人如日中天的时候，随着希腊地区的兴盛，希腊人也在争夺菲尼基人的贸易利润，因此，贸易枢纽也在渐渐向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方向偏移，这成就了克里特文明；之后，迈锡尼文明成为地中海的重心，显而易见，是因为这一地区是一个通向地中海周边的中心枢纽；在迈锡尼文明之后，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已经进入到一个贸易大繁荣的时代，因而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明开始走向辉煌，而波斯帝国也更加强盛，因此两者最终爆发了一场争夺地中海贸易控制权的大战，当波斯帝国战败后，雅典成为新的贸易霸主；紧随其后的就是北非沿岸的迦太基，那是因为欧洲大陆开始成为主要贸易区，他们需要大量的贸易进口和出口，而同时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等也迫使菲尼基人向西迁徙，因此，迦太基帝国形成，在雅典衰落和罗马崛起这段时间里，迦太基成为地中海海洋的主人；然而，当罗马帝国通过三场战争击败迦太基后，地中海的重心再次发生转移，意大利地区成为地中海的重心。
此后，尽管大地中海地区（包括西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整体贸易重心也时常向东摆回，如阿拉伯帝国时期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但就控制地中海和欧洲腹地的贸易而言，意大利半岛始终是一个重心，这种情况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欧洲文明进入到大西洋时代后，地中海的重心才再一次发生重大转移，那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地中海贸易的主要方向已经分为两大相反的方向，即通过传统的西亚保持与中亚和东方的贸易，另一个方向就是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更为广阔的大西洋，显然，随着非洲和美洲贸易的崛起，大西洋方向更具优势；因而，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地中海内海的贸易变得衰落，意大利的地位逐渐被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取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先后成为称霸世界的大帝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航海时代结束为止。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产业革命变成以国内工业的崛起为主，这才结束了依靠海洋贸易和奴隶经济为主的大西洋时代。
而意大利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上，它正好在地中海的重心位置上，整个欧洲的贸易兴盛导致贸易地区不断西移，贸易枢纽也就因此不断西迁，因此，罗马和后来意大利半岛上的许多海洋霸主们如同遇到了猛烈的季风，他们的崛起几乎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就是必然的。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意大利半岛尽管重新进入到四分五裂的局面中，但正如同雅典时代希腊半岛的繁荣，意大利各城邦重新演绎了一段“雅典时代”。这一时期，整个意大利半岛几乎到处都是依靠海洋贸易崛起的城邦，其中以热那亚和威尼斯最为璀璨。当然，一般来说，璀璨的光辉都是依靠战争的炮火打磨出来的。
热那亚海上战争
在今天我们似乎更熟悉威尼斯，如几乎人人都了解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然而实际上威尼斯称霸地中海之前另一个意大利城邦热那亚早已称雄地中海数百年，在热那亚时代这个顽强的意大利城邦与各种各样的对手进行了长达500年的海上征战，这段时期因而也被称为“热那亚海上战争”。
早在热那亚时代之前，海洋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欧洲的君主们纷纷为自己的头衔上加上自己对海洋的控制欲望。这其实在地中海地区非常好理解，因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命运总是与地中海有关，地中海不仅与沿岸国家关系密切，连德国、奥地利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与地中海密不可分，因为整个地中海是个庞大经济体，这一地区所有国家不可能与它毫无瓜葛，并且这里往往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中心所在，整个欧洲和西亚、北非的国际关系格局实际上一方面在陆地上决定，另一方面就是在地中海（广义的地中海包括北海、波罗的海、英吉利海峡和黑海等周边区域）决定。因此，如同英国国王为自己加冕为“不列颠海洋的主权者”一样，瑞典提出了控制波罗的海的愿望，丹麦、挪威则努力表现出北海主人的样子，而葡萄牙、西班牙则已经从地中海崛起为世界性的海洋大国。在威尼斯时代，威尼斯、热那亚则一心一意争夺对地中海控制权，原因在明显不过了，谁掌握了地中海谁就掌握了财富。
热那亚很早就是一个海上强国，尽管它只是一个城邦，但它与雅典一样是一个海上国家，热那亚的海上崛起实际上要比威尼斯早的多，早在阿拉伯帝国时期，热那亚就已经与阿拉伯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并且热那亚几乎在进行贸易的同时就建立了一支强大舰队，它和阿拉伯海盗之间的战事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热那亚因此很早就建立了一系列的海洋文化体系，当时欧洲最好的航海学校就是在热那亚，而热那亚水手则早已闻名遐迩。可以说，在威尼斯崛起之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热那亚世代。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热那亚还是威尼斯、比萨等意大利城邦，他们一方面要应付海上竞争者，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不断组织力量来自北面日耳曼人的入侵，而即使这样的两面受敌环境中，却也养成了意大利城邦两个强大优势，既作战优势和经商优势，因此这一时期意大利城邦普遍信奉“一手仗剑、一手经商”的信条，而在地中海这恰恰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历来，地中海就是一个战士与商人的混合体，因此，这也成了意大利城邦能够成功的主要内因之一。
在10-15世纪的500年里，即热那亚-威尼斯时代，意大利半岛经常要遭受来自阿尔卑斯山北侧的日耳曼人和法国人的入侵。起初，主要是好战的日耳曼人，这些日耳曼人在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后仍然习惯于侵入意大利半岛掠夺财富。当时日耳曼人主要是通过靠近威尼斯的阿尔卑斯山东侧的圣戈塔山口和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公元950-952年，奥托一世就寝侵入意大利，并获得伦巴底国王的称号；960年，他再次入侵，这次他来到了罗马，并在罗马接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随后，日耳曼人更加频繁地进入意大利，他们把进入意大利当成一次非常有利可图的旅行——他们可以从这里掠夺到财富、荣誉和女人。尤其在公元1075-1122年的150年间，日耳曼人几乎经常光顾意大利。在此后大约平静了半个多世纪，但当日耳曼人著名的军事统帅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的出现，这位日耳曼大帝又开始反复入侵意大利，这使得意大利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危机。意大利人不得不开始建立雅典同盟一样的抵抗组织，意大利各城邦开始互相支援，增加雇佣兵数量，共同对付日耳曼人。至1190-1250年时期，即法国亨利六世和日耳曼霍恩斯陶芬王朝时期，意大利人建立的联盟已经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并由于意大利人坚决地抗击导致了日耳曼人霍恩斯陶芬王朝的崩溃。
此后200年中，尽管日耳曼人的入侵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但他们也面临越来越强硬的抵抗。意大利各城邦之间尽管在海洋上彼此竞争，在贸易上彼此争夺市场，但在共同对付日耳曼人方面却不遗余力地互相支持。每当日耳曼人又出现在山口时，也是意大利各城邦金融家们最繁忙的时候，因为许多城邦需要进行战争融资，他们需要雇佣大量的雇佣兵，而这临时需要大笔资金，一个城邦是无法满足需要的，因此经常数个城邦联合提供战争融资，而实际上这也刺激了意大利半岛各城邦的商业和金融业，这种战争融资实际上也经常出现在共同队对付阿拉伯海盗以及针对其他海上竞争者方面，同样，也会应用在争夺欧洲市场方面。
当日耳曼人的威胁逐渐消退后，法国人又开始干涉意大利事务，直到拿破仑时期，意大利许多城邦成为法国殖民地。
战争实际上带来的不仅仅是破坏和死亡，也往往包含着巨额利益。如在日耳曼人反复入侵意大利的时候，这些日耳曼军队往往需要大量的后勤补给，还需要大量修筑公路、桥梁以及购买铁器、车马等，而结果是德国腹地也因此需求大量的骡马、铜铁制品、服装、毛料、棉花、羊毛、粮食甚至包括玻璃器皿、瓷器和手工艺品，而德国本身拥有欧洲最丰富的银矿，因此，战争与经济在这里发生了良性循环：德国用大量的硬通货支付购买战争物资，而控制这些战争资源的却主要是意大利城邦的商人，于是，意大利商人得到了德国的硬通货，而德国购买到了大量战争物资；结果战争发动了，意大利人一次次抵御日耳曼入侵，日耳曼也就一次次支付硬通货，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然，参与这个战争-经济游戏的不仅仅是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其实整个欧洲都在围绕这个游戏旋转，而这个游戏旋转的如此之快，以致德国和意大利人都心满意足，法国人也乐得其所，欧洲许多人都在为此忙碌。
当然，战争与经济的游戏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意大利商人实际上已经通过大量参与欧洲经济而获得了商业垄断地位。以至整个意大利都开始变得十分富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所有的东西都要钱—维持和恢复教堂和公共建筑，保持城市警察，疏导沼泽，监督酒类和行物的供应，摊派税收并解释税收的必要性，帮助那些疾病无靠之辈，给予著名学者以保护和接待，这些人关系到他今后的久远的名声。”
当然，热那亚也并非是意大利唯一的海上城邦，与之同时代的比萨就是另一个海上强国，它与热那亚之间的竞争正如同后来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的竞争一样强烈。
1284年，热那亚在击败阿拉伯海盗舰队后占领了撒丁岛，这因为了比萨等其他意大利海洋城邦的恐慌，因为控制了撒丁岛就等于控制了第勒尼安海的制海权，这必然要威胁到其他城邦的海上贸易，因此热那亚与比萨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就是梅洛尼亚海战。热那亚在这场海战中完全获胜，而这场海战的胜利使热那亚不但占领了撒丁岛，而且热那亚舰队进一步攻占了科西嘉岛，撒丁和科西嘉两座岛屿成为被热那亚占领后，热那亚就基本掌握了西地中海的制海权。
威尼斯的崛起
威尼斯是一个建在环礁湖上的城市，位于意大利东北的一个小共和国，但它却创建了一个时代，是另一个雅典帝国。
深居中国这样树老根深的大陆帝国的人们总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总是有些弹丸小国能够称雄世界呢？如雅典，不过是一个城邦；热那亚、威尼斯也是；还有后来更加令人畏惧的荷兰在大陆帝国的居民眼中也不过是一个陆地狭小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能够占据霸主地位呢？
实际上，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他们争雄的基础不同。但国家间实力较量却是对等的，它决定于财富、知识和谋略，当然，还有上帝掌握着一部分幸运砝码。它的财富在当时的欧洲首屈一指，国民收入三倍于当时的法国，人均财富则为法国的200倍。威尼斯舰队控制了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商船队遍布地中海和北海、非洲大西洋沿岸。威尼斯是一个商业航海帝国，可以说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领舞者，它开创一个古典资本主义经济社会。
威尼斯的富强得益于意大利深入地中海的独特地理优势，自然，亚平宁半岛上不止一座城市，热那亚就是当时与威尼斯实力相当的另一座意大利城市，他们分别位于亚平宁半岛的东西两侧，他们的商业网络因此各自主导身后的欧洲，形成了两大贸易派系，即威尼斯垄断了奥地利、德国的海上贸易，而热那亚商业网则覆盖了法国和瑞士。
这两大商业网络尽管都依靠强大的海上贸易和舰队保护，但也各自的特点。威尼斯的主要欧洲贸易伙伴是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银矿，因此支付能力很强，也就产生了良好的商业信用；而热那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法国和瑞士，它就需要更多地依赖法国封建主、各地的领主和众多小国国王。尽管他们各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但彼此都希望更多地侵占对方的贸易领地，这无可避免。
在战事频繁的地中海，商业自古就与战争成为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崛起应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战争，尤其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不仅卷入了这场浩大的抢劫活动，而且以其精明的商业能力获利颇丰。公元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来自欧洲各地的600多名主教、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教皇乌尔班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战争宣言：“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予以色列的，遍地流着奶和蜜，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抱着孩子们的尸体，悲痛欲绝。东方是那么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拾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宣言。
威尼斯和热那亚在整个十字军东征期间承担了大批十字军战士的渡海运输生意，其实整个意大利都在为这种庞大的运输而忙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海运港口，他们向东方运去了十字军，返航时运回了整船的战利品，胡椒、香料、丝绸、药材、拜占庭财宝、阿拉伯马匹等，然后再销售给整个欧洲。威尼斯、热那亚等因此既扮演了抢劫者又扮演了船长，还扮演了狡猾的商人。一支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商业几乎控制了从黑海到北海、从阿拉伯到爱尔兰的贸易，因此，威尼斯首先建立了高度发达的金融制度——快速发展的贸易使货币供应急剧膨胀，而欧洲的金银矿产量却跟不上这么高的膨胀速度，这就导致了威尼斯建立了期票和信用证商业体系。为此，在1284年，威尼斯铸造的金币成为地中海贸易结算的标准货币。
另一个促使威尼斯繁荣的原因就是蒙古的大规模西征，这场西征在蒙古帝国没有稳定下来前，导致了欧亚大陆传统的商业通道阻塞，造成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混乱。当蒙古铁蹄踏进阿拉伯半岛时造成了阿拉伯贸易商路中断，这就迫使商业转向主要有威尼斯、热那亚商人经营的黑海、地中海贸易繁盛，威尼斯、热那亚因此聚敛了巨额财富。
威尼斯甚至比雅典人更为商业化，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农业生产，整个城市的所有生活需求全部来自海运贸易，并且，威尼斯甚至直接使用塞尔维亚雇佣兵，而本国公民则基本上都从事海上贸易和欧洲陆地贸易。
两强争霸
似乎人类解决竞争的最好的手段一直就是战争，当热那亚崛起的时候，热那亚击败了比萨舰队才开始称雄；当威尼斯崛起的时候，那么，它也就必须击败热那亚舰队才行。
在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主要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海上战役。
1、科尔丘拉岛海战
热那亚在取得梅洛尼亚海战胜利后仅仅几年，它就又遭到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挑战，这就是威尼斯的崛起。
热那亚在取得西地中海制海权后，又转向了东地中海，因为它需要打通东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海上通道。不久，它的舰队甚至攻占了一些爱琴海岛屿，这也就基本并控制了黑海与地中海的贸易。而这，就必然与威尼斯的传统贸易控制区发生碰撞，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争霸战也就再所难免。
1298年，威尼斯终于向热那亚发起了第一次挑战，该年9月，热那亚舰队在科尔丘拉岛附近几乎全歼了威尼斯舰队。次年，两国签订和约，亚得里亚海两国共享。科尔丘拉岛海战给了正在崛起的威尼斯迎头一棒，因为失去亚得利亚海——尽管和约规定威尼斯与热那亚分享亚得利亚海，但实际上失败的威尼斯人在这一地区明显处于劣势，失去亚得里亚海也就等于丢掉了沿岸的大笔财富。此时，威尼斯议会通过了一个决定：他们要为威尼斯引入犹太商人和他们的商业制度，目的就是要联合犹太人以及借鉴犹太商业经验和渠道，重振威尼斯商业。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卧薪尝胆似的政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威尼斯人尽管出让了大份额的市场，但却成功地得到了犹太人的商业经验和商业渠道，而这正是威尼斯人走出科尔丘拉岛战败阴影的主要动力。1104年，威尼斯建立的兵工厂技术得到不断翻新，工艺水平达到当时欧洲最先进水平，设计也日新月异，这使得威尼斯兵工厂的武器成为欧洲最抢手的货物，这一成功为威尼斯赢得了大量武器订单。此时正值十字军东征期间，因此威尼斯的武器几乎供不应求，这迅速为威尼斯积累了大量财富。
2、基奥贾海战
科尔丘拉海战的失败对威尼斯来讲尽管惨痛，但也激励了威尼斯。威尼斯人不仅在内政和贸易制度上做出重大改革，也在威尼斯遍布欧洲的贸易网上做足了功夫。他们改变了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体系，于1237年在罗伊斯河上修建了一座桥梁，这使得圣戈塔山口能够更加便捷地通向欧洲腹地。在行业方面，威尼斯建立了商业行会制度，这实际上就是今天商业协会的起源。商业行会为同行们制定统一的产品标准和质量标准，这使得威尼斯的商品更加通用和标准，质量也更加过硬，因而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1328年，威尼斯的造船厂已经能建造排水量300吨的货船。此前，这种浆帆船的排水量是在100吨左右，如果按照今天火车的换算，这种船的容量已经达到50节火车皮的运输量。
1335年威尼斯建成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兵工厂，并且聘请了欧洲和阿拉伯许多武器制造工匠和设计师，这使得威尼斯武器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军事装备，而威尼斯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武器市场，赚取了巨额利润。
另一方面，此时的威尼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初级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从威尼斯议会的人员组成来看已经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威尼斯的权力实际上是由12个最富有家族控制着。威尼斯因此制定了基本近似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税收、财政、货币等方面都开创了一系列资本主义规章典制，这使得威尼斯具有了强大的商业竞争力。
再者，威尼斯也广泛参与当时的欧洲政治，当然，威尼斯人对政治权力毫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权力背后的巨额利润。威尼斯商人成功说服十字军统帅，应该放弃陆路进军路线，改而从威尼斯渡海前往东方，当然，威尼斯为此承担了大量的输送军队任务，这自然是一笔获利丰厚的买卖。尤其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十字军取道威尼斯，这直接导致了君士坦丁堡的被洗劫。
与此同时，威尼斯也重新打造了一支海军舰队，当一切具备后，1351年，威尼斯终于想热那亚再次发起了挑战。两国舰队在爱奥尼亚海的撒丁岛、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等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海战，但威尼斯仍然处于下风，多数海战都以威尼斯的失败而告终。直到1397年8月，热那亚舰队夺占基奥贾。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岛，但却扼守着威尼斯渴湖通向亚得里亚海的门户。基奥贾失守意味着威尼斯的海上大门被热那亚关闭了，威尼斯主要的贸易通道就是经由勒旺群岛的航线，这条航线实际上是一条从威尼斯湾至亚得里亚海然后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贸易网，这就是著名勒旺贸易线。勒旺线被切断后，等于切断了威尼斯与外界的联系，热那亚实际上是卡住了威尼斯的喉咙。
这激起了威尼斯强烈的愤怒。1380年6月，在威尼斯海军统帅费托尔·皮萨尼指挥下，威尼斯舰队一举全歼了热那亚舰队。次年，两国签订都灵和约——尽管只是一个类似停战协定的和约，但实际上等于热那亚承认了威尼斯的地位，威尼斯的基奥贾海战胜利，与希腊在萨拉米海战中获胜一样，威尼斯从此开始逐渐取代热那亚成为地中海上的商业和海洋霸主。
1383年，威尼斯攻占了扼守亚得里亚海咽喉的科夫岛。1450一1427年间，它又经过战斗占领了达尔马提亚的帕多瓦、维罗纳、布雷西亚、贝加等内陆城市，整个威尼斯湾沿岸及内陆，均在威尼斯控制之下。
之后，威尼斯攻占塞浦路斯岛，这也是地中海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海军基地。此时，威尼斯已经具备了与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作战的实力，威尼斯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三百余年。
斯德哥尔摩的希望：克劳斯？施托尔特贝克尔
公元1401年10月，格拉斯布鲁克的断头台旁挤满了围观的人。
行刑的时刻快到了，他和他的兄弟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走向了刑场。阴冷的气氛让他有些不快，正当刽子手将索套放到他头上的时候，他突然间挣脱了。
“我给你们金锚链，还有无数的金币，另外还可以向汉堡捐赠一个金质的教堂钟楼楼顶，我只要我们的自由。”
他争取着最后生存的机会，但是得到的回到确是无情的拒绝。
“我的伙伴们多少年跟我出生入死，在死亡来临时，我愿意用我的头颅为他们请求宽恕。请允许我的伙伴们在断头台旁站成一排，当我的人头落地之后，如果他还能绕着我的伙伴走上一圈，就请你们免去他们的死刑。”
他大喊着，周围的兄弟们看着他，眼中有一种团结的坚定。
但是，他的请求再次被拒绝了。
不久之后，73个血淋淋的头颅就出现在了木桩上，人们看到的不是死亡的凄凉，而是一种热烈的悲壮，他曾经有过的辉煌，没有跟随他的亡灵一起离开，而是留在了这个世界。
他就是当时驰骋波罗的海的大海盗——施托尔特·贝克尔。
14世纪下半叶，当英法忙于百年征战的时候，北欧也在忙于地区扩张——丹麦女王玛格丽特此时开始对外扩张，丹麦的目标是争夺北欧领导权，因此挪威和瑞典成为丹麦攻击的主要目标，无数挪威人和瑞典人死于丹麦人的铁蹄之下。自1389年春天以来，丹麦人从周边农村开始，一步一步将瑞典包围起来，这最终使瑞典人最后只剩下一个海上通道。在整整被围困三年后，被逼无奈的瑞典人此时突然做出了一个选择：为了守住瑞典最后一个港口城市，抵御来自丹麦的压力，梅克伦堡公爵以瑞典国王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告：“所有在海盗行为中因反抗丹麦王国和挪威王国而进行抢劫、偷盗和纵火，但同时向斯德哥尔摩提供援助的人，可以在维斯马和罗斯托克领取特许证，这样他们就可以全副武装地自由进出这两个港口，同时也保证他们的战利品万无一失。”
——这又是一个以海盗挽救帝国危亡的历史，因此，我们之所以在这本书中把海盗与国家历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书写，就是因为海盗完全与欧洲诸王国的海军舰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更为重要。
正由于瑞典国王的这一特许，瑞典几乎在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海盗船，他们几乎象是从海底涌出的舰队一样，争先恐后地突破丹麦的封锁线，将食品和各种生活必需品送到了斯德哥尔摩居民——当一股潮流涌来的时候，总有一个最令人恐怖的巨浪：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粮食兄弟”海盗联盟，这是一个由古老的贵族、瑞典国王的亲属、北欧海盗们组成的联盟。虽然在14世纪，维金海盗的余威已经慢慢地散去，但是北欧海盗仍旧能够在海面上恣意纵横。
在“粮食兄弟”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出生在德国维斯马的克劳斯？施托尔特贝克尔。他在历史中就是因帮助斯德哥尔摩城赶走丹麦舰队而闻名的。
已经被丹麦舰队围困良久的斯德哥尔摩城一直笼罩在阴沉的天气中，饥饿的恐慌四处飘荡。和每一天一样，丹麦人依然守在斯德哥尔摩城下的港口，而城中的瑞典人绝望地等待着食物的供应。城中弥漫着一种萎靡的情绪，瑞典人看不到希望，仿佛末日就在眼前。突然间，城外传来一阵厮杀声，原来是汉萨同盟舰队和施托尔特贝克尔率领的海盗舰队来了。
尽管瑞典人的眼神仍然充满绝望，但至少这种舰船的碰撞和斯杀带来了一丝希望。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次对丹麦舰队的攻击会成功，但瑞典人还是向海面上张望。
组织这次攻击的就是丹麦人所一向嘲笑的施托尔特贝克尔，这些海盗的船看上去并不大，反而显得十分轻巧，可是他居然想与丹麦强大的舰队对抗。无论是丹麦人还是瑞典人都认为这无异于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但是施托尔特贝克尔并不是这样想的——因为这其实只是一种迷惑手段，他的不自量力只是用来蒙骗那些自大的丹麦人。冲上去与丹麦舰队战斗的只是一小部分，目的是为了造成丹麦舰队的混乱，从而让另一部分趁机冲进斯德哥尔摩，而这部分船只才是装有挽救斯德哥尔摩城的重要物资，那就是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丹麦人显然上当了，施托尔特贝克尔的战术相当成功，当他把食物送进斯德哥尔摩城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欢呼了。之前的绝望和萎靡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旺盛的士气。然而施托尔特贝克尔的攻击策略还只是完成了一半，当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城后立即建议瑞典舰队现在就出战，同时夹击丹麦舰队，因为此时丹麦舰队已经出现混乱，而外围的海盗舰队也需要瑞典舰队的配合。得到物资补充的瑞典舰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这些海盗后裔的子民们当然明白机会的重要性。瑞典舰队从防御阵地中蜂拥而出，这种突然而至的里应外合导致本来已经混乱的丹麦舰队立即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围困斯德哥尔摩的丹麦舰队就这样在一天之内突然被海盗舰队和瑞典舰队联合击溃——而施托尔特贝克尔成为了解救斯德哥尔摩的英雄。因为这次胜利，他不仅获得了极大的名声，还获得了瑞典王室的嘉奖，奖品是一张“海盗证书”。凭借这份证书，他从此以后可以逃脱法律的惩罚，从而能放心大胆地去抢劫船只。
自从得到瑞典王室的许可之后，施托尔特贝克尔便更加放肆了，而越来越多的海盗也投奔到了他的麾下。他们四处打劫，无论是哪里的商船都不放过。
公元1392年，施托尔特贝克尔带领部下占领了波罗的海岛屿哥得兰岛，以这里为基地发展自己的海盗事业。因为哥得兰岛当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所以施托尔特贝克尔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肆意扩大自己的实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哥得兰岛是很多航线的起点，驻扎在这里进行抢劫有天然的优势。
当投奔施托尔特贝克尔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支海盗舰队就越来越大了。哥得兰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盗岛。施托尔特贝克尔为了维护一个庞大海盗团体的正常纪律，施托尔特贝克尔制定了很多规定。而海盗们必须绝对服从，不然就会被处以死刑。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妇女进入这个团队，一旦发现就会被绞死。每次抢劫回来，他们都会将虏获物堆在一起运回岛上，然后统一分赃。
而施托尔特贝克尔就如同一个国王一样，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海盗王国。连当地的土著人都要向他进贡。由于他和瑞典政府之间存在着的互惠关系，因此许多受到追捕的海盗都逃到他那里。
但任何事情总有时过境迁的时候，当施托尔特贝克尔以一个海盗王国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逐渐背离了瑞典政府的利益，尤其是这个海盗王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不利于瑞典的海上安全，因此，施托尔特贝克尔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渐渐凸显出来。
正式分裂的一天终于来了，政府无法忍受施托尔特贝克尔的嚣张，正式宣布施托尔特贝克尔不再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都有权利杀死他。自然，这种宣战式的宣言也激怒了施托尔特贝克尔，他也几乎在同时宣布和政府彻底决裂。
当双方都进入战争状态后，瑞典政府为了打击这支海盗舰队，特地从德国请来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曾经为汉萨同盟服务过，有丰富的缉拿海盗的经验。但是这时的施托尔特贝克尔已经拥有了往昔不可比的实力。他轻松地化解了来自政府的威胁，令德国指挥官失败而归。
然而，人总是有弱点的，尤其男人，有时候冷酷无情绝对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而所谓的友情却会为敌人留下攻击的缺口。虽然施托尔特贝克尔横行一时，但是他对自己的战友却是有情有义。有一次他的部下被北欧港口城市维斯玛尔的市议会抓获了，这立刻惹怒了他，决定带着部下闯入维斯玛尔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救出同伴。
维斯玛尔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施托尔特贝克尔居然会为了几个海盗冒这么大的险。当他们看到施托尔特贝克尔带领着部下以极快的速度闯入港内，带着武器杀入监狱的时候，瑞典人惊愕地看着这些闯进城市的海盗。这次突然袭击获得了成功，因为瑞典政府和监狱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海盗竟然如此胆大妄为，敢于闯进瑞典腹地劫狱，施托尔特贝克尔于是没有费多大劲就冲进了监狱，杀死了狱卒，救出自己战友，然后返回帆船迅速离去。
但这一次突袭，更加加深了施托尔特贝克尔和政府以及汉萨同盟之间的矛盾。事情还没完，公元1393年4月，施托尔特贝克尔做的一件事情彻底惹怒了汉萨同盟，那就是对汉萨同盟重要的商贸据点卑尔根的袭击。
卑尔根是挪威当时的商贸中心，十分富裕，汉萨同盟在那里也设有自己的办事处。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成为海盗们垂涎三尺的目标。施托尔特贝克尔精心策划了这次袭击，在这次袭击中，他巧妙地利用了当地人对政府的厌烦，严格禁止海盗对居民进行抢劫，因此并没有对当地的民众造成很大的惊恐，甚至卑尔根的居民们好像还对这位海盗英雄的到来表示欢迎——当时人们对政府的逆反情绪很强烈，这让海盗们赢得了不少感情支持。这一次突然袭击再一次显示了施托尔特贝克尔和他的兄弟们强大的战斗力，不出多久，他们就占领了港口，冲进了城里。当他们来到汉萨同盟的办事处前面的时候，兴奋地点起了大火，一把烧毁了他们所有的建筑。这显然是一个会激怒强大对手的举动，这股火也燃起了汉萨同盟成员心中的熊熊怒火。施托尔特贝克尔在他们心中完全成了一颗眼中钉，他们暗自发誓一定要把这个不知好歹的海盗送上断头台。
当然，这一趟，施托尔特贝克尔收获颇丰，他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财物，也按照海盗的传统带走了大量有价值的俘虏，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地的显赫人物。这些人着实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赎金。但是施托尔特贝克尔自从赢得一次次胜利之后，好像忘记了他曾经的命令，他的海盗舰队现在不仅仅是针对有钱人，而是连老实本分的渔民也不放过。这下施托尔特贝克尔几乎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现在他的海盗王国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波罗的海祸害，不但成为富人们的公敌，而且也为普通市民所厌恶，更重要的是，它侵害了瑞典的海上利益，它劫掠了强大的汉萨同盟，因而，它的灭亡也就已经是命中注定。
施托尔特贝克尔的猖狂为他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以丹麦国王玛格丽特和英国国王理查二世为首的汉萨同盟开始组织军队，联合讨伐他。他们一共进行了两次讨伐，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海盗投资继续在海面上作威作福。当他们意识到凭自己的实力无法应对海盗的时候，他们想到了十字军骑士团。
十字军骑士团是一支比海盗更为职业的雇佣兵团，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骑士，这一次果然让施托尔特贝克尔尝到了挫败的滋味。而且，当时十字军的实力正处于顶峰状态，他们不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拥有几乎可以通融整个欧洲的政治力量，当然也拥有十分雄厚的财力，因此十字军告诉了这些海盗，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海盗们很快就在十字军的猛烈进攻之下溃不成军。他们只好离开波罗的海，转移到了北海地区，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那里的黑尔戈兰岛。施托尔特贝克尔希望在那里重整旗鼓，同时也在大力修建防御设施，随时准备抵御强敌，为了补充给养，海盗也在北海展开了新的抢劫活动。
但是汉萨同盟和政府已经决定不给这些海盗喘息的机会，汉萨同盟和瑞典、英国、挪威以及十字军组成的联合舰队仍然是一次次攻向黑尔戈兰岛。好在这个岛屿地势险要，难以攻破，才让施托尔特贝克尔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但这个时候，施托尔特贝克尔也意识到了这样不断对抗下去对自己也没有好处，直到这时他才开始试图讲和，然而汉萨同盟和瑞典政府已经对这个令人厌恶的海盗感到恶心，他们希望的已经不是和他将和，而是彻底消除他的王国。因此，当施托尔特贝克尔已经明白无法得到原谅后，他当然也变得更加疯狂，双方的针锋相对只好继续，并且变得更加猛烈。
公元1401年夏天，施托尔特贝克尔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那天他正指挥着“红色魔鬼”号旗舰准备好好的抢劫一笔，因为刚好在他们前面出现了一艘英格兰商船，可是，这艘商船发现海盗船后并没有像其他商船那样，急于逃走，而是不紧不慢地沿着自己的航线继续前行，眼看着离“红色魔鬼”越来越近了。
施托尔特贝克尔似乎被这艘商船的狂妄惹怒了，这为海盗国王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圈套——他立刻命令部下准备战斗，全力攻下这艘商船。战斗开始了，这个时候，那搜商船才露出了自己真正的面目，原来它是一艘汉萨同盟的战舰，伪装成商船只是为了引诱施托尔特贝克尔上钩。当施托尔特贝克尔和他的海盗们看到这艘战舰的时候，都不禁大笑起来，它的名字居然是“长着坚硬犄角在海上奔驰的母牛”，就是因为在船柱上安装着一头长着巨大犄角的母牛塑像，他们都嘲笑着汉萨同盟的愚蠢，连战舰的名字都是这样可笑。
可是这艘战舰的实力却没有像它的名字那样惹人嘲笑，他配有8门火炮，是一艘三桅高舷战舰。而他们的攻击力真的就像母牛雕像上的钢铁犄角一样犀利。船上的英格兰战士不出多久就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不仅这样，在远处又出现了几艘快速的帆船，并向这边围攻过来。直到此时，施托尔特贝克尔才明白过来，他即刻命令部下全力撤退，但是一切都迟了，很快，他们就被“长着坚硬犄角在海上奔驰的母牛”赶上了。更致命的是，那些英格兰士兵用液态铅浇在了他们的木浆上，“红色魔鬼”上的浆立刻变得沉重无比，失去动力的海盗船也就成了一个瓮中之鳖。
汉萨同盟士兵登上了“红色魔鬼”，这是些职业格斗士兵，他们远远胜于曾经和施托尔特贝克尔交过手的笨蛋，他们的装备和战术水平绝对在海盗之上。很快，他们就被俘虏了，在这场战斗中，施托尔特贝克尔折损了40名海盗，还有73名海盗被投进了监狱，一步步走近了断头台，他们的头颅被放置在73个木桩之上。
在施托尔特贝克尔死后不久，一个普通的渔民买下了他的船“红色魔鬼”，当渔民锯断三根桅杆的时候，居然在中间发现了大量的金币和银币。而这只是施托尔特贝克尔的财富的冰山一脚。几百年来，人们找遍了每个他去过的地方，却从未能找到他提起过的金锚链，还有那巨大的财宝。但是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专家对此做出了分析，并且列出了几个最有可能发现宝藏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古老的哥特兰港口城市维斯拜，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粮食兄弟”一度攻占的目标。这个城市设防十分牢固，有众多的堡垒、强大的保护墙和二十八座碉堡包围。
第二个地方是波罗的海的乌泽多姆。在那个小岛上有一条从沙滩通向腹地的“施托尔特贝克尔山谷”山峡。过去，这条山路曾经通往一处海盗的藏身地。非常有可能的是，那里至今还埋藏着他们的战利品。
第三个地方是吕根岛，这个岛满是白色峭壁，是白垩质海岸。曾经是海盗的栖身之处，那里有许多有裂缝的很深的山洞，对于隐藏宝藏来说有着很大的地理优势。在过去的抢掠活动中，海盗们也曾在此地落脚，一度被人们称之为“海盗湾”。
第四个地方就是在波罗的海小岛上的费马恩城堡，近年来，寻宝者在这座城堡里发现了古老工事的残垣断壁，这里可能是最适宜藏宝的地点。
第五个地方是马林哈弗一座古老的圣母教堂，位于东佛里斯兰海岸雷伊布赫特东部。教堂建有六十多米高的钟楼。在14世纪时，这里也是海盗们最喜欢的栖身之处。那时，大海从这里一直延伸到离陆地很远的地方。海盗们经常把他们的海盗船固定在坚固的石环上，然后把抢来的东西放到高高的钟楼里。
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离马林哈弗不远的一个农庄。从12世纪始，这个农庄就很富裕，后来农庄的主人又把女儿嫁给了施托尔特贝克尔，因此他把财宝藏在岳父家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大明帝国的威德征服者：郑和
东方的中央帝国
如果你习惯于阅读文明史的话，你会容易发现，其实世界文明的按照隔绝程度可以分为四大文明板块：最大的一块当然是环地中海文明板块，这是一个广义范围内的文明板块，它的实际涵盖范围十分广阔，应该是从英伦三岛一直到印度河流域，因为这一广阔地区历来交往密切，彼此征战不休，其中各种子文明，如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犹太文明、阿拉伯文明、埃及文明等实际上从来都是在互相影响下形成的，而并非孤立地发展；第二大板块应该是美洲文明，这是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文明板块，也正是由于这个过于隔绝的原因，直到欧洲殖民者来到这个文明腹地的时候，这里仍然停留在十分原始的状态中，这显然由于缺少欧亚大陆那种猛烈的文明竞争和撞击，因此始终缺乏文明发展的动力；第三大板块应该是遥远的东方板块，这是一个由于地理因素而形成的相对孤立文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是浩瀚的海洋，东南亚一直都是一群缺少侵略力量的分散的群体，因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印度、阿拉伯、中国构成威胁，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是游牧民族，地理上是草原和沙漠地带，不适于农耕，西南则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和绵延不绝的山脉，因此，中国一直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文明地域，因而，当你仔细观察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时候，你会发现，尽管现代的伊朗、阿拉伯地区、埃及以及俄罗斯、西欧、中亚腹地在表面上差别很大，但在人种、宗教、艺术、哲学、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各个基本方面都存在非常多融会贯通的地方，如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其实都是一个起源，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犹太文明实际上又与古埃及可以说一脉相传；从人种上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环地中海区域就是一部雅利安文明史都不为过，因为德国、英国一直到印度其实到处都拥有雅利安人血统的族群们在彼此争吵不休。最后一个板块应该是最为原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明，当然，如果以文字为标志的话，这一地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在欧亚大陆上，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却与印欧文明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别，从人种、宗教到政治形态、哲学、社会生活等几乎各个方面都具有十分典型的相对性，甚至有时就是一种对立，如中国历来强调大一统的政治，整个印欧文明则极少统一；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而环地中海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某种宗教的信徒；中国没有形成过政教合一的政体，但在欧洲和中亚以至今天的伊朗，仍然能看到政教合一的强大影响力；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而欧洲和中亚则实际上是一个民本位社会，诸如此类等等。
因此，遥远的东方由于这种相对隔绝，极少受到印欧大文明体系的直接冲击，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明体系，这造成这个文明的核心——中国历来自以为是，独自尊大，蔑视周边，原因就是在这个中央帝国眼中，其周边不是海洋就是居住在草原和荒漠上的游牧蛮族，其文明程度与财富远远无法与中央帝国相提并论，因而，这导致这个中央帝国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历史定论：中华独大，为我独尊。在国策上，中国的历代王朝几乎都是满足于征服东起海岸线、西至青藏高原脚下，北至农耕-游牧气候地理分界线、南至湄公河流域的这一传统地区，除了蒙古帝国时期外，这个中央帝国几乎从来没有越过这一地理框架，那就是因为，在帝国的历史定论中，这些框架之外的地域毫无价值，根本不值得耗费庞大的财力和军力去征服。
相反，中央帝国由于屡屡遭受周边游牧民族的侵略和掠夺，希望的是用一种封闭-防御的国家政策来把侵略者阻挡在帝国的大门之外，因此，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墙就诞生于这个中央帝国的北部边界上。
当地理将这个文明局限在这一固定地区，当帝国的历史定论形成，当帝国稳定地开始内政发展的时候，这个文明的内向性也就确定了。而这种内向性也就表现为具体的国家政策，当帝国进入明朝时，这个社会已经具有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因而显得比同时代的欧洲、中亚的帝国要富裕的多，社会发展水平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程度，正处于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萌芽阶段的时刻。
明帝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纯粹的汉人政权，因而一切都表现的十分汉族化，帝国的国家政策因而具有十分经典的汉族特征，即一切为了政治统治者的利益，而国家和社会普通民众的利益则处于一种土壤地位，即这是一种可以种植财富的阶层，而并非国家为之服务主体，因而，帝国的大政国策都是以是否符合统治者利益为标准，而并非是以国家和普通民众的整体利益为标准。
于是，当明帝国稳定地建立起来后，帝国在经过一段战乱后的复苏发展后，就进入了一种彻底的官本位经营阶段，这段时期内，在国家与对外贸易和交往方面，帝国的统治者依照自身的利益标准进行制定，如在海洋贸易方面，帝国的统治者制定的政策并非是鼓励民间财富的增长，而是采用一种直接插手、进行管办垄断贸易的手段来直接获利，因为在帝国的官员利益阶层看来，这样得到的利益显然更直接、更快捷、更巨大，帝国的官员阶层于是直接充当了中国社会和海外贸易区之间的中介、管理者和贸易中间商，这很显然，这违背了民间社会贸易的需求，大大提供了贸易成本，因而，中国传统的官-民矛盾也就在一次骤然激化。
而当民间社会失去海洋贸易的正常渠道后，民众不得不寻找非正常贸易渠道以补充损失，而这就是明代海盗十分活跃的根本原因——当我们不断被戚继光等抗击倭寇的英雄所感动的时候，不要忘了，正是明代官员毫无节制的贪婪制造了倭寇的形成。
而明帝国在海洋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郑和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远洋行到突然进行严厉的海禁，帝国的国策表现得十分生硬、冷酷和反复无常，而且这种截然相反的两种政策完全是出于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丝毫没有顾及民间利益，帝国的统治者把这个帝国完全当成私人公司，而不是整个民族的维护者和保护者，这真令人感到悲哀。
威德式征服：郑和七下西洋
当然，这个遥远的东方帝国并非真的与世隔绝，实际上，即使在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之间就已经存在密切的商贸联系，这也致使罗马贵族普遍以身穿汉帝国的丝绸为炫耀资本。早在汉唐时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就已经变得持续和频繁，这主要得益于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广大的中亚和西亚地区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点，他们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间人本身也是贸易大市场。
在陆地丝绸之路逐步进入巅峰时期，东西方的造船业也在进步，因而海洋也逐渐成为另一条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中国也通过海路开始与西洋各国建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史籍中最早记载中国与西洋交通的是《汉书·地理志》，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均有求法高僧来往于两地，隋唐时期，通过海路往返于中国与西洋的交往活动日渐增多。到了宋元两朝，由于阿拉伯商人的大量活动，中国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因此中国的航海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与西洋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在此时得到了广泛的建立。
至明帝国初期，中国已经成为当时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的海洋大国，并且由于帝国拥有雄厚的财力，使得这一时期明帝国能够频繁派出使节到西洋开展邦交活动——刚刚建立的明帝国有一种傲视世界的帝国姿态，作为雄踞东方的泱泱大国，面对茫茫大海，面对广阔的未知世界，中国终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和跨越海洋的欲望。1405年（明永乐三年），一桩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帝国派出的宏大航海舰队，郑和下西洋。
关于郑和下西洋，历来纷争不断，那是因为尽管确有其事，但关于这七次伟大航海的大部分资料却被毁灭了，因而许多细节不得而知。其中，关于“西洋”或者“东西洋”的范围和概念就是一个争论焦点，因为这涉及到郑和究竟向那个方向航行、航行了多远、有没有进行过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等。
在中国古籍中，因时代和载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汉至元朝前的史籍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海洋划分，而是统称东西两洋为“南海”，意为“中国南方大海中的国家”，这个称谓显然是以中国为中心来划分和看待周围的四方地区。唐代的海上交通较前朝繁忙得多，载汉代开辟的中国经由海路至印度洋北岸和今斯里兰卡航线的基础上，“广州通海夷道”逐步发展并兴盛起来。该航道以广州为起点，船只南行至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再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北印度洋，又继续向西行抵阿拉伯海和非洲东海岸。因此，唐代“南海”的范围既是航路经由的这些地区。到了元朝时，史料中即称“南海”为“西洋”，包括今南海以西（大约自东京110°以西）的海洋，以及远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的沿海各地国家统称为“西洋”。这一概念在明朝非常盛行。明末清初，东、西洋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被改称为“南洋”，意为“南洋诸国”。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地理范围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分为广义和侠义两种观点。广义的范围包括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侠义的范围仅指马来半岛以及马来群岛。
但在明朝初年的郑和远洋时代，显然西洋应该是指苏门答腊岛以西，即东西洋的划分应该就是以苏门答腊岛为界，其东为东洋，其西为西洋。至于这几次大航海政治背景——这个东方帝国的任何种大活动几乎主要原因几乎都要从政治上寻找，明帝国更像是是出于帝国早期初建，为了弘扬帝国威德而进行的数次重大宣扬，而并非像西方那样拥有明确的财富探寻目的。明朝初年，即洪武、永乐、洪熙、宣德的70年间（1368－1435），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等吸取了元朝灭亡的一些历史教训，励精图治，力求国家富强，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扶植工商、发展经济的治国方略。明初农、工、商各行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此外，明初中国的政治也表现得非常开明，明太祖改革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构，施行了比唐宋时期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同时，国防上也创立了卫所制度以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些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措施的积极施行，有力地加强了明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明初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前朝相比有了极大的加强，无论是国家的人口、面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文化的发达成都等各个方面，在当时的亚洲甚至整个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为明朝政府制定和实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明初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仍然很严峻。北面和西北方向上仍时常受到各游牧部族的劫掠，东部沿海则深受倭寇的侵扰，南面东南亚地区由于元朝屡次用兵征伐，留下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和负面影响。加之明太祖后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这也是明朝政府对外政策必须做出调整的根本原因。
当帝国要进行远洋航海威德昭示的国家政策定下来后，由谁担任统帅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明帝国的最后选择颇为耐人寻味——这个人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731年），那时，元朝已被推翻，可是云南仍处在元朝所封的梁王的统治之下。就在郑和出生的那一年，明朝收复四川，明升（当时割据四川的夏国国主）投降，云南的政治局势即刻紧张起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郑和一家共有兄弟姐妹六人，其生活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军以博友德、蓝玉、沐英为首领，开始进入云南。次年，明军平定了云南。正在这一年，郑和的父亲病故，这时他才十二岁。由于地方上新经战争，创伤未复；加上它的家庭又遭大变，生活更加艰难困苦。在这种境况下，郑和被送到北平，成为北平燕王朱棣家的一名奴隶，正是在这里，郑和被阉割了，他做了一名宦官。这是一种颇具侮辱含义的奴隶，一般不再被当作男人看待，而是一种中性人，也正是因此，宦官是被人鄙视的。郑和在做宦官期间，因为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勤劳谨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此时，明朝皇室内发生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从1399年八月燕王朱棣起兵到1402年六月攻破南京，史称“靖难之役”。这场战争的起因颇具中国特色，也就是传统的削藩政策逼迫又一个藩王谋反。在朱元璋死后，朱允文即位。他一心想要巩固自己的皇位，接连削废了五个藩王。面临削藩威胁的燕王朱棣，靠自己拥有的一支强大军队，以“靖难”为名，兴师南下，渡淮河、夸长江，双方经过激烈交战。朱棣攻取了南京，王宫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在“靖难之役”期间，郑和跟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因此，朱棣登上皇位（明成祖）以后对郑和愈加信任。1404年（永乐二年）初，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并提升为内宫总管太监。由于郑和小字“三保”，所以人们也叫他“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关于郑和的血统，历史没有详细的记载，但郑和的原祖是从西域来到云南的这点确定无疑，其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郑和希望长大了也能出海远航，后来他替燕王效力，航海的愿望却一直埋在心中。当时印度洋沿岸各国都信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对佛教也颇为了解，最重要是出身航海世家，懂一些航海知识，而且又担任管理宫廷事务的大太监——这点更为重要，在东方帝国，被皇帝信任才是用人的第一原则，而才能则往往居其次，因此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仅是明成祖的个人主观动机，而不是唯一的目的，因为主观动机毕竟还是要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总的看来，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清除海上干扰（包括建文余部、海盗、倭寇以及其他阻力等），“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保证中国有一个和平环境，以达国泰民安的内政目标。主要的目的是要实现明初对外方针政策和多重的任务和使命，是要在东南亚及南亚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同时，大开海禁实行对外开放，同亚非各国开展贸易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由明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决定的。
至于为什么永乐皇帝认为郑和是出使西洋的合适人选，有诸多因素。郑和自幼聪颖过人，少年时起长期跟随燕王朱棣的经历，使郑和具有别人无可替代的多方面才能。最令人关注的是，郑和本人是一个伊斯兰教徒而并非是一个传统的汉族人和儒家哲学信奉者。明帝国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伊斯兰教徒这也许是出于明确的政治考虑：以当时明帝国所了解的世界来说，西洋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为伊斯兰教国家；另外，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十分活跃，是中国最主要的海洋贸易伙伴，因此，选择一位伊斯兰教徒作为舰队统帅显然具有政治沟通的意图，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建立政治联盟的政治心理。其一，郑和跟随永乐皇帝征战多年，永乐皇帝了解其知兵法，有谋略，指挥得宜，勇敢善战；其二，郑和知识渊博，熟悉西洋各国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通晓阿拉伯语言文字；其三，郑和有一定的航海和造船知识；其四，郑和是伊斯兰教徒，又是受了菩萨戒的佛门弟子，同时还崇信海神天妃，因此对沟通和建立各种信仰间的相互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五，郑和有卓越的外交才能。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使明永乐皇帝朱棣认为只有郑和才能胜任出使西洋的任务。
郑和先后受到明成祖和明宣宗的派遣，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出使西洋，从1405年（永乐三年）首航到1433年最后一次返航，历时28年，开创了从中国经印度洋直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远航记录。他七次下西洋的出使活动，有六次是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完成，最后一次则是在明宣宗朱瞻基（1426－1436）在位期间。
郑和船队历次都是在福建长乐集中，候风起航。前三次下西洋的最远处均抵达古里，基本航线是：长乐－占城－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在此段航程中，又有分船队抵达爪哇、渤泥、旧港、榜葛剌、溜山等地。自古里向西的航行，则开始于第四此出使，郑和将众多的分船队派往阿拉伯海、红海和波斯湾等地。
在当时的世界中，郑和的船队显得颇为宏大，在1405年7月11日出发的第一次远航中，其舰队是一支满载着2.7万余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出发。1407年秋，郑和带回了爪哇等国的朝贡使节和数十船商贸换回的异域珍品，完成首次航行。
几个月后，郑和二次出海。此次航行路线和规模同前一次差不多，也是历时两年。
1409年夏，郑和第三次统领船队出国。此次航行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刺加建立排栅城垣，盖了仓库，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在从古里回航途中，郑和还在锡兰跟亚烈苦奈尔国王打了一仗，凯旋归来。
1412年11月，明成祖下达第四次航海命令。这一次，郑和船队继续往西，将东非沿海列入了航程之内，进一步扩大同海外各国的交往与贸易。此次航海时间较长，郑和于1415年回国，分遣船队一年后返回。
1417年5月，郑和船队第五次出海远航，这次出海的主要任务是护送19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到了东非沿海最南的地区。
1421年7月，郑和船队六下西洋，护送16国使臣回国。郑和亲率的船队到达了东非海岸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竹步（今索马里）等国，并在宝船上设宴招待各国宾朋，代表明成祖赐以丝、瓷、铁器等物品，1423年返航时带回香料等珍品。
1431年初，明宣宗继承祖父明成祖伟业和雄心，再次诏令郑和出海。第七次下西洋历时3年多，郑和船队走访了近20个国家，还派出随员特地到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
根据《明史·郑和传》等的记载，郑和船队先后访问的国家总计有35个，按照今天的世界版图这些具体地点如下：
印度支那3国：占城、真腊、暹罗（今泰国）。
马来半岛3国：满剌加、彭亨、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州）。
马来群岛8国：旧港、苏门答腊、阿鲁（今苏门答腊的亚路）、南渤里（苏门答腊岛北部）、黎代（苏门答腊岛西部）、那孤儿（苏门答腊岛北部巴塔克人住地）、爪哇、孙剌（今印度尼西亚西部）。其中除爪哇与孙剌两国外，其它6国均在苏门答腊岛上。
印度沿岸11国：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柯枝（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大葛兰（今印度西南沿海）、大、小葛兰（今印度西南沿海）、加异勒（今印度半岛南端）、阿拔把丹（今印度西部）、甘巴里（今印度坎贝）、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榜葛剌（今孟加拉国）。
波斯湾阿拉伯沿岸5国：忽鲁谟斯（今伊朗）、剌撒（今也门西部）、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南岸）、阿丹（今也门的亚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非洲东岸5国：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麻林（今东非肯尼亚）、比剌（今莫桑比克赞比亚西河口）、沙里湾尼（今北印度）、竹步（今索马里南部）。
郑和代表明帝国先后七次出使东南亚各国，这数次远洋航行的基本目的与欧洲远洋探险的目的几乎截然相反，欧洲人早在谋划出发的一刻就是满怀着野心、贪婪而出航的，而郑和正相反，他致力于与该地区在政治上简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则积极地推行朝贡，政治为主，经济为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怀柔西洋各国，树立中国作为国际朝贡体系中宗主国的地位。
东方的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其原则与欧洲的掠夺供奉也正相反，明帝国的原则是厚往薄来。具体的做法是：各藩属国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朝见天子，上表表示臣服，也就是象征性地承认中国为万邦之主，并向中国地天子献上贡品。中国的天子则加倍回增以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这种朝贡贸易的实质就是以上贡和赏赐的形式进行官方的商品交换——这在西方看来十分不可思议，显然是一种用厚重的财富收买一种表面的臣服，颇具表面化，而实际损失却相当大，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种臣属关系对宗主国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好处，徒具脸面罢了。
明初中国皇帝对来华的外国使臣的赏赐是非常丰富的，以次显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风范。郑和每次出使返航，都会捎带部分国家的朝贡使团来中国，在下一次出航时，又把他们带回去，也就是迎来送往，这是中国皇帝赋予郑和的重要外交使命之一。如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写到：“其南渤里王常跟宝船，将降真香等物贡于中国。”有些国家则是自己驾船而来。郑和使团每到一国，当地国王或酋长都要亲自迎接，举国欢庆。事后，精心准备贡品，随郑和返航上贡。永乐六年（1408），占城国王应郑和第二次出使时的招谕，来华进贡了大象和许多当地特产，明成祖一次性地赏赐给他黄金大印和黄金百两，白金500两，各色丝绸150匹，赏赐给使臣白金200两，纱百锭以及大量各色丝绸。
郑和船队每次出航都运载着数量巨大的丝绸、瓷器、铁器、铜钱、漆器、麝香等中国特产，一部分用于馈赠给所访问的这些国家的王公大臣，另一部分则在海外各国的市场上进行贸易销售。这种薄来厚往的贸易自然受到各国的欢迎，于是郑和下西洋所到的国家几乎都派遣使臣来华朝贡，中国在海外的国际威望也大大提高——这真令人感到可笑，要知道，明帝国仍然有数千万人处于饥饿状态，相反，帝国的统治者确把大量的财富赠送给遥远的、所谓臣属之国。
当然，这种散财式的外交当然会赢得热闹的朝贡，明初郑和下西洋的28年时间里（1405－1433），中国与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建立起了稳固的外交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朝贡体系的成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朝贡次数也达到了一百多次——如此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巨大的。
当然，如果抛开这种令人悲哀政治外交的话，仅以船队规模、航海频率和远航距离来看，这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航海活动。郑和所率领的船队是一支特混舰队，最多时有200余艘，是15世纪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备的船队。其船舶种类大致可分为六种。
1、宝船：是船队中最大的最主要的船舶，相当于当今旗舰或主力舰，为领导成员和外国使凶所乘坐，为船队的核心。
2、马船：又称马快船，是大型快速水战与运输马匹等军需物资的兼用船。3、粮船：主要用于运输船队所需粮食和后勤供应物品，使船队沿途能得到充分的补给，相当于今日的干货补给船。
3、坐船：全称战座船，是船队中的大型护航主力战船，为军事指挥人员及幕僚乘坐。亦可作为分遣护航舰队中的指挥船。
4、战船：船型比坐船小，为专任护航和作战之用。
5、水船：为专门贮藏、运载淡水用的辅助船。
郑和船队全体船员最多时为27000余人，如此多的人必须有严密的编制、科学的分工与管制，才能严整有序。据《瀛涯胜览》记载，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其船队人员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其中，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员，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名，监承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此处所记者，侧重于领导管理人员。而祝允明在《前闻记》中“下西洋”条所记的随行人员，则侧重航行技术人员的分工，计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
也许，这支舰队更令人赞叹的是它在当时的组织能力和体制，如此众多的人员、如此复杂的分工合作，即使在今天也相当于大多数国家的舰队规模。在这支舰队中，我们基本可以看出明帝国的舰队已经具有相当卓越的现代舰队指挥、运输、作战、外交、航海体系：
1、指挥决策核心：主要人员有正、副使太监和少监、内监等，是掌握全船队航行、外交作战、贸易等重大行动决策和指挥中枢机构。
2、航海业务参谋制定职业部门：主要人员有火长、舵工、班碇手、水手、民梢、阴阳宫、铁锚、木*，搭材等航海与帆缆等技术人员。其中，火长负责全船的航行安全，类似当今商船的船长或驾驶员或军舰上的航海长。舵工在火长的指挥下操舵。班碇手负责起抛锚和离靠码头的操作。水手、民梢负责升落风帆、摇橹划奖和日常清洁保养工作。阴阳官负责观测天象，预报气象。铁锚，搭材等匠，负责打造修理铁木器材设备。
3、外事、后勤组织部门：有负责外事活动、礼宾工作的鸿胪寺序班，对外宣传的教谕，教管钱粮和后勤供应的户部郎中，负责翻译的通事，负责采购供应的买办，负责会计出纳的书算手，起草文书的舍人，负责防治疾病的医官、医士等。
4、军事护航、作战体制：有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等各级军事人员。主要负责航行或停泊中的外部安全，防御敌对武装和海盗的侵袭。
郑和船队实质上是一支庞大的特混舰队。曾有人力图回避船队的军事力量，似乎认为这与郑和下西洋的和平外交、友好往来的使命相悖。历史事实已证明了有一定武装力量和执行和平使命并不好盾。在当时，郑和船队具有一定的武装自卫力量是远洋航行所必不可少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船队曾有如下评价：“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比明代海军匹敌。”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南洋一带的海盗活动猖獗。特别是在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的旧敌方国振、张士诚等逃往海上，占据南海，或劫掠商船，或勾结倭寇，不断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因在国内犯罪全家逃往海外，他纠集海盗，占据了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要道旧港。他们聚众称霸，不仅掠夺商船，而且劫持西洋诸国的来华使节，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明成祖对他们采取了笼络和武力并举的手段，以确保海上航道的畅通。1407年，郑和出使西洋返航到旧港时，陈祖义率众匪前来偷袭，郑和率兵将其大败，并生擒了匪首。
因此，对于明帝国航海的评论，自然中国认为是一种善意、和平的航海，从而大力宣传，但这也确实是一种事实，即使在今天，郑和航海所产生的效果仍然是正面的，这在东南亚一带的民间仍然可以得到印证，这与西方殖民者赤裸裸、毫无遮掩的海盗掠夺形成了一种黑白分明的对比。“郑和之遗事，可作两面观：一面是历史的郑和，一面是故事民话的郑和。后一郑和也很重要，曾为种种民话的干题，至今南洋一带尚盛传之，见之载辑的固然重要，传之委巷的也要记录。”（paul pelilot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郑和载东南亚留下了诸多遗迹和西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在中爪哇的省会三宝垄，有一座宏伟的中国风格的寺庙叫做大觉寺，在郊外还有个三宝宫。在大觉寺正殿左侧的一个神龛中供奉着郑和的塑像，郑和身穿锦袍端坐其中。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三宝垄的华人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郑和。
在泰国首都曼谷以北80多公里的大城府（即暹罗故都阿瑜陀耶），有个帕南车寺，当地华人称其为“三宝公庙”，帕南寺一带曾是大城府重要的商贸集市，郑和七次出使东南亚的航行中，有三次拜访过大城王朝。当中国宝船到达暹罗后，曾用小船前去进行交易。为了纪念郑和，当地人便把帕南车寺改名为三宝公庙，把郑和当作神来供奉，祈求保佑平安。在东南亚人民的心里，郑和就是一座和平使者的丰碑。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叹到：“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副中国人海上称雄的目录。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明初的中国虽然国力强盛，拥有装备精良的强大的远洋海军舰队，可轻而易举地征服其他势力所及的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家和地区，但竟然从未想到发动一场侵略战争。这种不好战的思
想来源于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思想，所谓“德化”与“怀柔”，在对外关系上体现为“谦和好礼”与“协和万邦”德和平友好精神。郑和率领这支庞大的船队在长达28年的外交活动中，代表强大的大明王朝与所到各国建立了普遍的睦邻友好关系。郑和时代与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后的种种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433年6月，当郑和的船队自第七次出使西洋返航时，就标志着中国从此退出了南海和印度洋，取而代之的是一手持十字架，一手持利剑的西方殖民者。1511年，葡萄牙占领满剌加，标志着西方殖民者瓜分东南亚的开始。中国与这些国家所结成的朝贡关系被殖民与被殖民，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所取代。
三 公元1500年至公元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