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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保持冷静见机行事(1)

用事实点拨对方

战国时期的“农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许行主张人人自食其力,一切东西都自己做,万不得已才进行交易,根本否定了社会分工。

因此他和他的弟子数十人,都穿着粗布衣,靠打草鞋、织席子来维持生活。

有一个叫陈相的人本来信奉儒家思想,但一见到许行,便改换门庭,信奉“农家”学派了。

有一次,陈相遇到孟子便竭力宣扬农家思想,他说:

“我认为许行先生的观点很有道理,凡是贤明的君主都应该与百姓同耕作,自己亲自做饭吃,同时兼理朝政;如果不能自给自足,怎么能称得上是贤君呢?”

孟子于是问道:“那么许先生是否必定自己种粮食然后自己做饭吃呢?”

陈相回答说是的。

孟子又问:“那么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织布做衣服了?”

陈相说:“不是,许先生穿的粗布衣服里用麻做的粗布衣服。”

孟子又问:“许先生戴的帽子是他们织布做的吗?”

陈相回答:“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又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布做帽子呢?”

陈相说:“怕对耕种有妨碍。”

孟子又问:“许先生用锅做饭,用铁具耕地,这些都是他亲自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的,也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因此说:“如果许先生用粮食去换锅、农具,这不能说对陶工和铁匠有所妨碍,那么陶工和铁匠用器具去换粮食,又怎么能说他们对农夫有所妨碍呢?况且许先生主张自给自足,那他又何不自己亲自做陶器和铁具,一切东西只是自己家里拿来用?又为何忙忙碌碌地拿粮食与别人交换呢?”

孟子用设问诱导的方法,一步步地摆事实讲道理,将“农家”学说许行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却又合情合理,让陈相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孟子的批评意见,从而达到了说理的目的。毫无孟子故意打击自己信奉的学派的感觉。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捷径总是最短的路,最有效的办法常常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其实有时候直接将对方的缺点、错误指出来,反而是避免伤人自尊心、避免双方误会、避免使人产生逆反心理等的最好方法,往往能达到批评者预期的效果。

把握言行的分寸

有人坚持,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也有人说,沉默是金。这两句话看似矛盾,但却包含了一个方与行的分寸问题。

曾经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忠言直谏,你为什么从来不称赞他是忠臣呢?”

袁安回答道:“像杨阜这样的大臣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反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这不是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学问、人品样样都好,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但他与其他大臣见面时,从来不议论皇帝过错,只是几十次地上奏章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因此后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和真正的忠臣。”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言而无行不如行而不言。

汉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对虎圈管理员的口才很赏识,要提拔他为上林苑负责人。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这人如何?”

文帝说:“是位智者。”

又问:“东阳侯张相如如何?”

文帝又说:“也是位智者。”

张释之说:“这两位智者说话,经常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哪像这位一张口就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呢?秦朝时候的刀笔吏,争相比赛看谁说话办事更敏捷干练,却从来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整个大局也就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了。如今陛下仅仅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伶俐就破格提拔,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没有实际做事的人了。有道是上行下效,下级受上级的影响,比光传播得还要快,陛下不可不慎重考虑啊!”

于是文帝没有提拔那个小吏。

张释之的话虽然偏颇,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狮子如果只知道咆哮,还不如马蜂的毒针厉害,立论高杆而不去实施,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埋头做事。

世上有许多人,读过很多年的书,甚至做到了××学科的博士、博士后,动辄就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论文,可一旦要他解决实际问题,他马上傻眼了。因为这种人只会照本宣科,而不学以致用,又怎么能成为大人物,成就大事业呢?

在很多情况下,低论调甚至不置一言反映的不仅是对自己才能的自信,更是一种包容万物的大气度、大胸怀。宋朝的王旦就是这样一位海纳百川般的大人物。

宋真宗时代,寇准与王旦是枢密院同事。寇准常真宗面前攻击王旦,但是王旦都一笑置之。

后来寇准罢相,辗转无聊之际,只好回过头来转托别人求王旦,想要一个职位。王旦听说后对来人说:国家官员的职位,哪里可以随便请托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

寇准觉得很没面子,对王旦更不满意,逢人就说他的坏话。

不久之后,寇准又被任命到中枢担任要职,他参见真宗的时候说:“如果不是陛下知臣,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真宗摇头告诉寇准:“你能担任这个职位,都是出于王旦的极力推荐。”寇准非常羞愧。

把握行与言分寸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该多讲时大胆放言,不能少说,否则言犹未尽;该少讲的,不能多说,否则言多必失;该沉默时,奉行沉默是金,三缄其口。

关键时刻显神威

让人钦佩的智谋分为两类:一类是让人一看就觉得十分高妙的,比如古代的辩士滔滔不绝地游说;另一类则是表面平淡无奇,然而却包含了极深的玄机,不易让人识破,就像诸葛亮所摆下的石头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只是在关键时刻才显露山水,让人恍然大悟,叹服不已。

战国时代,范蠡帮助越王灾吴后离开越国,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投到齐大臣田成子门下。

后来,田成子离开齐国,逃往燕国,子皮背着符信跟随着田成子。到了望城,子皮说:“您是否听说过涸泽之蛇的故事?涸泽中的蛇为了活命要迁走,有一条小蛇对大蛇说:‘您走,我跟随您一起爬,人们都认为我们是逃亡的蛇,一定会杀了我们,还不如我们互相衔着,您背我走。这样人们会以为我是神,我们就能免于一死。同样的重,您美我丑,我做您的仆人,人们顶多只会认为您是一位土财主。如果以您作我的仆人,别人会觉得我是万乘之国的大臣。’”

田成子一听有道理,就背起符信跟在鸱夷子皮的后面。到了迎接宾客的旅舍,旅舍的主人果然对他们十分敬重,并献上酒肉来招待他们。

这是用反常之举来暗示自己的身份不同寻常,其根本在于摸透了人们的惯性思维,因而成功。

宋朝时,秦桧掌权,各地送来的贡献,先进献到他家,其次才送给宋高宗。有一天,秦桧的老婆王氏进宫,宋高宗的母亲显仁太后提到这些日子很少见到大鱼,王氏回答说:“我家有大鱼,我给您进献一百条。”

王氏回来告诉秦桧,秦桧听后怪她说走了嘴。第二天,秦桧派人进宫献上从街上买来的糟青鱼一百鱼,显仁太后对别人笑着说:“我说这婆子土里土气,果然不出所料。”

程厚做太子中舍时,有一天被邀请到秦桧府第。他被请到书房,见室内十分冷落,只有桌子上有一篇文章,署名是“学生类贡进士秦埙呈”。

程厚独自一人默然翻阅,发现文章写得文采飞扬,因此连看了几遍,几乎能背出其中一些句子。在他翻看的时候,不断有人送上酒肴茶点。但一直等到天色很晚,秦桧也没有出来接见他。

程厚莫名其妙地回去了。几天以后,朝廷命他担任科举主考官,他才完全明白过来,于是就以在秦桧家看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命题。结果秦埙的文章文辞出众,考了第一名。

秦桧的做法虽然属于弄权循私的行径,但是他处理问题的手法,却充满了常人不及的智谋,下下人有上上智,不可不知。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故事。

宋代王随字章惠,考进士时,家境十分贫寒。他游学于翼城时,欠人饭钱,被抓进县府。当时石务均的父亲任县中官吏,为他还了饭钱,又把他领到家中住下,石务均的母亲对他尤其礼遇。

一日石务均酒醉,令王随起舞,舞步不合拍节,就殴打他。于是王随愤而离开了石府。

第二年王随榜上题名,中了进士,过了些年,又当了河北转运使。石务均听说王随回来了,十分害怕,到处躲避。后来,石务均被人诬陷,被抓到狱中。他父亲又急又气一病身亡,家里的人向王随诉说冤情,请求援救。

这时王随已做了御史中丞,并没有派人重新审理案子,而是派人送了几锭银子到翼城县中,请县令帮助安葬石务均之父。石务均也就安然无事了。

这是巧用送礼金来暗示自己与当事人的关系,虽然不置一词,但所要表达的意思尽在不言中,不可谓不巧妙。可惜的是,这一智谋为后世不少人学来作为贪赃枉法的工具,当然,这已经不是智慧处世本身的错了。

因时而动,见机行事

时机的到来,时间极为短促。明智之人,总是无机则造机,有机则乘机,见机则借机,左右逢源,事半功倍。蠢人则不然,即使机在鼻子底下,他也看不见,抓不住,眼睁睁地让良机付之东流,却要硬着头皮往南墙上撞。

晋文公即位后,马上致力于操练民众。第二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

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国名),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

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

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这时才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称霸诸侯。

时机有三种:一是事机,二是势机,三是情机。

当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可能会有会利于己而不利于敌时,就需要找到变化的关键点,这就是事机;当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可能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时,就应马上拿出克敌制胜的办法,这是势机;当人心向背正在发生变化,就要找到其中对自己有利的转变点,这是情机。

我们再来看张绣打曹操这个例子。

曹操征伐张绣,有一天突然率兵撤退。张绣大喜,亲自带兵追击曹操。谋士贾诩对张绣说:“不要去追,追的话肯定要吃败仗。”张绣不听贾诩的意见,领兵前进与曹操交战,结果大败而归。

贾诩见张绣吃了败仗回来,马上对张绣说:“赶快再去追击,再次交战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张绣不好意思地说:“先前没有采用您的意见,以至于到这种地步。如今已经失败,怎么又要追呢?”

贾诩说:“战斗形势起了变化,赶紧追击必能得胜。”

张绣听了,连忙聚集败兵追击,果然大胜曹军而归。

张绣打了胜仗,却莫名其妙,他问贾诩:“我先用精兵追赶撤退的曹军,而您说肯定要失败;我败退后用败兵去袭击刚打了胜仗的曹军,而您说必定取胜,为什么会精兵失败、败兵得胜呢?”

贾诩说:“这好理解,您虽然善于用兵,却不是曹操的对手,曹军刚撤退时,曹操必然亲自殿后;我们追兵虽然精锐,但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我知道我军必败。曹操先前在进攻时突然退兵,肯定是后方出了什么乱子急于回去,他打败您的追兵,一定会轻装快速前进,即使留下一些将领在后面掩护,那些将领们也不是您的对手,因此,您虽用败兵而打起来必定得胜。”

无论是事机、势机还是情机,多是在事态的自然演化中,随着参与者的互动而出现的,因此,我们就应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观察,学会因时而动,见机行事。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残酷暴虐、荒淫无度的庸君。他肆意杀害宗室大臣,毒刑整人。他以残害百姓为乐。大臣多次强谏,纣王竟不悔悟,反而恼羞成怒,把这些大臣驱逐出国都朝歌。

周武王派人到商,察看国情,了解情况。不久,被派去的人捎信说:“商朝现在是奸人当道,群臣离心离德。”武王认为伐商的时机还未到。

后来,武王又接到报告说:“商朝的百姓只是内心愤怒,闭口不敢说话,却咬牙切齿。”武王还是按兵不动。

最后,被派去的人又捎信说:“商朝国势危殆,民心动乱,一场大的暴动正在酝酿着。”

武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联合八方诸侯国,向商朝发起总攻。纣王自以为自己兵多士众,派出17万大军迎战。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两军相遇后,奴隶兵突然阵前暴动,倒戈反击,引周军杀入朝歌。纣王逃奔鹿台自焚。

所谓时来莫错过,无机莫强求。在时机没有到来的时候,则不可勉强求得。有不少事情是必须靠等待的,如瓜的生长,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才会瓜熟蒂落。如果揠苗助长,效果就适得其反。

晋桓温病重,请求朝廷为他加九锡(皇上赏赐大功者衣物九种,叫九锡),以避免身后被清算。皇帝慑于其威势,不得不同意了。

谢安理解了皇帝的心意,就让袁宏草起奏文,起草后,谢安看了,让袁宏再修改。就这样,看了改,改了看,过了十几天,直至桓温死了还没有定稿,加九锡的问题却解决了。

这是用拖延的办法来得到事机和势机的例子,事半而功倍,谢安确实是深谙无为而有为的道理。战国时期的郑庄公就是一个深谙其中之道的高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演。

春秋初年,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但他的地位却被生母和胞弟威胁着。

郑庄公出生时,武姜难产几乎送命,所以十分讨厌他,而偏爱他的胞弟公叔段。兄弟俩长大之后,武姜曾几次请求立公叔段为太子,但武公没有答应。

武公一死,武姜以母亲的身份要求继任的庄公,把制邑封给公叔段。制邑是军事要塞,庄公没有答应,武姜又替公叔段要求易守难攻的京城,庄公只好答应了。

公叔段一到京城,就加高加宽城墙。郑国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对庄公说:“丰等级都邑城墙的高度,先王都有规定。如今公叔段不按规定修城,您应及时阻止他,以免后果难以收拾。”庄公说:“我母亲希望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公叔段看哥哥没有对自己采取限制措施,便更加放肆起来,下令让西部、北部的军队听命于自己,并私自接收了周围的城邑来作为自己的封地。公子吕对庄公说:“应及早下手制止他,否则军队慢慢就会被他掌握了!”郑庄公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用不着。不仁不义的事做多了,就会自取灭亡。”

公叔段看到哥哥还没有反应,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聚集粮草,修冶武器,扩充部队,准备攻打庄公。国人对此纷纷议论。

这时,庄公说:“时机到了!”派人探听到公叔段起兵的日期,派公子吕率领200辆战车攻打公叔段,公叔段只好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