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榜那天，李林甫当众说：“某人托宁王说情，这是败坏朝廷法度，不能容忍！此人不能选。”话一落音，人人吐着舌头传说：“李连宁王情面都敢驳回，真是清明。”
这件事很快传了开来，玄宗龙颜大悦：“朝中有这样的大臣，一定要大大地重用。”
处理一个问题，同时兼顾到几个方面，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利益，而且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圆满。恩威并施，刚柔相济，软硬兼用施，都是双管齐下智谋的最好注脚。
双管齐下需要精明的头脑，充分的信心。对方法的选择尤其要独具匠心。在这种智谋中，最为奇特的一种是从看上去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去处理一个问题。
在实施这一谋略时，必须慎密考虑，小心地行事，在多种方法中分出主次。或以刚为主，或以柔为主；或以赏为主，或以罚为主，都要依目的而定。此法如果运用不当，就会弄巧成拙，变成顾此失彼。
巧和稀泥打圆场
在工作和生活中，权力倾轧的游戏司空见惯，经常遇到两位你都不能得罪的人斗法，作为中间人物，应该如何应付呢？
清朝末年，陈树屏做江夏知县。当时张之洞在湖北做督抚，张之洞与抚军谭继询关系不和，但陈树屏常能巧妙处理，一头也不得罪。
有一天，陈树屏在黄鹤楼宴请张、谭二人及其他官员。座客里有人谈到江面宽窄问题。谭继询说是五里三分，张之洞却故意说是七里三分，双方争持不下，谁也不肯丢自己的面子，宴席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陈树屏知道他们是借题发挥，对两个人这样闹很不满，也很看不起，但是又怕扫了众人兴。
他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辞谦虚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落潮时便是五里三分。张督抚是指涨潮而言，而抚军大人是指落潮而言。两位大人都没有说错，这有何可怀疑的呢？”
张之洞和谭继询本来就是信口胡说，接下来由于争辩下不了台阶，听了陈树屏的这个有趣的圆场，自然无话可说了。
众人一起拍掌大笑，争论便不了了之。
我们再来看《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个故事，其中的曲折周旋，更显两面圆场的机巧。
有个道台做事干练，办起事来面面俱到，大小官员无不佩服。
有一次，一个外国人上街买东西，有些小孩因未看见过洋人，便追随着他。洋人很恼火，手拿棍子打那些孩子。有一孩子躲闪不及，被打中太阳穴，竟然被打死了。小孩家人一齐上来，要捉外国人。外国人则举起棍子乱打，连旁边看的人都被打伤几个。
这样，激起公愤，大家一齐上前，拿绳子将他捆了起来送到衙门。人命关天，偏偏又是个洋人，所有官员都感到十分棘手。
此事最后报到了道台那里，这位道台有丰富的为官经验，马上就将和稀泥的招数用上了。
他知道湖南民风强悍开放，如果办得不好，地方士绅聚众闹事，就骑虎难下了。不如先把官场上为难的情形告诉他们，请他们出来帮忙。同时，只要当地士绅百姓动公愤，出面同外国领事硬争，外国领事看见老百姓行动起来，就会害怕。到这时，再由官府出面，去压服百姓，叫百姓不闹。百姓不怕洋人，但是怕官，所以也一定会听话。而外国领事见他压服了老百姓，也会感谢官府。
于是，他马上去拜会几个有声望的乡绅，要他们齐心合力与领事争辩，倘若争赢了不但百姓伸冤，而且为国家争了面子。此话传出去，大家都说道台是一个好官，能维护百姓利益。
他又来到领事处，告诉领事，如果案子判轻了，恐怕百姓不服。外国领事听他这么说，又看着外面聚集的人群，果真感到害怕。
道台又说：“贵领事也不必太害怕，只要判决适当，我尽力去做百姓的工作，不会让他们胡闹。”
案子判了下来，道台却两面得到好处：抚台夸他处理得好，会办事；领事心里感激他弹压百姓，没有闹出事来，于是替他讲好话；而绅士们也一直认为他是维护百姓的。
虽然说这位道台是在用和稀泥的手法两面圆场，但是比起一味袒护洋人的官员来，还是要好得多。
借用外力打周旋
如果在追求某个目标，自己的实力不足以成事时，借助外力和引进外力，就成为通向胜利的一种快捷方式。它不仅能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而且能强化自己的优势，使自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它是通向目标彼岸的桥梁。
战国时期，中山王的两个妃子争当王后，一个叫阴姬，一个叫江姬。
大臣司马喜看到其中有机可乘，于是主动找到阴姬的父亲，对他说：“阴姬若是做了王后，自然是第一夫人，贵不可言。但如果没有做成，也就成了别人砧板上的肉，不但自己性命难保，恐怕还会连累你们全家呢。要是你想让她成功，怎么不来找我呢？”
阴姬的父亲于是去找司马喜，请他设法帮助阴姬当上王后，并答应事成之后重重报答。
司马喜于是去晋见中山王，对他说自己有使赵国弱而使中山国强大的办法。中山王听了非常高兴，连忙请他说下去，他却说要先出国考察一番，到赵国去观察了解它的地理山川、人民生活和君臣贤与不贤等情况，然后才能制定出使赵国弱使中山国强大的策略，中山王子是便派他到赵国去。
司马喜到赵国去拜见赵王，对赵王说：“臣下听说赵国是音乐之邦，又是美人辈出的地方。但这次臣下来赵国考察，到了不少大都市，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却没有看到多少美人，更不用说像我们中山国阴姬那样的绝色美人了。”
赵王一听大惊，问司马喜：“你说的那阴姬有多美呢？”
司马喜说：“那阴姬的姿色倾国倾城已无可形容，更为难得的是她那相貌，根本就是帝后之相，而不是一般诸侯的妃子。”
赵王这时已是心猿意马，心想要是娶了那阴姬，不仅可以得到一个绝色美人，说不定还可以托她的福相做做天子呢。于是便问司马喜：“我想请中山王允许我娶阴姬，先生觉得可以吗？”
司马喜慌忙回答说：“臣下死罪，臣下死罪！我是说到美人就不由得说出了阴姬，至于大王是否能娶她，这就是臣下所敢插嘴的了，还望大王开恩不要对中山王说是我说的啊！”
司马喜回到中山国对中山王说：
“那赵王不是个好东西，好色而不讲道德，好勇而不讲仁义。我听说他还想打大王的阴姬的主意呢！”
中山王一听勃然大怒。司马喜又说：“现在赵国比我们强大，他来讨阴姬，大王若是拒绝，国家就有危险；大王若是同意，又要被诸侯们耻笑。”
中山王说：“是啊！问题是怎么办呢？”
司马喜说：“只有一个妙法，就是大王赶快把阴姬为王后，这样就可以断了赵王的念头。因为世上还没有谁会去向人家的王后求婚的。即使赵王真有这样荒唐，其他国家也不会容忍他。”
中山王于是马上把阴姬立为王后，赵王果然没有来求婚。
阴姬原来并不喜欢司马喜，但自从他帮她当上王后以后，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她的枕头风的协助下，司马喜不久坐上了相国之位。
这位司马喜堪称是我国战国时期一位出色的公关高手，他先借赵国的力量帮助阴姬当上王后，然后再借用王后的力量登上相辅的宝座，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宋朝初年，大将曹翰被贬到汝州。有一个宫内派出的使者来到汝州，曹翰对着他掉眼泪，说：“家里人口太多，缺吃的，活不下去了，我用包袱包上一包旧衣服，请您帮我抵押一万文钱。”
使者回京后，不敢隐瞒，向宋太宗汇报了此事。
宋太宗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画屏，画题为《下江南图》，画的是当年曹翰任先锋都指挥使，按宋太祖的旨意，为大宋灭南唐的江南国的情景。
太宗看到此画屏，想到了曹翰当年的功勋，心里很难过，对曹翰产生怜悯之心，因此把他召回了市师。
后来，宋代丁谓从曹翰的经历中找到灵感，借他人之手对皇帝进行公关，从而获得待遇的改善。
当时丁谓被贬到涯州，但他的家人还在洛阳。他为了重新获得皇上的起用，就想向皇上表达自己的忠诚与心意。但是皇上已经不太相信他巧舌如簧的表演，况且谁也不肯替他这个罪人送信给皇上。
他冥思苦想了很长时间，想到曹翰的故事，于是有了主意。他挥动生花妙笔，写了一封家书，派人交给太守刘烨，求刘烨转交给自己的家人。
他特意嘱咐送信的人说：“你要等到刘烨会见下属官员们时再上呈给他。”
送信人来到刘烨的衙门，刘正在大堂上议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到丁谓的信，不敢隐瞒此事，马上把丁谓来信的事向皇帝报告，并把信送到了宫中。
皇帝拆开信看了，原来信中丁谓严厉地谴责了自己，还谈到了皇帝对自己的深厚恩惠，告诫家人不要因为他的远贬而产生怨恨之心。皇帝看完以后，感动得不得了，便把丁谓调到了条件较好的雷州。
上面两个例子都不外是曲折地通过他人，用自己的语言或事物进行公关，打动别人，外力在其中不过是发挥了传声筒的作用。
乘时代风，与世惧进
有个楚国人乘船过汉江，不小心把身边带的佩剑掉到了水里，便急忙在船舷上用刀子刻下一个记号，自言息语地说：“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可是现在水太深了，我要等到岸边水浅了以后再捞。”
船靠岸停稳后，这个人顺着船沿上刻的记号，下水打捞自己的佩剑，可是捞了半天，什么也没捞上来。
他看着船沿儿上的记号，感到很奇怪，便自言自语地说：“剑明明是从这掉下去的，为什么却捞不到呢？”
前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到的经验教训，就像楚国人刻在船舷上的记号，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到的，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如果形势和任务变了，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照着船舷上的记号去找剑，是很可笑的。与时代和面临的现实脱节，再深的记号，再好的经验，也只能劳而无功，白忙一场。
聪明的人做事，既不一味法古，也不会贪图一时的便宜，而是因时变法，追求实效，跟时代。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于是召集大臣一起商议，结果发生了一场精彩的辩论赛。
卫鞅开宗明义地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诋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
孝公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