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点拨对方
战国时期的“农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许行主张人人自食其力，一切东西都自己做，万不得已才进行交易，根本否定了社会分工。
因此他和他的弟子数十人，都穿着粗布衣，靠打草鞋、织席子来维持生活。
有一个叫陈相的人本来信奉儒家思想，但一见到许行，便改换门庭，信奉“农家”学派了。
有一次，陈相遇到孟子便竭力宣扬农家思想，他说：
“我认为许行先生的观点很有道理，凡是贤明的君主都应该与百姓同耕作，自己亲自做饭吃，同时兼理朝政；如果不能自给自足，怎么能称得上是贤君呢？”
孟子于是问道：“那么许先生是否必定自己种粮食然后自己做饭吃呢？”
陈相回答说是的。
孟子又问：“那么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织布做衣服了？”
陈相说：“不是，许先生穿的粗布衣服里用麻做的粗布衣服。”
孟子又问：“许先生戴的帽子是他们织布做的吗？”
陈相回答：“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又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布做帽子呢？”
陈相说：“怕对耕种有妨碍。”
孟子又问：“许先生用锅做饭，用铁具耕地，这些都是他亲自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的，也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因此说：“如果许先生用粮食去换锅、农具，这不能说对陶工和铁匠有所妨碍，那么陶工和铁匠用器具去换粮食，又怎么能说他们对农夫有所妨碍呢？况且许先生主张自给自足，那他又何不自己亲自做陶器和铁具，一切东西只是自己家里拿来用？又为何忙忙碌碌地拿粮食与别人交换呢？”
孟子用设问诱导的方法，一步步地摆事实讲道理，将“农家”学说许行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却又合情合理，让陈相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孟子的批评意见，从而达到了说理的目的。毫无孟子故意打击自己信奉的学派的感觉。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捷径总是最短的路，最有效的办法常常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其实有时候直接将对方的缺点、错误指出来，反而是避免伤人自尊心、避免双方误会、避免使人产生逆反心理等的最好方法，往往能达到批评者预期的效果。
把握言行的分寸
有人坚持，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也有人说，沉默是金。这两句话看似矛盾，但却包含了一个方与行的分寸问题。
曾经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忠言直谏，你为什么从来不称赞他是忠臣呢？”
袁安回答道：“像杨阜这样的大臣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反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这不是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学问、人品样样都好，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但他与其他大臣见面时，从来不议论皇帝过错，只是几十次地上奏章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因此后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和真正的忠臣。”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言而无行不如行而不言。
汉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对虎圈管理员的口才很赏识，要提拔他为上林苑负责人。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这人如何？”
文帝说：“是位智者。”
又问：“东阳侯张相如如何？”
文帝又说：“也是位智者。”
张释之说：“这两位智者说话，经常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哪像这位一张口就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呢？秦朝时候的刀笔吏，争相比赛看谁说话办事更敏捷干练，却从来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整个大局也就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了。如今陛下仅仅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伶俐就破格提拔，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没有实际做事的人了。有道是上行下效，下级受上级的影响，比光传播得还要快，陛下不可不慎重考虑啊！”
于是文帝没有提拔那个小吏。
张释之的话虽然偏颇，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狮子如果只知道咆哮，还不如马蜂的毒针厉害，立论高杆而不去实施，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埋头做事。
世上有许多人，读过很多年的书，甚至做到了××学科的博士、博士后，动辄就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论文，可一旦要他解决实际问题，他马上傻眼了。因为这种人只会照本宣科，而不学以致用，又怎么能成为大人物，成就大事业呢？
在很多情况下，低论调甚至不置一言反映的不仅是对自己才能的自信，更是一种包容万物的大气度、大胸怀。宋朝的王旦就是这样一位海纳百川般的大人物。
宋真宗时代，寇准与王旦是枢密院同事。寇准常真宗面前攻击王旦，但是王旦都一笑置之。
后来寇准罢相，辗转无聊之际，只好回过头来转托别人求王旦，想要一个职位。王旦听说后对来人说：国家官员的职位，哪里可以随便请托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
寇准觉得很没面子，对王旦更不满意，逢人就说他的坏话。
不久之后，寇准又被任命到中枢担任要职，他参见真宗的时候说：“如果不是陛下知臣，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真宗摇头告诉寇准：“你能担任这个职位，都是出于王旦的极力推荐。”寇准非常羞愧。
把握行与言分寸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该多讲时大胆放言，不能少说，否则言犹未尽；该少讲的，不能多说，否则言多必失；该沉默时，奉行沉默是金，三缄其口。
关键时刻显神威
让人钦佩的智谋分为两类：一类是让人一看就觉得十分高妙的，比如古代的辩士滔滔不绝地游说；另一类则是表面平淡无奇，然而却包含了极深的玄机，不易让人识破，就像诸葛亮所摆下的石头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只是在关键时刻才显露山水，让人恍然大悟，叹服不已。
战国时代，范蠡帮助越王灾吴后离开越国，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投到齐大臣田成子门下。
后来，田成子离开齐国，逃往燕国，子皮背着符信跟随着田成子。到了望城，子皮说：“您是否听说过涸泽之蛇的故事？涸泽中的蛇为了活命要迁走，有一条小蛇对大蛇说：‘您走，我跟随您一起爬，人们都认为我们是逃亡的蛇，一定会杀了我们，还不如我们互相衔着，您背我走。这样人们会以为我是神，我们就能免于一死。同样的重，您美我丑，我做您的仆人，人们顶多只会认为您是一位土财主。如果以您作我的仆人，别人会觉得我是万乘之国的大臣。’”
田成子一听有道理，就背起符信跟在鸱夷子皮的后面。到了迎接宾客的旅舍，旅舍的主人果然对他们十分敬重，并献上酒肉来招待他们。
这是用反常之举来暗示自己的身份不同寻常，其根本在于摸透了人们的惯性思维，因而成功。
宋朝时，秦桧掌权，各地送来的贡献，先进献到他家，其次才送给宋高宗。有一天，秦桧的老婆王氏进宫，宋高宗的母亲显仁太后提到这些日子很少见到大鱼，王氏回答说：“我家有大鱼，我给您进献一百条。”
王氏回来告诉秦桧，秦桧听后怪她说走了嘴。第二天，秦桧派人进宫献上从街上买来的糟青鱼一百鱼，显仁太后对别人笑着说：“我说这婆子土里土气，果然不出所料。”
程厚做太子中舍时，有一天被邀请到秦桧府第。他被请到书房，见室内十分冷落，只有桌子上有一篇文章，署名是“学生类贡进士秦埙呈”。
程厚独自一人默然翻阅，发现文章写得文采飞扬，因此连看了几遍，几乎能背出其中一些句子。在他翻看的时候，不断有人送上酒肴茶点。但一直等到天色很晚，秦桧也没有出来接见他。
程厚莫名其妙地回去了。几天以后，朝廷命他担任科举主考官，他才完全明白过来，于是就以在秦桧家看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命题。结果秦埙的文章文辞出众，考了第一名。
秦桧的做法虽然属于弄权循私的行径，但是他处理问题的手法，却充满了常人不及的智谋，下下人有上上智，不可不知。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故事。
宋代王随字章惠，考进士时，家境十分贫寒。他游学于翼城时，欠人饭钱，被抓进县府。当时石务均的父亲任县中官吏，为他还了饭钱，又把他领到家中住下，石务均的母亲对他尤其礼遇。
一日石务均酒醉，令王随起舞，舞步不合拍节，就殴打他。于是王随愤而离开了石府。
第二年王随榜上题名，中了进士，过了些年，又当了河北转运使。石务均听说王随回来了，十分害怕，到处躲避。后来，石务均被人诬陷，被抓到狱中。他父亲又急又气一病身亡，家里的人向王随诉说冤情，请求援救。
这时王随已做了御史中丞，并没有派人重新审理案子，而是派人送了几锭银子到翼城县中，请县令帮助安葬石务均之父。石务均也就安然无事了。
这是巧用送礼金来暗示自己与当事人的关系，虽然不置一词，但所要表达的意思尽在不言中，不可谓不巧妙。可惜的是，这一智谋为后世不少人学来作为贪赃枉法的工具，当然，这已经不是智慧处世本身的错了。
因时而动，见机行事
时机的到来，时间极为短促。明智之人，总是无机则造机，有机则乘机，见机则借机，左右逢源，事半功倍。蠢人则不然，即使机在鼻子底下，他也看不见，抓不住，眼睁睁地让良机付之东流，却要硬着头皮往南墙上撞。
晋文公即位后，马上致力于操练民众。第二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
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国名），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
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
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这时才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称霸诸侯。
时机有三种：一是事机，二是势机，三是情机。
当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可能会有会利于己而不利于敌时，就需要找到变化的关键点，这就是事机；当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可能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时，就应马上拿出克敌制胜的办法，这是势机；当人心向背正在发生变化，就要找到其中对自己有利的转变点，这是情机。
我们再来看张绣打曹操这个例子。
曹操征伐张绣，有一天突然率兵撤退。张绣大喜，亲自带兵追击曹操。谋士贾诩对张绣说：“不要去追，追的话肯定要吃败仗。”张绣不听贾诩的意见，领兵前进与曹操交战，结果大败而归。
贾诩见张绣吃了败仗回来，马上对张绣说：“赶快再去追击，再次交战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张绣不好意思地说：“先前没有采用您的意见，以至于到这种地步。如今已经失败，怎么又要追呢？”
贾诩说：“战斗形势起了变化，赶紧追击必能得胜。”
张绣听了，连忙聚集败兵追击，果然大胜曹军而归。
张绣打了胜仗，却莫名其妙，他问贾诩：“我先用精兵追赶撤退的曹军，而您说肯定要失败；我败退后用败兵去袭击刚打了胜仗的曹军，而您说必定取胜，为什么会精兵失败、败兵得胜呢？”
贾诩说：“这好理解，您虽然善于用兵，却不是曹操的对手，曹军刚撤退时，曹操必然亲自殿后；我们追兵虽然精锐，但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我知道我军必败。曹操先前在进攻时突然退兵，肯定是后方出了什么乱子急于回去，他打败您的追兵，一定会轻装快速前进，即使留下一些将领在后面掩护，那些将领们也不是您的对手，因此，您虽用败兵而打起来必定得胜。”
无论是事机、势机还是情机，多是在事态的自然演化中，随着参与者的互动而出现的，因此，我们就应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观察，学会因时而动，见机行事。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残酷暴虐、荒淫无度的庸君。他肆意杀害宗室大臣，毒刑整人。他以残害百姓为乐。大臣多次强谏，纣王竟不悔悟，反而恼羞成怒，把这些大臣驱逐出国都朝歌。
周武王派人到商，察看国情，了解情况。不久，被派去的人捎信说：“商朝现在是奸人当道，群臣离心离德。”武王认为伐商的时机还未到。
后来，武王又接到报告说：“商朝的百姓只是内心愤怒，闭口不敢说话，却咬牙切齿。”武王还是按兵不动。
最后，被派去的人又捎信说：“商朝国势危殆，民心动乱，一场大的暴动正在酝酿着。”
武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联合八方诸侯国，向商朝发起总攻。纣王自以为自己兵多士众，派出17万大军迎战。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两军相遇后，奴隶兵突然阵前暴动，倒戈反击，引周军杀入朝歌。纣王逃奔鹿台自焚。
所谓时来莫错过，无机莫强求。在时机没有到来的时候，则不可勉强求得。有不少事情是必须靠等待的，如瓜的生长，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才会瓜熟蒂落。如果揠苗助长，效果就适得其反。
晋桓温病重，请求朝廷为他加九锡（皇上赏赐大功者衣物九种，叫九锡），以避免身后被清算。皇帝慑于其威势，不得不同意了。
谢安理解了皇帝的心意，就让袁宏草起奏文，起草后，谢安看了，让袁宏再修改。就这样，看了改，改了看，过了十几天，直至桓温死了还没有定稿，加九锡的问题却解决了。
这是用拖延的办法来得到事机和势机的例子，事半而功倍，谢安确实是深谙无为而有为的道理。战国时期的郑庄公就是一个深谙其中之道的高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演。
春秋初年，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但他的地位却被生母和胞弟威胁着。
郑庄公出生时，武姜难产几乎送命，所以十分讨厌他，而偏爱他的胞弟公叔段。兄弟俩长大之后，武姜曾几次请求立公叔段为太子，但武公没有答应。
武公一死，武姜以母亲的身份要求继任的庄公，把制邑封给公叔段。制邑是军事要塞，庄公没有答应，武姜又替公叔段要求易守难攻的京城，庄公只好答应了。
公叔段一到京城，就加高加宽城墙。郑国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对庄公说：“丰等级都邑城墙的高度，先王都有规定。如今公叔段不按规定修城，您应及时阻止他，以免后果难以收拾。”庄公说：“我母亲希望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公叔段看哥哥没有对自己采取限制措施，便更加放肆起来，下令让西部、北部的军队听命于自己，并私自接收了周围的城邑来作为自己的封地。公子吕对庄公说：“应及早下手制止他，否则军队慢慢就会被他掌握了！”郑庄公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用不着。不仁不义的事做多了，就会自取灭亡。”
公叔段看到哥哥还没有反应，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聚集粮草，修冶武器，扩充部队，准备攻打庄公。国人对此纷纷议论。
这时，庄公说：“时机到了！”派人探听到公叔段起兵的日期，派公子吕率领200辆战车攻打公叔段，公叔段只好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