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不同，表现也会不同
在不同的环境里，情势就会不同，人的表现也会因此而不同，甚至迥然相反。万不可为一时一地的表现而迷惑，凭着特定环境里的表现，而断定一个人的品质。
以俭朴和谦恭的品质来说，贫穷的人无须学习俭朴，卑贱的人无须学习谦恭，这不是人性的不同，而是人的处境决定的。所以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俭恭，必须在富贵人身上才能鉴别出来。
蔺相如曾经是宦官头领缪贤的门下食客，缪贤一次闯了祸，把相如找来商量。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位远方客人来到缪贤的府前，拿着一块玉璧叫卖。缪贤见此璧白润无瑕，宝光闪烁，就花了五百金买下。后来缪贤让玉匠前来相玉，玉匠大吃一惊，说这就是和氏璧。缪贤异常惊喜，连忙秘藏起来。但早已有人将此事报告了赵惠文王，赵王向缪贤索取，因为缪贤非常喜爱和氏璧，所以没有立即献璧。赵王大怒，趁出猎之机，突然来到缪贤家里，搜走了和氏璧。
缪贤十分害怕，准备要逃到燕国去。
相如问：“您怎么知道燕王可靠呢？”缪贤说：“我曾随赵王与燕王在边境上会见，燕王私下握我的手说：‘我愿与你结为朋友。’因此敢去他那里。“
相如劝说他道：“那时赵国强，燕国弱，而你受到赵王的重用，所以他为保持住宠幸想结识您。如今，你是从赵逃到燕，燕一向怕赵，一定不敢留您，而要把您押送回赵。您不如袒胸背斧到赵王那去请罪，才会幸免。”
缪贤采纳了相如的计策，终于得到了赵王的原谅。从这件事看，可以说蔺相如已洞彻到了人情的细微隐蔽处。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春秋末年晋国的中行文子身上。
当时，中行文子获罪于国君，被迫流亡在外。
有一次，经过一座小城时，他的随从提醒他道：“主公，这里的官吏是您的老友，为什么不在这里休息一下，等候着后面的车子呢？”
中行文子答道：“不错，从前此人待我很好，我有段时间喜欢音乐，他就送给我一把鸣琴；后来我又喜欢佩饰，他又送给我一些玉环。这是投我所好，以求我能够接纳他，而现在我担心他要出卖我去讨好敌人了，我们赶紧走。”
果然，不久这个官吏就派人扣押了中行文子后面的两辆车子，献给了晋王。
另外一个故事则更发人深思。
东晋大将军王敦去世后，他的兄长王含一时感到没了依靠，危险一步步逼近，便想去投奔王舒。
王含的儿子王应在一旁劝说他父亲去投奔王彬，王含训斥道：“大将军生前与王彬有什么交往？你小子以为到他那儿有什么好处？”
王应不服气地答道：“这正是孩儿劝父亲投奔他的原因。江川王彬是在强手如林时打出一块天的，他能不趋炎附势，这就不是一般人的见识所能做到的。现在看到我们衰亡下去，一定会产生慈悲怜悯之心；而荆州的王舒一向明哲保身，他怎么会破格开恩收留我们呢？”
王含不听，径直去投靠王舒，王舒果然将王含父子装入麻袋，沉到江里。而王彬当初听说王应及其父要来，悄悄地准备好了船只在江边等候，但没有等到，后来听说王含父子投靠王舒后惨遭厄运，深深地感到遗憾。
心有所想，必形有所动
如果一个人语无伦次，可是底气十足，神色又很诚恳，那是因为他不善言辞，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疑的用心；如果一个人说得非常动听，而表情与言语却不协调，心中一定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没有说话就怒形于色的，是因为太愤怒了；言语和怒气同时喷发的，是这人急于要强迫别人改变他认为不对的事情。
凡此种种，虽然对方想竭力遮掩，但内心的真实活动与外在的对应表现却总难随意支配。即便是受到了威吓或惊恐，临时改变他的面孔，仍然骗不了人。
公元前453年，掌握晋国国政的几个权臣发生争斗，智伯联合韩康子、魏桓子发起对赵襄子的战争。
在战争过程中，智伯曾决水淹晋阳。当时，智伯退行看水势，魏桓子和韩康子与他同车前往。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也以消灭一支大军啊！”
魏桓子以肘触了触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踩魏桓子的脚背，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汾水可以淹灌魏的都邑安吧，洚水可以淹灌韩的都邑平阳。
回来后，智伯的族人智过对智伯说：“韩、魏必定会反叛我们！”
智伯说：“您怎么知道呢？”
智过回答说：“我是从今天的事情上知道的：我们领导韩、魏一起攻赵，而赵亡，必祸及韩、魏。现在约定了胜赵后要三分其地，但在降赵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他二人看着水流却忧虑重重，没有一点儿欢喜的表情，这不是反叛是什么呢？”
第二天，智伯却把智过的这些话告诉了魏桓子、韩康子二人。他二人说：“这是有人进谗言，为赵氏游说，让您怀疑我们二家而松懈对赵的攻伐。不然的话，我们二家岂不是放弃朝夕间即可分赵氏之田的利益，而去做那些危难不可成的事情吗？”
魏桓子和韩康子二人出来后，智过进去见智伯说：“大王怎么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二人呢？”
智伯说：“您怎么知道呢？”
智过回答说：“我见他们看到我时脸色严肃而急速离去，这是他们知道我已得知他们的实情的缘故。”
战争进行到最后关心的时候，赵襄子已经岌岌可危，于是派宰相张孟谈以朝见智伯为名而私会韩、魏二人，劝说二人联合攻智伯。
计谋既定，张孟谈又朝拜智伯出来，正被智过在辕门外遇见。智过就进去见智伯说：“魏、韩两家将有变化。”智伯问：“怎么呢？”智过说：“我刚才在辕门外遇到张孟谈，他显得很骛持并且很得意。”
智伯说：“不对吧？我已与魏桓子和韩康子约好了，打下赵后就三分其地，他们一定不会欺骗我，你不要瞎说。”
智过出来后总是放心不下，就去拜见了魏、韩二人，回来对智伯说：“魏韩二人色动意变，一定将不利于大王。不如现在收拾他们！”
智伯说：“我们兵驻晋阳已三年了，早晚就要攻下赵而分享好处，怎么能有其他的心思呢？你不要再说了。”
智过说道：“如果不杀，就快去拉拢他们。”
智伯问：“怎么拉拢呢？”
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菱，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这两个人是都能改变他们君主的意见的。大王应当与他们约定，破赵后就封二人一人一座万户的城池。这样，魏韩二人之心可以不变，而大王就得到了您所想要的了。”
智伯这个花岗岩脑袋仍然犹豫不决地说：“破赵后要三分其地，现在又要分给他们两人各万户之城池，那我得到的就更少了，不能这样！”
智过见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纳，说的话智伯又不听，就逃走了，并改姓辅氏。
张孟谈听说了，就去见赵襄子说：“我在智伯的辕门外遇见了智过，看来他对我有了怀疑。他进去见智伯，出来就改了姓，所以我有这样的怀疑。今天晚上如不攻智，必有后患。”
赵襄子点头，派张孟谈去见魏韩二人，晚上杀散守堤官兵，放水淹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被水一冲，都慌着去救水，一阵大乱。这时，魏韩两支军队从两侧围攻，赵襄子率军队正面迎击，大败智伯军队，活擒智伯。
手下有远见卓识的贤能之士，智伯这个浆糊脑袋却不知道善用，只落得人头落地，土地被赵、魏、韩三分了。智氏满门尽灭，惟有智过一族得以保存了下来。
审视变化，因人知事
齐桓公早朝时与管仲商量要攻打卫国。
退朝回宫后，一名从卫国献来的妃子看见了他，就走过来连拜了几拜，问齐桓公卫国有什么过失。
齐桓公很惊奇，问她为什么这样问。
那个妃子说：“我望见大王进来的时候，脚抬得高高的，步子迈得大大的，脸上有一种强横的神气，这都是要攻打某个国家的迹象。并且大王看到别人没有什么表示，看到我，脸色却突然变了，这明显是要攻打卫国。”
第二天早朝时，齐桓公冲着管仲一揖，召他进来。
管仲问：“大王不想攻打卫国了吗？”
齐桓公一想，这两天邪了门儿了，怎么每个人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于是问管仲：“您怎么知道的？”
管仲回答：“大王上朝的时候，向我作了一揖，并且很谦恭，说话的声调也缓和，见到我而面有愧色，因此我知道大王一定是对昨天商议的事情改变主意了。”
又有一次，齐醒公与管仲商量伐莒，还没有商量出结果此事就被国人知道了，齐桓公对此事有些奇怪，便问管仲是不是喝醉了把消息泄露出去了。
管仲摇头说：“国内必有圣人！”
齐桓公叹了一口气，说：“我想起来了，今天我到城墙上巡视在下边干活的民工，有一个拿拓水杵的人一直向上注视我，估计就是他吧？”
齐桓公于是命令这些人重新来服役，并且不得由他人代替，同时下令卫士把负责拿拓水杵的人带来。没过多长时间，卫士们带上了一个叫东郭的人。
管仲命令迎宾官员恭恭敬敬把东郭迎接进来。
管仲客气地问：“是您说大王要伐莒的吗？”
他说：“是的。”
管仲又问：“我们没有说过要伐莒的话，您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东郭回答说：“大人物善于谋断，小人物善于揣测。这是我暗中推测出来的。”
管仲说：“您是怎么去推测呢？”
东郭回答道：“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闲自得、宴享喜乐的时候，是钟鼓之色；愁闷悲伤、清静无为的时候，是丧服之色；勃然奋发、踌躇满志的时候，是兵革之色。那一天，我望见国君在城台之上，脸色踌躇满志，这是兵革之色。国君嘴动而不发声，所说的是‘莒’的口形；国君举手臂而指，指的方向与你所指的都同样是莒国。我私下猜测现在我们周围未臣服的小诸侯国只有莒国，所以这样说。”
管仲十分佩服，于是向齐桓公推荐，把东郭任命为情报部长。
古人的“察色”之法说：真正聪慧的人总是那明朗、坦然；真正仁厚的人一定有让人敬重的神色；真正勇敢的人一定具有自负奋发的神色，透露出土可杀不可辱的信息；质朴的神色浩气凛然，坚强而稳重；伪饰的神色游移不定，让人烦躁不安。
因此，观察一个人，可以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自由行事，可以随便看随便动，便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有特别兴趣。还可以用让他仓猝间做出决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紧张失措。
慧眼测阴阳神变
白居易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
海底鱼兮天上鸟，
高可射兮深可钓。
惟有人心相对时，
咫尺之间不能料。
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
笑中有刀潜杀人！
阴阳神变皆可测，
不测人间笑是嗔。
当今世上，势利奸巧之徒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脸上带着诚恳的笑容，热情得像一盆火，背后里却握着刀，脚下已经准备使绊子。这时如果没有一双慧眼，不仅很难有所成就，而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汉武帝死后，昭帝即位，燕王刘旦心中怀恨，企图谋反。
同时，霍光、金日单、上官桀三位大臣辅政。在三个辅政大臣当中，金日单死得最早。而霍光、上官桀两人矛盾很深。
有一次，霍光外出检阅御林军，而后又把一个校尉叫到大将军府。上官桀趁机让心腹模仿燕王的口气和笔迹，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派人乔装打扮送进宫里。
当时汉昭帝年仅十四岁，他接到这封自称是燕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据闻大将军霍光外出检阅御林军，居然坐着和皇帝一样的车子，而后又自作主张，擅自调用校尉，可见他心有异志。我担心他会对皇上不利，燕王愿意亲自到京城来，保卫皇帝。
昭帝看罢，沉思良久，把信放在一边。
第二天早朝，霍光听说燕王上书告发他，心里很是害怕，于是躲在偏殿的画室里等待发落。昭帝临朝时，不见霍光，便问道：“大将军为何没来上朝？”
上官桀赶紧趋前一步回答：“启禀皇上，我想霍将军不会是因为被燕王告发，不敢入朝了吧？”
“哦，果真如此？去请霍将军上朝。”
“是。”一名小太监到偏殿去请霍光。
霍光走上大殿，赶紧摘下帽子，伏在地上向昭帝请罪，却听见昭帝和颜悦色地说：“大将军请起来戴上帽子，朕知道你没有罪，是有人故意要隐害于你。”
霍光问道：“陛下明查，可是您怎么知道的呢？”
昭帝说：“大将军检阅御林军的地点离京城不远，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加起来不到十天的功夫，燕王远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再说，即使燕王知道了，马上派人来上书，也来不及赶到这里。如果大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调一个校尉。我看，写这封信的人才是别有用心。”
霍光和其余大臣听了，都很佩服这位少年皇帝的聪明伶俐。而上官桀则是不敢再乱发一言。
昭帝讲完这番话，下令严厉拿制造和进呈假信的人。上官桀虽然作了防范，但皇帝追问得很紧，他怕事情败露，多次出面阻挠，说：“区区小事，何须终日劳师动众。陛下还应在国家大事上多下功夫，这些小事就别再分神了。”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昭帝终于发现了上官桀和燕王刘旦的政变阴谋，于是将他们一网打尽。上官桀父子及同谋大臣被杀，燕王刘旦等自裁。
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及左右大臣都对他这种洞察力很惊奇。汉昭帝以自己的智慧挫败了上官桀浑水摸鱼的计谋，保全了忠诚的下属，也避免了一场内乱。
这就是因事知人的智谋，有很多情况下，办事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人心险恶，缺乏识人的智谋也是个重要原因。
吉安州某人家娶媳妇，一盗贼乘人多潜入洞房伏于床下，准备伺机行窃。没想到连续三夜灯火通明，没法下手，贼人饥渴难耐，终于从床下跑出来，被逮住送官府问罪。
不料这个贼人自称：“我是医生，不是盗贼。因为新娘有病症，令我相随为她疗治病痛的。”并对妇人的家事隐私陈述得详详细细。其实，他的这些供状全是潜伏床下窃听所得。
县宰难以决断，要传讯妇人对质。可是，对于这些床上私语，新媳妇又羞于出口。
一位老吏便对县宰说：“妇人初嫁，如遭讯问，传出去有辱名声。假如是贼，必然不识新妇。如若我另找个妇人出庭对质，贼人如认妇便是他随行治病的新娘，那就不打自招了。”
于是选一妓女，盛服浓抹，乘车而至。那贼指妓大声说道：“你邀我为你治病，为何又抓我诬为贼？”公堂之上哄堂大笑，贼人只得认罪。
听其言同时观其行
人的未来发展，在其性格特征和言谈举止上必然有所表现。所谓性格就是命运，指的就是这一规律。
汉高祖病危时，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
又问他曹参以后，刘邦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后来，周勃果然一举剪灭当权的吕氏家族，挽救了汉室。由此可见，刘邦可谓有知人之明。
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在言谈中会有所侧重。如果一个人喜欢谈论权力、机变等事情，那他一定喜欢说服别人；而如果方谈自然，崇尚虚静无为，那么他十之八九淡泊名利；如果一开口就是天下大势，追求公正，那么他一定期望建功立业等。这些大体方向，就是从现象看本质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