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呆过6年，6年之后，她被大伯领走，做了人家的女儿。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
4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是把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4岁，小一些更容易收养。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4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父母问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6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城，我去过那个小城，偏僻、贫穷、萧条，风沙大，脏乱差，而大伯不过是个化肥厂的工人，伯母是纺织厂的女工，家庭条件可想而知。二姐走的时候还觉不出差异，但30年之后，北京和那个小城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二姐从此离了家，她做了大伯的女儿，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妈妈，管自己的亲生父母叫二叔二婶。二姐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母亲总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流泪。是啊，二姐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她一个小孩子远离亲生父母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受苦，想起来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实在想得不行，母亲总会隔三岔五去小城看看二姐。二姐过年过节偶尔也会回来看我们。离别，不仅仅是母亲，我们兄弟妹也跟着泪水涟涟，真的舍不得二姐走啊。可这个曾经的她温暖的家已不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那个贫苦的小城，她不走不行啊。好在我们还算听话，母亲在儿女双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数渐渐少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工作忙加上心灵上的那种疏远，二姐和我们仿佛隔了山和海了。
再见到二姐，是她没考上大学。大伯带着她来北京想办法，是复读还是上班？
父母的态度很模糊，二姐是没有北京户口了，大哥因为有北京户口，很轻易就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虽然二姐考的分数并不低，但在河北，却连三流的大学也上不了。父亲说：“来北京复读也不是很方便，不如就找个班上吧。”母亲也在一边说：“按说，我们应该把二丫头接到北京来读书的，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啊。如果回去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们再一同想办法。”虽然大伯心中多少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很理解父母的难处，便说：“是啊，大家都有难处，只是怕误了二丫头一辈子呢！”二姐再来我们家时，已长成大姑娘了。可她的头发黄，人瘦而黑，好像与我们不是一母所生。她穿衣服很乱，总是花花绿绿的，因为新，就更显出神态的局促来，而我们那时已经穿很时尚的牛仔裤了。母亲总是无限伤感地叹息：“唉！
苦命的孩子啊。如果当时不把你二姐送出去，她今天怎么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同是一母所生，命运竟是如此截然不同，我这辈子恐怕最愧对的就是你二姐了……“母亲每说起二姐，便会情不自禁地落泪。可是二姐始终说伯父伯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亲。她和大伯伯母一起来的时候，总给人”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好像什么也没见过。可她对伯父伯母的爱戴和孝顺很让人感动。大伯有一次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头花，他说花了5块钱在楼下买的，二姐就喜欢得什么似的。我心里一动，长到16岁，父亲从没有给我买过头花什么的，他这时候已是政界要员，一天到晚嘴里挂着的全是政治。只有母亲在这个时候给二姐买许多新衣服、食品之类的东西，想必是母亲对女儿的最好补偿吧。
那次之后，二姐直到结婚才又来。
二姐22岁就结了婚。19岁她参加了工作，在大伯那家化肥厂上班，每天三班倒，工作辛苦工资却不高。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单位的司机，她带着那个司机、我所谓的姐夫来我家时，我已经在北京大学上大二了，当我看到她穿得花团锦簇带着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坐在客厅时，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时我已经在联系出国的事宜，可我的二姐却嫁为人妇了。说实话，因为经历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二姐说话办事、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与我们有天壤之别，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二姐，认为她是乡下人。大哥去了澳大利亚，小弟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大一，只有她在一家化肥厂上班，还嫁了一个看起来那么恶俗的司机。我和小弟对她的态度更加恶劣，好像二姐的到来是我们的耻辱，因此，我们动不动就给她脸色看，二姐却显得非常宽容，根本不与我们计较，依然把我们叫得亲甜。
二姐不会吃西餐，二姐不知道微波炉是做什么用的，二姐不爱吃香辣蟹，让她点菜，她只会点一个鱼香肉丝，而且一直说，好吃好吃，北京的鱼香肉丝比家里做的要好吃。
这就是我的二姐，一个已经让我们感觉羞愧的乡下女人。
几年之后，她下了岗，孩子才5岁。大伯去世，她和伯母一起生活，二姐夫开始赌钱，两口子经常吵架，这些都是伯母打电话来说的。而她告诉我们的是：放心吧，我在这里过得好着呢，上班一个月六百多，有根对我也好。有根是我的二姐夫。
大哥在澳大利亚结了婚，一个月不来一次电话，我办了去美国的手续，小弟也说要去新加坡留学，留在父母身边的人居然是二姐了。
不久，大哥在澳大利亚有了孩子，想请个人过去给他带孩子，那时父母的身体都不太好，于是大哥打电话给二姐，请她帮忙。二姐二话没说就去了澳大利亚，这一去就是两年。后来大哥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二妹帮了我啊！
但我一直觉得大家还是看不起二姐，她文化不高，又下了岗，况且说着那个小城的土话，虽然我们表面上和她也很亲热，但心里的隔阂并不是轻易就能去掉的。我去了美国、小弟去了新加坡之后，伯母也去世了，于是她来到父母身边照顾父母。
偶尔我给大哥和小弟打电话，电话中大哥和小弟言语间流露出很多微词。小弟说：“她为什么要回北京？你想想，咱爸咱妈一辈子得攒多少钱啊？她肯定有想法！”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她肯定是为财产去的，她在那个小城一个月死做活做五六百元，而到了父母那里就是几千块啊。我们往家里打电话越业越少了，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不行了。
我们赶到家的时候才发现父亲一年前就中风了，但二姐阻拦了母亲不让她告诉我们，说是会因此分心而影响我们的事业。这一年，是二姐衣不解带地伺候父亲。母亲泣不成声地说：“苦了你二姐啊，如果不是她，你爸爸怎能活到今天…
…“我看了一眼二姐，她又瘦了，而且头上居然有了白发，但我转念一想，说不定她是为财产而来的呢！
当母亲还要夸二姐时，我心浮气躁地说：“行了行了，这年头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谁怎么回事？也许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啪”，母亲给了我一个耳光，接着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们，你们都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而把别人都想得像你们一样自私、卑鄙。你想想吧，你二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她这都是替你的！想当初，是要把你送给你大伯的啊！”我沉默了。是啊，一念之差，我和二姐的命运好像天上地下。二姐因为太老实，常常会被喝醉了酒的二姐夫殴打，两年前他们离了婚，二姐一个人既要带孩子还要照顾父母，而我们还这样想她，也许是我们接触外面的污染太多，变得太世俗了，连自己的亲二姐对母亲无私的爱也要与卑俗联系在一起吧。
晚上，母亲与我一起睡时，满眼泪光地说：“看到你们现在一个个活得光彩照人，我越来越内疚、心疼，我对不起你二姐啊。”我轻描淡写地说：“这都是人的命，所以，你也别多想了。”母亲只顾感伤，并没有觉察出我的冷淡。她接着说：“那天晚上我和你二姐谈了一夜，想把我们的财产给她一半作为补偿，因为她受的苦太多了，但你二姐居然拒绝了，她说她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财产，那就是你大伯伯母的爱和父母的爱，她得到了双份的爱，还有比这更珍贵的财产吗…
…“我听了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母亲话未说完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不由得不信，渐渐地，我的眼圈也湿了，背过身去在心里默默叫着：二姐，二姐！我误解你了，你受苦了啊！
父亲去世后二姐回到了北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说：“没想到我生了4个孩子，最不疼爱的那个最后回到了我的身边。”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回了北京。大哥给二姐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我给二姐买了一条羊绒的红围巾，小弟给二姐买了一条红裤子。因为我们兄弟妹三个居然都记得：今年是二姐的本命年。
二姐收到礼物哭了。她说：“我太幸福了，怎么天下所有的爱全让我一个人占了啊！”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可那是对二姐深深愧疚、悔恨的泪啊！
等你平安的回来
这两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姐姐明天就要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治疗纠缠她二十多年的哮喘。
姐姐是一个非常善良，而且很有文采的女人。我与姐姐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在家老大，我最小，疼我关心我。
我是在幸福的怀抱中长大，可姐姐就不一样了，因为她老大，当时社会不一样，家庭条件也不好，又存在着重男轻女，可想她的处境。本想长大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疼她的男人相伴终生，可命运有时候就会捉弄人，婚后两年不知不觉患了哮喘这种病。刚开始也就一个月犯一次，她也没有继续治疗，直到这几年病情加重，30多种过敏源围绕着她。每次去她家，都能看到很多的药瓶子，不管去哪哪怕走一里路都要带上药，避免闷气。夜晚更是难受，睡到半夜就起来，高仰着头，深呼吸，还要喝几次药。看她那种样子真的让人心痛——
下面一段是姐姐发病时写的日记：
夜里1点多，又开始闷气，在院子里仰面朝天，来回走着，并大口地呼吸，还不断的拍胸，以缓解闷气。我超量的服药，然后回到床上，仰面依着书桌，不再闷气时，我戴上口罩入睡，因为室内潮湿，尘螨很容易再次让我过敏，春天是人们最喜欢的季节，然而却是我最害怕的季节。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儿女也不争气；她隔壁的一位张姐也患有哮喘，在北京花三万把病治好了。姐姐就总想着去北京，可别说三万，就是五千她也拿不出来呀！那时候兄妹几个也都帮了姐姐好多，这次她也不好开口说。可我总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我也是无能为力，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直到上个月，我和姐姐总算想了办法凑了近2万块钱，让她赶紧去北京。
姐姐，希望你带着我的祝福上路，天天陪着你，平安的归来。
姐姐的辫子
我四岁时父亲去世，六岁记事，那时候姐姐十九岁，她有一对长及腰际，乌黑发亮的辫子。门前有块大石板，每天早晨姐姐都坐在石板上自豪惬意地整理她的长发。那时姐姐已经有了婆家，姐姐和那小伙子的感情很好，他曾悄悄送给姐姐两对红绸带，姐姐则剪下一缕头发，用绸带扎着送给他作定情物。我常摇着姐姐的手问：“姐夫啥时来娶你呀？”每当这时，一片红晕飞过她的脸，像天上的红云彩，美丽又动人。
在乡间，冬天是姑娘小伙办喜事的时节，待嫁的姐姐满怀羞涩地躲在家里，手拈针线绣枕头、袜底。母亲跑到邻村去喊木匠，滚到山脚下摔死了。待嫁的姐姐一下子成了三个兄弟惟一的主心骨。从此，姐既当爹又当妈，白天到队里挣工分，傍晚在自留地里种粮菜。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来不及梳辫子，头发乱糟糟的，婆家不愿再把婚事拖下去，托媒人来退亲。那晚上姐姐一剪刀剪了辫子，长长的辫子软软地落在地上，我们呆呆地看着她，姐姐一把搂住我们说：“别哭，姐哪儿也不去，谁也不嫁。姐一辈子养你们，供你们。”从那以后，姐姐辫子再也没有留长过，长一点便剪掉卖到废品收购站，换火柴或是针头线脑。
冬天，祥和的乡下到处弥漫着喜庆色彩，每当迎亲的唢呐声欢快悠扬地响起来时，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出屋看穿红衣红鞋的新娘，只有姐姐坐在窗前，手里拿着那对断辫，一言不发。有一次，我和姐姐去打柴，打完后姐姐坐在无人的山梁上，小声地唱起了一首山歌：姑娘长到十七八，谁不盼着有个郎来抬……姐姐唱了一遍，又唱一遍，唱了几遍，我抬头，见她眼里早已泪花翻滚……
姐姐硬是把二哥、三哥供到初中毕业，又硬是帮他们把媳妇娶进了屋。当我考上中专时，姐姐已经二十八岁。那年刚刚娶了三嫂，家里一贫如洗，连告贷也无门了。报名前几天，姐姐只好挑了几挑粮食到粮站卖了，好歹才凑齐了学费。
离家那天，下着雨，我和姐来到乡场上，在一家屋檐下躲雨，姐姐把两双布鞋往我的铺盖卷里塞，边塞边说：“弟儿，拿着，过冬穿。以后你一个在城里，冷热饱饿也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穿着这鞋，可别忘姐。好好读书，我们不和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志气。弟儿，你就要走了，姐在山里头不知会多想你呢！”说完，姐姐背过身子，撩起袖子揩泪。
赶集的人越来越多，姐姐嘱我不要走，她去赶集，说话间挤进人流不见了。
姐姐回来时候笑眯眯的，说：“弟儿，姐给你买碗面吃！”“要大家都吃。”我坚持道。姐姐帮我整整衣领说：“弟真心疼姐！”搁下碗筷，我猛然发觉姐居然还戴着斗笠，便帮她摘，姐猝不及防，等她伸手来挡，斗笠已被我摘下。姐姐慌乱拿起往头上戴，一边不自然地掩饰。但我已看清了。她的头发又短又乱，参差不齐。姐姐又把头发卖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姐姐指指周围的人，示意我别哭：“头发长，不方便，又要花时间梳啊编啊不如剪了好。头发卖了8块钱，你拿着，尽量吃好点，别太苦了自己，你还在长身体，不该节约的就别节约，就是没钱了，也该姐来想办法。”姐姐把钱塞进我裤兜里，然后又帮我扯了扯衣裳下摆。我扑在她肩上，抽泣起来，姐姐呵！
在我们三弟兄的一致坚持下，姐在二十九岁时嫁给了一个单身汉，没有唢呐，没有抬嫁妆，到场的只有我们几弟兄。当短发的姐姐穿上嫁衣笑盈盈地从屋里走出来时，我突然想起姐姐在大石板上梳理的长辫子和她在砍柴时唱的歌，双眼潮湿了……
如今，我们三弟兄都有了幸福的家，姐姐也成了一个标准的农妇。她偶尔到我家里来背些农村的新米、鸡鸭之类的土特产。我曾经和她坐在阳台上，深情地回忆从前的岁月，感谢她对我们三弟兄的养育之恩，并长久地为她所失去的青春而痛惜。而老姐姐满脸愧疚，一遍遍地检讨，那回二哥逃学不该打他，另一回三哥春游不该吝啬那一块钱使他没能去成，还有一回不该在朋友面前骂我伤了我的自尊……
我曾经声情并茂对妻子讲述姐姐辫子的故事，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妻子却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
前几年，城里的女孩在厌倦了披肩发，短发后，又追起结辫的时髦。但她们的辫子从形式到内容根本不能和姐姐的辫子相比。姐姐的辫子是首歌，不但记录了中国乡村的一个时代，而且能细细滋润任何一个现代人正在沙漠化的心灵……
梧桐花开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