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叔段的所作所为，郑庄公是了然于胸的，他是为了采用“引其发展，陷其不义，突发制人”的谋略，才放纵对方，以争取到臣心、军心、民心，抓住情机以后，终于置对方于死地。
随机应变保全自身
智慧也包括敏捷，古人把一瞬间随机应变的智慧，称为“捷智”。
春秋时，齐襄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纠，一个叫小白。管仲跟随纠，而他的朋友鲍叔牙跟随小白，公子纠跑到了鲁国，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国内叛乱，齐襄公死于乱军，这样齐就没有国君了。
两位公子听说后，公子小白率鲍叔牙等人，公子纠率管仲等人，分别都日夜兼程向齐国进发，回国准备接位。
两股队伍在齐国边境狭路相逢，管仲骑马装作问候，拉弓射了公子小白一箭，正好射中。
然而，公子小白并没有死，那一箭只射在了衣钩上。鲍叔牙马上让公子小白向后倒下，假装被射死。管仲真以为小白死了，回去报告公子纠说：“你可以安安稳稳地登上国君的宝座了，公子小白已经死。”他们的前进速度就慢了下来。
鲍叔牙一行带着公子小白快马加鞭，赶车先进入齐国境内，公子小白当上国君，就是有名的齐桓公。
鲍叔牙的聪明才智，就在于他能应和着射来的箭而让公子小白向后倒下装死，他的智谋来得真是快如疾风闪电。
所以说，有些智谋是不可刻意追求的，必须依靠平时的修养积累，刻意追求者只能其皮毛，或者取法其上而得乎其中。
宋太祖时，张乖崖出任成都太守。一天，集合军队大校阅，他才出现在校阅场，众军就对他高呼万岁。
张乖崖闻听，当即翻身下马，向着京城开封所在的东北方向跪倒在地，高呼三声万岁，随后起身上马继续前行。
在封建社会，万岁是只能向皇帝喊的，众军不懂，把张乖崖看成皇帝的代表，所以向他高呼万岁。但张却明白，此事如果传扬出去，那就是株连九族之罪。因此他才急中生智，将万岁这一呼号，用自己的行动来转向远在京城的皇帝，在瞬间跳出了这一十分凶险的陷阱。
有人说儿童的智慧，特别是急中生智的能力比成人更强。这话不无道理，下面是两位少年随机应变、化险为夷的故事。
王羲之小时候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常把他放在自己的帐子里睡觉。
一次王敦先起床，接着钱凤入门来，两人便屏退别人秘密商量谋反，却忘记了还有小孩在帐中睡觉。王羲之当时已醒，听到了他们密谋的事，知道自己的性命难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羲之急中生智，用手指捅喉部引起呕吐，把自己的脸和被头都弄脏了，并作出睡得很香的样子。
王敦他们密谋到一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没有起床，两人都很惊恐，说：“这下子不得不把这个孩子除掉了。”
等掀开床帐，见王羲之呼呼大睡，嘴里吐出来的东西流得到处都是。这样，他们相信这孩子一直在熟睡。王羲之靠这种办法才保全了性命。
宋宁宗时，赵方在荆湖一带担任制置使。
有一天，正犒赏将士，因为赏易太少，军队要发生兵变。赵方的儿子赵葵，当时十二三岁，他发现这一动向后，来不及报告父亲，就让人以父亲的名义喊话：“方才那是朝廷赏赠的，本官另有赏赠！”
一言既出，军心马上平定下来，没有出任何变故。
专注于要事
一个有智谋的人，会在别人注意小事时，从大处着眼；别人看得近，他会看得远；别人愈忙而事情愈乱，他会不动声色把事情自然理顺；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会游刃有余，思路深入于无声无息的细微之处，举动却出乎于人们思索意料之外。
这样，再困难的事情对于他都会易如反掌，再多的问题他都可一笑置之。
在我国历史上，专于小事而误大事的人物可以说俯拾皆是。
最早的是春秋时的鲁庄公，他能歌善舞，远远超过“曲有误，周郎顾”的水平，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
到了南北朝时，梁元帝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五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凤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
他长大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像，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将国家人民带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
晋代惠帝有一个很聪明的太子。此人不喜读书，也不喜执政，偏偏喜欢学做买卖。即位后，他在宫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酒保，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
由于长期杀猪卖酒，他竟锻炼到可以用手来估掂肉的斤两，不差毫厘。可他不得不去当皇帝，结果搞得一塌糊涂，最后自己也身首异处。
到了宋朝，宋徽宗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砚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倦。高俅就是因踢得一手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才日见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中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官。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秦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三十七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公元1126年，金兵攻隐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掳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擒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迁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嘉宗朱由校却是一个好木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廊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
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他做的砚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绚丽，工极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里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无不栩栩如生。朱由校沉缅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
太监魏忠贤等就抓住他这个特点，专门等他干木匠活的时候才进来奏事。天启皇帝听后，总是赶紧说：“你们看着去办吧，我知道了！”就这样大权旁落，终于葬送了大明江山。
有人由此感慨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皇帝的却一味去钻研，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刘邦的成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做大事不必多才多艺的道理。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乃是一介小吏，没有任何方面的超群才能，但是他能任用张良制定国策和战略思想，用萧何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就是解决军需，用韩信负责南征北战，让他们各尽所能，因而也成就了自己的“无能”之功，和那些专于小玩意而亡国的君主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醉心于大事业，就难免在小处疏忽，而光在小处着眼的人，就会忘了大利害。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邀请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演奏竖琴。但是他却说：“我不精此道。我只会将一个小镇发展成一个大城。”尽管他说此话时态度极其倨作，但这句话却可以一般地用来评论政治家。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历代的治国者，就会发现此辈确可划分为两类——有一类人善于把小镇变成大城大国，却不会弹竖琴；另一类人精于竖琴，却不会把小镇变成大城，反而会把大城变成小镇甚至废墟。
有人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有人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有人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有人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有人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样样精通，可是这些只能算是雕虫小技。
而做领导的如果刻意在这些上面下功夫，即便出类拔萃，眼光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王羲之一样高杆，只能说是一技之专才，对统帅下属做大事并没有一点儿好处。
大家都知道，孔子也曾经为生活所迫，而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因此多才多艺。但他自己也说，由于那些经历，而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从而阻碍了政治上的发展。
因此，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到处找零工，不要将精力放在与自己的奋斗目标无关的事物之上。一个真正的专家，不必多才多艺，应该专注于本专业的学问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别于乃至于超越其他的专家。
以逸待劳夺战机
《孙子兵法》的《军争篇》说：“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机，此治力者也。”意思是以养精蓄锐之师对待疲劳的敌人，乘机出击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