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的使节抵达唐朝都城长安，此举开启了中国与阿拉伯两大文明体系正式交往的历史之门．伊斯兰教随之也开始传人中国。据汉文史料《旧唐书》、《册府元龟》以及穆斯林史料《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记载，唐朝与大食交往频繁，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穆斯林商人纷纷东来中国。从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651—798年）的148年期间，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者达39次之多。除了官方的通使记载外，还有许多民间阿拉伯、波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贸易，他们对伊斯兰教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起了主要的作用。
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已经扩张到中亚，在中亚与唐朝的势力范围互相交错。此后，阿拉伯帝国的商人、使团、教职人员就可以通过丝绸之路顺利到达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中地区。当时长安有许多“胡店”、“波斯肆”，致使“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在这些胡客中，当然有不少穆斯林。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危及唐朝政权的生存，唐朝迫于形势曾经借大食、回鹘军队剿灭叛乱，结果顺利地收复了两京。后来部分大食军人留驻皇室御马场——陕西大荔县以南的沙苑，屯垦放牧，伊斯兰教也就自然在他们中间传播。
在唐朝中期以前．阿拉伯帝国的使者以及商人来华路线主要以陆路为主。唐代称外族为“胡”或“蕃”，聚居地称“蕃坊”或“蕃市”。在蕃坊中，由唐朝任命一位年高德勋的穆斯林为“蕃长”，主持宗教礼拜，处理穆斯林内部的民事诉讼。许多城市都有被称为“蕃坊”或“蕃巷”的聚集处。据记载，蕃坊居住的穆斯林商人数量是相当多的，不仅有留居数十年而不归者，与汉人通婚者也不少．所以出现了土生“蕃客”和“五世蕃客”。宋朝按照唐朝的一贯做法．在“蕃坊”设立“蕃长”处理内部事务，“蕃长”也兼管坊内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传教事宜。
）第一节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
伊斯兰教从唐朝时开始传人甘肃，宋朝时期继续发展，经过蒙元时期西征带回的中亚、西亚等地穆斯林的补充，甘肃伊斯兰教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趋势。
一、唐代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
伊斯兰教从陆路传人中原地区时所经过的丝绸之路有相当一部分在甘肃境内，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一条中西文化交流和汇聚的长廊。《甘宁青史略》记载：“唐天宝后，（伊斯兰教）由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时称西域为回回，因以名教。”唐代的丝绸之路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网状交通体系。伊斯兰教就是随着中亚、西亚及西北地区各民族在这条道路上持续不断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传播开来的。在唐朝二百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在这条道路上往来的西亚、波斯、中亚等地的穆斯林外交人员、商人一直络绎不绝，同时不断有人在沿途一些地方居留，他们把伊斯兰教带入甘肃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其他地区传播。
唐代的河西走廊，由于地处中西交往要道，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吸引了许多穆斯林商人，率先成为伊斯兰教东渐内地的根据地。因商业贸易的繁盛而推动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文化繁荣，从而吸引了大批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纷纷来到河西。唐朝、五代时期河西走廊的山丹商业相当繁荣，城中有16条街市，不少中亚、波斯，甚至印度商人常年居住在这里。大食的作家宾墨在公元942年来到中国时，竟然将当时繁华的山丹误认为“中国王城”。大食商人与中国商人在当地进行商业交易，“及其日久，多有留居不去，冠汉姓，娶汉人女子为妻妾者”。既然当时有大食作家仅仅为了游览而来到河西，那么在此之前以经商赚钱为目的的穆斯林商人来此地的恐怕不在少数。因此唐代甘肃就已经成为阿拉伯等地穆斯林的一个聚居区，“终唐之时，唯甘、凉、灵有回族”。
近代有人也认为“回教在河西历史颇久。唐代以后由新疆一带进而达河西，河西遂成为回教向东发展的根据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曾经向大食借军队平息叛乱，对此事实中国史籍和阿拉伯历史均有记载，“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鹘、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叛乱平定后。从长安通向西域的道路被吐蕃阻断，于是唐朝政府允许他们留居中国，他们中大部分人就定居在关中平原和甘肃南部一带。这和甘肃一些穆斯林中流传的他们祖先是唐明皇从阿拉伯请来“降妖”的说法是一致的，大概就是指这一次军事援助活动。通过这些商人和军人，伊斯兰教就在甘肃，以至西北地区传播、发展。
二、宋朝时期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
宋朝时丝绸之路大部分时间被西夏控制．因此与阿拉伯等国家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即使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阿拉伯贡使和商人从陆路进入中国。宋真宗天僖三年（1019年），大食国派遣贡使蒲麻勿陀婆离、蒲加心等前来中国，就是经“沙洲、涉夏国、抵秦州”而辗转前往东京开封的。他们当时还是可以经过河西走廊到达中原地区。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甘肃境内的临洮等地，依然是大食使节从陆路到达中国内地的要道之一，“三年十月十五，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司言：大食国进奉般次，迹令马斤等赉到表章……今者大食国乞赴阙进贡，令取朝廷指挥。诏依于阗已降指挥”。熙州就是现在的临洮，而熙河兰岷路的治所也在临洮。由此可见，两宋时阿拉伯等国的贡使和商人还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或者其他路线辗转东来朝贡、经商，并在甘肃境内驻留。伊斯兰教也就随着这些人还在不断地传人中国，至少他们能把外域伊斯兰教的最新发展状态的信息带给中国的穆斯林。
甘肃的一些地方志书对宋朝穆斯林留居甘肃也有记述，《肃州新志》载：“骆驼城址，距州东二百四十里，在高台西南四十里，其城址相传尚有六门关厢之迹，中有泉窦甚大，以朽木塞之，俗传宋时有回回据此城。”这说明宋朝时有穆斯林在河西走廊居住，那么伊斯兰教肯定在这里有流传。如果说这些志书不是当时撰修的，可靠性不是很大，那么元朝初年马可波罗的亲身经历似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河西走廊生活着穆斯林的事实。“沙州：……少部分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甘州：……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徒。西凉州：……也有一些回教徒和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徒”。虽然是元朝初年的记载，但是这些穆斯林的聚居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因此基本上可以推断宋朝时河西穆斯林的分布状况，由此反映出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
三、蒙元时期伊斯兰教在甘肃的传播
蒙元时期签发的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以及波斯人中相当一部分屯戍在西北地区，从而使大批穆斯林留居甘肃，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的局面，甘肃的伊斯兰教因此产生大发展。同时这时也是回、东乡、保安等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时期，伊斯兰教开始在西北黄土高原大范围、有系统地移植、巩固和发展。
蒙古统治者把历次西征签发的大部分穆斯林编人“探马赤军”，派遣到全国各地驻防和屯田，形成“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半军半民的状况。随着元朝统一全国进程的即将结束，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这样在甘肃的大批回回军士也随处入社，屯聚牧养，由侨居变为常住居民，河西走廊当时成了甘肃回回屯田的一个重要区域．也成为伊斯兰教在甘肃甚至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传播据点。由于当时在甘肃的穆斯林很多，所以元朝曾经先后选派兀伯都刺、麦术丁、合散和哈珊等色目人担任丞相管理甘肃。还任命回回人负责屯田事宜，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派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宝赤、哈散等，俾耕之”。哈散曾经担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就职于当时甘肃行省的驻地甘州（今张掖），他的下属中穆斯林肯定不少。
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咽喉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元朝非常重视对这里进行有效的管理。由于西北地区回回比较多，因此元朝不断地在西北各级地方行政部门中设置管理回回的官吏，如在“陕西行中书省设回回令史，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回回椽吏”，管理机构的健全使回回人主动向西北地区聚集。蒙古军队西征后中西方交通畅通。商旅往来很多。来甘肃的回回商人也不少。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五月“禁西北边回回越境为商”，从侧面可以看出回回商人之多。回回商人在肃州东关内，“自东至西大街一条，长一里半，自南至北横街一条，长一里；其余小市僻巷不一。肆中贩粥不拘时辰，朝市暮散，富庶与城内埒。惟番回居大半”．在肃州农村地里还种植有“回回大麦”。这些回回人不仅居住在甘肃，还建立了永久性的活动场所——清真寺。据《天水县志》以及“重修清真寺碑”记载，天水北关清真寺“创自元至正间，其殿五楹，琉璃碧瓦”，这是甘肃省有明确记载的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临夏南关清真大寺最初建于元朝末年，当时该坊穆斯林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将寺棚搭于两棵还在生长的古树上，作为简易礼拜殿，故称其为“连根柱寺”。
在蒙元时期。由于在甘肃驻扎的“探马赤军”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再加上往来使者、商人、贡使络绎于道，又有管理穆斯林一般事务和伊斯兰教的政府机构，于是这里就成了穆斯林活动的主要地区。因为穆斯林在甘肃的人数比较多，所以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必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元朝还有一部分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阿难答是元朝本土（不包括四大汗国）唯一的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亲王。据记载：“阿难答皈依回教，信之颇笃。他传布伊斯兰教于唐兀惕之地，其部下也大半信奉该教。”伊利汗国的拉施特在其主编的《史集》中也记载到：“唐兀惕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该国中有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即穆斯林）。”唐兀（或者唐兀惕）之地，在蒙元时期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天宁夏、甘肃北部以及青海东北部。宁夏在元成宗（1295—1307年）时设立宁夏路总管府，下属五州三县，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所以阿难答统率的15万军队主要还是驻扎在甘肃境内。阿难答死后，这些当朝反对派军队的具体下落史书没有记载，被遣散或者自动散落在本地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些穆斯林留居在甘肃的人数肯定很多，他们也推动了伊斯兰教在甘肃的发展壮大。
）第二节伊斯兰教在甘南的传入和发展
在甘南地区的宗教中，伊斯兰教是继佛教之后进入的第二个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教的传人，打破了佛教（更准确地说主要是藏传佛教）一枝独秀的局面，打开了甘南宗教向多元化发展的大门。
一、伊斯兰教传入甘南
根据正史和地方史志的记载。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甘南地区的临潭、卓尼及迭部等县境时，他统领的“探马赤军”中的一些回回军士留居当地戍边。这些穆斯林在蒙元时期进入甘南地区，那么伊斯兰教传人甘南藏区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这些留居下来的穆斯林自然就会将伊斯兰教带入甘南地区。不过由于当时他们人数较少，还没有建立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因而伊斯兰教在甘南藏区还没有形成规模。
一百多年后的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将军沐英率领明军来到洮州平定藏族叛乱后．相当一部分将士留在当地且耕且守，其中有一部分是江南回族。为了安定军心，就修建了清真寺以满足回族将士宗教生活的需要。现在临潭的新城西门清真寺就是跟随沐英西征的回族将领敏大镛为戍边的回族将士所建，这是临潭，也是甘南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当时在临潭的旧城（现在的城关镇）城内也修建了另一座清真寺，寺址就是今天临潭县华寺门宦的清真寺——华大寺（也称上寺）。据《洮州厅志》记载：“旧洮州礼拜上寺．在旧城，明洪武年间创建。”当时还没有产生教派和门宦，所以所有穆斯林都属于老教格底目。
伊斯兰教传入夏河县的时间不是很确切，从建立最早的清真寺——合作清真寺可以判断出大概年代，“合作清真大寺坐落在合作（黑错）加科，初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至今约150年历史，起初在加科（内地人聚居区）中街靠西仅有一简易小寺，规模不大”。根据建寺的最初时间，可以判断出伊斯兰教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传人夏河县了。现在这个哲麻提内属于华寺门宦的穆斯林比较多．最初传人的伊斯兰教派别可能是虎夫耶门宦的支系华寺门宦。
碌曲县伊斯兰教的传入始于西道堂。1929年“临潭事变”（藏、回、汉族动乱）发生后，临潭西道堂第三任教长马明仁率领数百人辗转跋涉，来到碌曲县拉仁关。当地藏族“郭哇”（头人）接纳了这批穆斯林，划给他们地皮，允许他们建屋、扎帐房，这成为回族穆斯林正式定居的开始。避居拉仁关不久，很快就建造了当时碌曲藏区草原上的第一座回族穆斯林清真寺。
迭部县在新中国成立前，境内仅有少数临潭和岷县的回族商人短期居留，没有长期定居的回族。现在的回族少数是解放初期从临潭迁移的数家农户，大部分回族是县内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的正式干部和职工，直到1990年总人数只有433人（含部分东乡族），一直没有修建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