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小波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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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怀念

张卫民

我自命清高,瞧得上的当代小说家只有寥寥几位。1994年,或者更早时候,偶然见到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作者王小波。因为是过路书,未能借走,在别人家匆匆翻了翻,以后就记住了王小波这个名字:令人赞叹的机智、仿佛疯魔的驱使、要穷尽语言的可能性、把语言伸张到极致;形式之曲折多变、结论之直率大胆,在汉语小说中实在是前所未见。我一向认为,当代小说家要么胆小,要么不够聪明,要么二者占全,而小波的探索到底使我看见了亮色。后来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黄金时代》,我才得以细读,经常被小说中到处闪烁着的智慧搞得读了后页忘前页,以至于不得不从第一页重新读起。此后我一有机会就向人推荐王小波,这点好多朋友都可以证明。我早就想写评论小波的文章,为文学界对他的忽略和轻慢而愤愤然,但我没有写,首先是因为我写不好,我觉得这应当由比我头脑更清楚、比我更有见识的人来写更合适。再者,我还有一个偷懒的想法,我觉得小波源源不断地写作本身就是证明,他用不着续貂的文章鼓吹。现在小波死了,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来,我就开始写这篇文章,这对我是一种责任。

第一次见王小波,是1995年春的某天,周一或周五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坐着百无聊赖,镂克打电话说,王小波来了,我二话没说,下楼到了镂克的办公室。几句寒暄过去,我就对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的小说,我觉得你的小说是可以传世的,听到这话,他脸上表隋木木的,我猜,不会有人这么对他说话,但他自己肯定明白。当然,对他来说,这只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说法,他不会拿这种说法当一回事儿。他从一个挎包里拿出一本《黄金时代》,签上名,送给了我。那天没聊什么,他急着去清华卖书。

认识了就免不了要交往,隔一段时间,我们总要喝一次酒,他、镂克、我,3个人少了谁都不行。镂克经常哀叹自己太穷,否则他一定拿重金买断小波的全部作品,似乎也不是为了盈利,我也曾帮他介绍过出版商,谈过几次,但后来不了了之。每次喝酒,他来我们这里多,我们去他家少。每次都看见他晃晃荡荡从过街天桥上走下来,衣着极普通,不修边幅,很难把他从北京街头的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不像北京市民,也不像干部,更不像知识分子。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和小说家也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我想这是因为在学术和文学两方面小波都比他们高明许多倍,他走得太远,远出他们视线所及,除非读作品和直接交谈,你才会把这个看似粗犷、有时候简直像外地民王的高大汉子同敏捷、敏感、博学、细膩联系起来。

每次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文学。关于文学,我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因为我很少从别的朋友那里获得直接的教益。但小波是例外,在他面前,我的狂悖就会收敛许多。每次交谈之后,我总有直接的收获,说不定他的哪句话就触动了我,在他也许本是无心,但却使我良久沉思,他阅读之广,令我惊叹,我在他面前提到的每一个作家,他都读过,而且显然下过王夫研究,或褒或贬,一语中的。一天夜晚我读完了《萧伯纳戏剧集》,这套书出版于50年代,市面上很少见到。我想他未必能读全萧伯纳,心想总算有了显摆的可能,就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对萧伯纳如数家珍,从《匹克梅梁》、《奥古斯都斯尽了本分》,到《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到更冷僻的《苹果车》,他说得头头是道。

说起文学,他怪论时出,有一次说起诺贝尔文学奖,他说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只发对了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另一个是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我想抬杠,但我拿不准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还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叫王道乾的翻译家,我不知道。回家翻书,才知道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就是王道乾翻译的,我很喜欢这本书,曾看过两遍,但我没注意译者是谁,此外王道乾还译过小波很喜欢的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小波说,如果说谁曾影响过他(指汉语作家而言),那么此人就是王道乾。至于郭鲁茅巴,小波说,和他没有关系。我没听清楚,忙问谁是郭鲁茅巴,听他一解释,我和镂克忍不住哈哈大笑。那天是96年春节前夕,我们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饭馆吃涮羊肉,好像也是在那天,他抑扬顿挫、大段大段地背诵了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王氏和查氏早年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改事翻译。说起他们的命运,小波神色黯然。

我无条件地喜欢小波的每一篇作品(包括随笔),但我不能完全赞同他关于小说的主张,他认为今天小说的使命是要探索形式的无限可能性,创造无穷无尽的形式的可能,说起这点他总要激动——他很少激动,至少你很难从他脸上看出激动。而我以为,既然生命是有限的,文学就不可能真正自由,更谈不上创造,在这个时代,文学的使命是见证,每逢争论起来,镂克总在一边调和,说小波先有关怀,然后才讲可能性。我理解镂克的话,我想我也理解小波的关怀,但关怀归关怀,主张归主张,这件事要认真。你可以主张智性的文学,事实上正是小波的作品为我打开了文学的这一维度,但也有祈祷的文学和安慰的文学,这种文学只顾着说话,大概腾不出手去关心形式。实际上就创作实践而言,无论小说还是随笔,小波的关怀是不加掩饰的,文学于他是自由的,但他绝不是躲进形式的人。许多人在大谈自由主义、理想精神,对现实问题却一言不发,而小波不声不响地写作,针砭时弊,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多荒唐事极尽讥讽,立场之鲜明,文字之漂亮干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关于气功,关于外地民王,关于女权主义,关于近年来时髦的国学热,还有更时髦的“说不”,小波的表态是在替他自己惹祸。我看过他的几乎所有随笔,知道他的理性立场和人道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未曾后退半步。我只见到一次例外(关于这点,我并不能肯定),记得是1996年春天,我帮一家杂志找他约稿,正好他刚写了一篇文章讥讽一位女小说家,好几个朋友对此都有微词,文章写得很尖刻,但道理未必错。他似乎有点不安,问我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会,她可能也去,你说,见了面她会不会照我脸上啐一口?”我说:“你文责自负嘛。”似乎有了解脱,他连声说:“对,对,文责自负。”这是我唯——次见到小波的“软弱”,但我觉得很可爱。

我不了解他的经历,虽然我曾试图弄清他同小说主人公的关系——王二到底是谁?王二和王小波有什么关系?我的问题纯属好奇,智力上的某种恶作剧。有几次话到嘴边,但终于没有问。这只能怪罪我念过中文系,懂一点现代文学理论,知道不能庸俗地理解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但我相信,小波的在天之灵绝不会嘲笑我这句话:巴尔扎克为他的主人公痛哭流涕,绝不是没有缘由的。我也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牵挂,也不曾向他说起自己的牵挂,交往的时间都被文学占了。后来越来越熟悉,话题中又添了时事和政治,而且调侃居多。他的敏锐和犀利是罕见的,哪怕是关于日常小事。好几次他到我家,看着我空空的房间,总要开玩笑说我应该金屋藏娇。他说:我去过很多朋友家,就你家感觉最舒服。我说:我家有什么好?家徒四壁,没一件值钱东西。他反问道:还有什么比空间更值钱?这句话问得真漂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曾说给好几个人听。现在小波走了,我才明白过来,拿时事这些劳什子话题调侃、骂街是没有意思的。我应该和他谈爱情和痛苦,应该继续谈文学,毕竟文学是我们共同热爱的事业,也是我们在世路迷茫中唯一可靠的寄托。而且谈文学应该谈得更细、更技术,他有见识,有经验,他的见识和经验能使我少走许多弯路,对我这个初试小说的人来说,这种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不敢说,小波看重文学超过世上一切,但我敢说,尽管他嘲讽过许多事情,但他嘲讽的锋芒从未对准文学本身。写到这里,我才觉得当初同他争论可能和有限是多么无聊,祈祷的文学和智性的文学分别代表了信仰和理性,事实上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我更信任理性,因为从小到大,人家总在拿信仰捉弄我们。我猜想,小波只谈理性、不谈信仰的苦衷也在于此,我这才明白,他不提生活的有限和重负,因为这本是他写作的前提,所以他转而尝试形式的可能。就像卡尔维诺说:“诗人哲学家乍然敏捷一跃,将自己扬举于世界的重力之上,显示出自己虽有重量,但却拥有掌握轻盈的奥秘。”我觉得,这段话对理解小波的作品有重要意义。

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藏得很深,在他嘲讽的背后,肯定有另一种东西。也许是怀疑,也许是失望,也许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写得很深很远的写作者,如果他突然醒来,发现他用语言构筑的世界与现实格格不入,或者他决意构筑一个荒诞的世界,或者他发现现实比他虚构的世界还要荒诞,这时候他该怎样说话呢?也许他应该沉默,但他热爱语言,不管它怎样被污染,他还对语言抱有信心,而且探求未知、喜欢嘲讽于他是一种天性,我猜想,这是他最终选择用寓言和嘲讽的方式写作、而不是赞美和歌唱的深层原因。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些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洞察的小说和锋芒毕露的随笔。有朝一日,如果我们有幸拥有一部值得一提的当代汉语文学史,小波的寓言该怎样让后来的研究者争论成一团呀?寓言是理解小波的钥匙,当然,也将是他的误解之源。不过我并不知道,对一个诚实、心性和悟性极高的写作者来说,别人的理解或误解到底有没有用。小波的小说主人公王二说:我从13岁那年就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小波本人是否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他的亲密朋友,虽然我希望是,我知道我不够格,从年龄、学识到阅历,这些我都不够,如果小波多活几年,我相信我肯定是。简言之,我和他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喜欢他小说、并且自己也打算写小说的人,我有许多想法想和他切磋,准确说是想得到他的验证,结果我就不断去找他喝酒,如此而已。他屡次对我提起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去年,我在他家看见一本卡尔维诺临终前写成的演讲集《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是广州的艾晓明博士寄给他的,书里边好像还有晓明博士的圈点,我们还曾一起感叹过晓明的认真。我几次找他借这本书,他不肯借,说他自己还没有看完。似乎要吊我的胃口,他说:“卡尔维诺关于文学的主张和我比较接近。”说得我更想早点看。后来一位朋友从香港带来这本书,我认真看了,做了许多笔记,正打算找他谈一谈,结果永远没有机会了。

关于死亡,有各种解释,从宗教、哲学到生物学。牧师、苏格拉底和生物学家的说法各有不同,但在我看来,他们想说的话无非只有一句:死未必是坏事。对死者本人来说可能是这样,脱离了尘世的恩爱纷争,终于摆脱了这一切,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微笑,看着我们这些活者的爱和痛苦,他们会说,这一切多没意思呀。但小波之死使我震惊,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于公于私都一样,我失去了一个幽默风趣、博闻多识的好兄长,中国文学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前卫,用健康、最后用生命去赌文学的先知先行。听说他死在电脑前,临死前那一瞬间还在写作,他本应继续在电脑桌前坐着,写出更多令我们拍腿大笑、又令我们掩卷沉思的好作品。噩耗传来后,一个基督徒朋友打来电话,给我念了《约翰福音》里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死者已得喜乐。我也愿意说小波是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不再有任何烦心事,使他闷闷不乐——去年七八月份以来,他一直情绪不高,这和时事有关——那个世界还有他喜欢的苏格拉底、罗素、萧伯纳和卡尔维诺,同他们当面聊天是何等的快事。但我心里难受,心口隐隐作痛,我悟性太差,实在喜乐不起来。

人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动物,那天夜晚,我满怀悲痛,又一次翻开了小波的《黄金时代》,读着读着,我又忍不住吃吃地笑起来,好像我的难受是另一个人的,完全忘了小波已经辞世这个事实。

小波一去,足见命运的叵测,生之短暂、死之忧患且不必论,好人一路平安的说法再也无法让我相信,无法阻止我说出渎神的话。上帝管我们的良心,管我们的来世,惟独不肯管我们的今生,不肯让好人和聪明人多活一些时候,好人未必聪明,聪明人未必好,但小波实在是一个好聪明人。关于生命和死亡,我说不出更深的道理。回忆同样也是靠不住的东西,滤去了多少闪光的价值,只给我们留下一些琐事和碎片。以至于关于小波,似乎只有琐事可说,去年冬天,一位记者小姐屡次想见小波,我把他约来了。又是那个高大的身躯,慢慢悠悠从苏州桥南端的过街天桥上走下来,拎着一个白色的布兜儿,里面装着他几篇随笔,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当面指责他有些随笔写得有水分,他解释说,好的都让人家枪毙了。他带来的这几篇就是被编辑毙掉的那几篇,特意给我们看,果然不错。这本是件小事,他如此看重,可见他的认真。那天喝了不少啤酒,记者小姐觉得不过瘾,提议喝干白,并说干白的钱由她来付,小波开玩笑说,酒钱怎么能让小姐出?我争辩说,小姐月入4000,我月入800,4000块和800块当然不一样,所以就顾不得自尊了。小波一挥手,大将风度地说,那就都去800块家喝茶吧。

然后就去800块家喝茶。酒已微醺,说话也颠三倒四,文学、时事和幽默混在一起,颇有后现代之感。我又同他纠缠可能和有限,这个话题自然仍没有结果。

那天晚上,他谈起想接办一份杂志,吆喝几个朋友一块儿操作。问起我们都熟悉的一家杂志的近况,我干脆地拒绝说我没有兴趣,现在我只想写小说。他郑重其事地同我碰杯,他说,为了你这句话,干杯!我知道这不是为我,而是为了我们都热爱的文学,尽管如此,我心里仍很欣慰,仿佛得到了莫大鼓励。

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12曰,距他突然辞世不足一个月。我和镂克又去找他喝酒,一进屋,看见他正在捣鼓新买的电脑,边鼓捣边抱怨说现在的电脑商骗人,净卖给人坏东西。我刚买电脑,处在对有关电脑的所有知识都感兴趣的阶段,看见他的文件目录用卡通图形显示,每一个文件目录都有王二的字样,我大为诧异,向他请教,他说,容易得很,后来下楼去吃红焖羊肉,我忘了问,他也忘了解释,喝酒时不知怎么扯起了《廊桥遗梦》,我开玩笑说:凡喜欢《廊桥遗梦》的女读者都不可能喜欢王小波。他笑了笑,没作声。后来又说起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他问我是否看过,我说,这部电影没劲,全靠伊斯特伍德和斯特里普两个大牌明星撑着,否则就没人看了。小波说:那当然了,人家看电影就是看大明星,多过癮呀,我在美国时,有人跟我说伊斯特伍德多么性感,连脸上的皱纹都性感,我说我脸上也有皱纹呀,怎么就不性感呢?——典型的王小波风格,一句话就解构了伊斯特伍德的魅力,我和镂克哈哈大笑。

近来我写了不少随笔,我在写作时,随时都感觉到小波风格的魅力,对我个人而言,很难挣脱他的影响。我对他说,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像王小波了。他停了一会儿说写作,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那天下午下起了小雨,冒雨回他家喝咖啡,话题又回到文学。那天他说得很多。我们讨论什么样的诗人最可爱,他说,悲情诗人最可爱,接着他引述卡夫卡的一句话:“一切障碍都可以击倒我”,这句话竟然成了谶言。现在想起这句话,我心里分外难受,但当时哪里会想到这会应验在他身上呢?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写什么随笔了,谈些劳什子文化问题没有意思,要写就写小说。记得他当时反问我小说写什么?我说,写爱情。他马上说:对,就是要写爱情。当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斜靠在椅子上,似乎有点激动,又显得很严肃,交往几年,类似的神情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我说要写小说(去年冬天),再就是这一次,两次都和小说有关。过去聊天,说起身边比比皆是的荒唐事,我总要愤愤不平地骂街,他调侃说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天说起我想写小说,他说:卫民终于不是愤怒的青年了。

后来他说起北京的嘈杂,他想在郊外买一所农房,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安安静静地写作。我们就交通、供暖、厕所等问题讨论了半天,结论是先租一处,住住看再说。告辞时,我和镂克已走下半层楼梯,他还嚷嚷说:常联系啊。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真的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怀柔、密云打听过房价,发现房价并不算贵,本想给他打电话,就听到了噩耗,这个电话永远打不成了。

199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