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给人快乐。热爱音乐的人一定热爱生活。
——贝多芬
（一）
在获得小卡尔的监护权后，贝多芬就想给予小卡尔良好的教育和悉心的指导，他对小卡尔的爱是真挚而深厚的。如果小卡尔与他离开片刻，或者与什么可疑的人在一起，他就会感到十分害怕。贝多芬希望任性的小卡尔能够在自己的照管下有所转变。
然而，将一个孩子从他的母亲身边“夺”过来，而让一个关系略远的人来做监护人并不合适。一个孩子的心灵本来是善良正直的，但他的母亲和伯父却在互相说着对方的坏话，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十分矛盾的。
同时，贝多芬的性格也不适合管教小卡尔。正因为他使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才让小卡尔变得越来越难管。这也为后来小卡尔不幸自杀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当然，对于小卡尔的照顾并没有令贝多芬完全放弃自己的音乐创作。在与约翰娜争夺小卡尔过程中，贝多芬同时还在创作着《弥撒祭曲》。
早在弟弟卡尔去世前，贝多芬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去英伦三岛。因为这个国家曾让海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赚了一大笔钱。贝多芬也想这样，因为他同伦敦的关系很密切，只要一直待在那里，就有赚钱的机会。
那年，贝多芬在听说在某剧院上演《维多利亚战役》成功之后，就写信给此事的主持人佐治·斯麦特脱爵士，给予对方在伦敦演出的权利。佐治爵士联系了伦敦交响音乐会的主席沙罗曼先生，请求把贝多芬的作品加入到他们的节目单中。
此时，贝多芬的朋友兰兹也在尽力为贝多芬工作着，在伦敦迅速地传播着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出版商贝切尔也很愿意出版贝多芬作品。
1815年11月22日，贝多芬写信给兰兹和贝切尔，与他们商量手中所有音乐作品的出版问题。这时，贝多芬的朋友奈特也从伦敦来到维也纳，并带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说他已经成为伦敦交响音乐会会员之一了，而且说这个音乐团体希望贝多芬能够为他们作三首序曲，并愿意付200英镑的酬金。
1816年1月，奈特带着贝多芬的乐谱回到伦敦去推销和出售，其中包括《第七交响曲》等一些乐曲，还附带了贝多芬为这个交响乐团体所作的三首序曲。
但是，大家对这三首序曲的反应并不怎么理想，只有其中的《雅典的废墟》序曲符合音乐会的需要，经过试奏后便开始出售了。其他优秀的序曲如《普罗米修斯》（作品第43号）和《爱格蒙特》（作品第84号）等，在他们的音乐会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注意。
一年之后，兰兹在1817年6月9日写信给贝多芬，提到了交响乐会的事。他请贝多芬“最晚在明年1月8日以前抵达英国，并带去两首雄伟的交响音乐新作”，以作为音乐会的特殊用途。同时，他还答应付给贝多芬300或400英国金币。
贝多芬很痛快地就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时，他被公众称为“钢琴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只能参加一些额外的音乐会为自己获取一些利益。
于是，贝多芬开始拟定自己的出行计划。他觉得，这趟旅行应该可以带回一笔可观的收入，以满足他照顾侄子和自己安享晚年的需要。
（二）
到了1817年的9月，距离贝多芬去伦敦的时间只有4个月了，但那两首已经答应的交响曲新作贝多芬却还未动手。
有人开始因此而担心贝多芬的能力：他真的能够在短短的4个月中慢条斯理地完成约定的交响曲吗？
这个时候，贝多芬的生命虽然充满了困难，但这些困境却不能让他的音乐源泉就此枯竭。
只有一件事情可能让贝多芬感到失望，那就是别人不能从他的艺术中深深地了解他。贝多芬是富于活力的，这股力量也让他的音乐汇聚成一条活泼的河流，谁也不能遏制。
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贝多芬一直都在泰然自若地行走。当暴风雨降临时，他也会默默无声地忍受着。1813年、1816年是他音乐创作的“休眠时期”，而1817年的春天又是他人生的“悲剧时期”，诉讼案、卡尔等给他带来的困扰，迫使他必须在艺术中倾注更多的力量。
现在，贝多芬感到很无力而又迷惑，不断增加的忧愁也使他缺少了音乐的创造力。尽管他已经草拟了《第九交响曲》的轮廓，但却没有继续下去。很显然，他还没有准备好作一首交响曲，而是仍旧进行着一个歌剧作曲的计划。同时，他还要分一些精力给侄子卡尔，以赢回侄子的爱。在日记中，他写得如此疑惑不决：
上帝可怜我、帮帮我，你看这世上的一切人都对我表示冷淡，我不希望做错任何一件事情；请听我的祈祷！只有与卡尔在一起才是我的将来，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了。呵，乖张的命运！呵，残忍的天命！不，不，我郁郁不欢的生命永不会终止的，我在夏季中工作也是为了可怜的侄子！
不过很快，贝多芬就转变了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他又产生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是经过了灵魂的再造之后才产生的。随后，贝多芬努力地使他的音乐主题趋向于未曾有过的简洁、纯朴。这样，他的音乐就能流传千古而不朽了。
经过一番整理和挣扎，贝多芬找到了新的道路。只是他不承认，这种改变其实在一年前的一首钢琴奏鸣曲中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1816年他所作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1号）。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作品也在贝多芬的生命中聚积起来。他在草稿簿上一页又一页地写着，许多新的计划也不断产生了，甚至交响曲的乐号也显示出来了。在晦暗的环境中，贝多芬又找到了自己奋进的方向，新的工作也继续从冬天推向次年的春天，一直到夏天，他便完全进入状态了。
到1818年秋，贝多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首钢琴奏鸣曲，贝多芬将其题名为《槌子键琴奏鸣曲》。
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富有交响曲的气息和性质，慢板部分仿佛一个男人的愁思。在慢板中，虽然因为收回了恐惧而略微得到些安慰，但也不过是暂时的。最后的追逸曲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示。贝多芬这种追逸曲的方式是从巴赫那里学来的，但经过他的处理，曲子变得十分雄伟。
关于创作“追逸曲”，贝多芬对霍尔兹说：
“其实这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当我还在学习时，我就创作出一打有余。今天，一种新颖而富有诗意的东西必须渗透到古旧的东西当中去。”
贝多芬的作品如《降B大调变奏曲》和1815年的《两首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05号）等都是这样的。但现在，他需要更大的柔和性和更集中的力量感。
这是一种十分新奇的力量。贝多芬不会再为了侄子卡尔而牺牲自己的音乐艺术了；金钱的需求他差不多也完全忘掉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推动他进入奏鸣曲的境地，促使他努力进行音乐创作。
（三）
在1819年的夏季，贝多芬开始创作他最伟大的《弥撒祭曲》。他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能够如此集中精力和如此长久地维持着一种如醉如痴的热情。
这首乐曲的题目是无限的，其创作过程十分痛苦而又有诸多障碍。贝多芬写道：“它出自内心，也可能重入内心。”
这句话是题写在《弥撒祭曲》的原稿上的。当这首《弥撒祭曲》产生了戏剧效果时，贝多芬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的题目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戏剧性。通过这首曲子，贝多芬不仅向民众宣传了宗教的福音，同时也宣传了自己所创作的伟大的音乐。
有人说，《弥撒祭曲》本来是发生在罗马教堂的事件，贝多芬曾带着他的侄子卡尔去忏悔，并在那里接受洗礼。但贝多芬却否认了这一说法，他称这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仔细考虑，以保证其含义真正对人类有意义。
到了1820年3月18日，正是贝多芬的朋友鲁道夫就任奥尔姆兹大主教一职的前两天，贝多芬写信给出版商辛姆洛克，要求为这首未完成的乐谱预支给自己100弗洛林，同时答应会尽早完成作品。但出版社足足等了一年，也没有拿到这部乐谱。
1821年11月12日，贝多芬写道：
“这首《弥撒祭曲》即将送出，但我必须再仔细地看一遍。”
事实上，贝多芬的意思是想将曲子的价格抬高，因此便违背了已向辛姆洛克许下的诺言。同时，贝多芬又写信给柏林的出版商舒利辛格，委托他出版这首《弥撒祭曲》，并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回音，舒利辛格也答应了。
1822年7月26日，贝多芬又写信给莱比锡的彼得，说：
“舒利辛格以后不会再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作弄了我。而且，他根本就不是接受这首《弥撒祭曲》的人。”
到了8月23日，出版商阿尔泰勒也接到了贝多芬同样的提议：
“我所能做的就是选择了你，我不会再信任其他任何人人。”
辛姆洛克还在不停地催促贝多芬，但在1822年9月13日，他却接到了贝多芬的一封惊人的信：
“我现在已经有了4个出版商，其中开出的最低价格是1000弗洛林。”
虽然之前贝多芬与辛姆洛克商定的价钱要比这低得多，但辛姆洛克还是答应了贝多芬的要求。于是，贝多芬就打算将《弥撒祭曲》交给辛姆洛克，并说：
“我将立刻把原稿送到你那里，一个经过修改完善的乐谱或许会使你的出版事宜变得更加便利。”
然而乐谱最终也没有送过去，贝多芬还在重复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承诺。到11月，他又写信给彼得说：
“这一次，你一定能收到曲子。”
贝多芬这时已经写了两首弥撒曲，他不知道要送哪一首过去才好。
接着，贝多芬又有了另一个弥撒曲的创作计划。在1823年1月或2月间，贝多芬写信给每一个欧洲的君王，答应会送给他们每人一份“伟大《弥撒祭曲》的原稿”，但需付给他50个金币，以补偿昂贵的印刷费用。
有10个国家的君主或团体接受了贝多芬的这个提议。于是，《弥撒祭曲》第一次安排在俄国加力金王子那里演出，贝多芬很满意。
但是，这却招来了正在等着乐谱的其他国家、公国大臣们的抗议。尽管贝多芬又想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来推却、遮掩出版延误的事，但任何一个皇帝、王公付了50个金币却要不断地等待一首未听过的弥撒曲，当然不会感到满意了。
出版商也不断地催贝多芬要乐谱，直到1823年3月，贝多芬才将乐谱交给辛姆洛克出版。
平心而论，贝多芬从来不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交易原则，因此他在这方面也总是任性而行，且决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家或是聚财的能手。这样说，人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辛姆洛克愿意支付贝多芬提出的高稿酬，而贝多芬又总是违背自己的诺言；否则，人们就可以这样说，贝多芬是为了图虚名，让一个又一个出版商跟在自己的后面，想从他那里得到这首闻名已久的《弥撒祭曲》。
1822年夏季，贝多芬在给他的弟弟写信时说：
“他们都是为了出版我的乐谱而争夺着。”
可以说，拖延时间已经成了贝多芬惯用的手段了。他对任何一个出版商的要求都表示应允，从不拒绝。如果贝多芬所做的这些不合时宜的事被出版商们集中起来，并加以起诉的话，他一定会受不了。
在贝多芬的心中，《弥撒祭曲》是为上帝而创作的乐曲，也是为整个世界而创作的乐曲。如果能有有钱人来保证他的生活，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作曲。
但这种“理想化的生活”是不可能时刻都有的，虽然他忠实的恩人曾经设想过，也努力过，试图将他带入其中。
然而贝多芬所不了解的是，这个社会不能够为他的自由创作提供条件。即便是他的恩人和出版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