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是一部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著作。作者是弗罗姆的学生，自认为属于新弗洛伊德主义。
在这部不乏创见的著作中，瑞斯曼将人（主要研究对象为美国人）的性格归纳为三种类型：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和外在导向型。
传统导向型（tradition-direction）的人多见于传统型文化中，这种文化对人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且其规则并不复杂因而不难学会。这种文化除了经济内容之外还提供礼仪、常规和宗教来指导每个人的行为。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人施与的，它不鼓励个人的能力、创造力和抱负。因此，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就像进步的观念对于这种文化也是极其有限的一样。在这种文化中，每个人的性格都经过相当程度的“校正”，即使那些不适者也有某种程度的适应，只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会有人脱离行为的规范。传统导向型的人与现代人相比虽然有某些长处，例如每个人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有定义完备的功能关系，即总是归属于社会中的某一群体，绝不像现代人那样成为社会的“剩余”（如失业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导向型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有时也会经历忧虑、残忍和病态（第12页）。
内在导向型（inner-direction）的人产生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存在于其后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特征是个人流动（社会的和地理的）的增长，资本的急剧积累以及产品、人口、开发、殖民和资本主义的扩张。社会给了人更多的选择余地，要求人有更大的创造性。在这种社会中，人必须设法适应一种缺乏严格指导的社会生活。内在导向型的人之间虽然差异巨大，例如他们有的是禁欲主义者，有的是享乐主义者，有的属于天主教，有的是新教徒，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内在的”规范和目标。所谓内在的规范和目标是指人按照一种他自幼认定的方式循着一条他自幼认定的方向作终身不懈的努力，这种目标可能是财产、权力、知识、名声或者德行等，虽然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对人的控制松驰了，内在导向型的人的内心规范却十分强大。如果说传统导向的社会主要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一致，那么内在导向型社会却是由高度个人化的性格规范引导的。
第三种类型的人属于外在导向型（other-direction），近似于弗罗姆所说的市场人（marketer）和阿多诺笔下的“中产阶级青年”。这种类型的人常见于大城市、年轻人及高收入者之中，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都市化的产物，其特征为浅薄、挥霍、待人友好、不确知个人的价值、极其看重他人的评价等。如果说内在导向型的性格是“老”中产阶级即银行家、商人、工厂主、技术工程师的性格，那么外在导向型的性格则属于“新”中产阶级，他们包括科层制的职员、公司的雇员等。
对这三种类型的区别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导向型的人常常会感到他所属的文化社群的压力，他们的生活目标不是要成为某一种人而是要事事做得十分得体，对其行为起最大规范作用的往往是羞耻感；内在导向型的人是从父母或有同等权威的人那里得到心理指导的，对其行为起最大规范作用的往往是一旦违反这些内心规范将产生的罪恶感；外在导向型的人获得行为规范的范围远比其他两型为大，他们是宇宙人，在他们的生活中，熟人和生人的界限已经打破，他们可以同任何人达到表面的亲热。他们不像内在导向型的人那样在任何地方都能保持内心的规范，“在外就像在家里一样”（at home abroad），而是四海为家却又无家可归（at home every where and nowhere），占据他们内心的是一种焦虑感（第25～26页）。
在对这三种性格类型作了区分之后，作者又研究了使这种种不同类型的性格得以形成的社会机制的变迁。
首先是父母角色及其功能的变化。在传统导向型社会中，父母的行为比较简单，很容易被儿童理解并加以模仿。在传统的家庭、氏族或社群中，所有的成年人都很相像，儿童只需学习勇敢、机敏等性格就足够了，没有作更多选择的必要。在内在导向阶段，由于社会流动和人的地理流动的加速，儿童面临不同的生活道路；又由于劳动分工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儿童不能再继承父母的职业。他们往往一长大就离开家庭各自奔向自己的生活目标。在外在导向的时代，父母的观念深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缺乏坚定的信念、固定的工作和固定的社会关系，有时甚至不如子女知道得多。概括地说，在传统导向型社会中子女赞美、崇拜父母；在内在导向型社会中，子女反抗或屈服于父母；在外在导向型社会中，子女操纵父母或被父母操纵。
其次是教师角色及其功能的变化。传统导向型社会中的家庭教师、管家和寄宿学校中的教师在内在导向型社会中变成只关心非个性事务的学校教师。在外在导向型社会中，教师又重新进入家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隔膜被打破了，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如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
第三是同伴群（同侪群）的角色及其功能的变化。在传统导向型社会中的联合家庭解体之后，内在导向型社会中的同伴群往往范围很小，人在家内外都处于相当孤独的状态。在外在导向型社会中，成人是法官，同伴群是陪审团。虽然不同的同伴群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同伴群本身的重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在内在导向型的人看来，一切价值都可以转化为钱，“钱说了算数”；但在外在导向型的人看来，同伴群成为度量一切的尺度，“同伴群说了算数”。
第四是信息交流形式及其功能的变化。在传统导向型社会，信息的交流全靠口头的传播，无论歌曲还是故事，其目的在于教育青年如果希望受人尊重应当如何去做；在内在导向型文化中，印刷品对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书籍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受书中角色的影响极其深刻；对书的渴求在外在导向阶段明显地降低了，电台、电影、唱片、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对人们所知甚少，却把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去了，教给他们许多浅薄的东西。
作者着重比较了内在导向型和外在导向型人的生活方式。重要的结论为，前者是以工作为主的人，后者则是工作娱乐并重的人；前者对工作和完善个人性格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娱乐和消费对于他们是很不重要的事情，后者则以为工作和娱乐必须兼而有之；前者特别看重个人的事业和名声，后者更看重同侪群的看法，从朋友那里得到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提携和保护。
作者还特别论述了食物和性的象征性意义在这两种类型的人心目中的变化。在内在导向时代，食物的丰富程度与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同质量的食物；在外在导向时代，由于食物生产、运输和冷藏等事业的发达，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质量的食物，因此食物的优劣不再是财富的象征而只能表明人对食物的鉴赏力了。男女关系亦是如此。内在导向型的人与异性发生联系往往抱有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目的；外在导向型的人的实践则仅仅为了检验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为了经历爱和生活本身。因此，食物与性以及其他一些特征，如装饰、肤色、体形等等对于提高人的社会地位来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孤独的人群》一书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在于如何对社会现象作抽象的分析和概括。虽然关于三种类型的抽象不无缺点，例如作者曾说内在导向型的人往往对政客持讥诮态度但从不否定政治体系本身的价值，而外在导向型的人则对法律政治体制持否定态度但对人更有感情，这一概括似乎与关于外在导向型的人受大众传播媒介影响而日益浅薄化的概括相矛盾；然而，作者的确显示了从复杂错综的社会现象和人类性格中作抽象概括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我看来是作为社会学家最见功力的地方。此外，作者在头版十年之后重做的绪论中强调了这三种类型并不是在个人身上单独出现的，例如，人可能在个人爱好中属于内在导向型，在工作中属于外在导向型等，这就使他的抽象更加接近于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类型了。
作者本人是倾向于内在导向型的，以为它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相接，而视外在导向型为一种“现代病”。以下一段话可以证明他的这一倾向：“如果外在导向型的人能够发现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多少是不必要的，能够发现他们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也像其他人的思想和生活那么有趣，以致他们能够不再像饮鸩止渴那样在同侪群的熙熙攘攘之中减轻自己的孤独感，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变得对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有更多的关注……人生而自由平等这句话对错参半：人生而不同，然而在寻求变得彼此相像的过程中，人丧失了社会自由和个人的本色。”（第373页）
作为弗罗姆的学生，作者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书中的思想不少直接来自他的老师，例如弗罗姆曾说过：“为了使社会正常运作，其成员必须获得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使他们自愿按照自己作为社会的成员或作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成员所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去行动。他们必须渴望去做那些客观上有必要去做的事情。外在力量被内在冲动所取代，被某种将人的精力导入其中的特殊性格所取代。”（第5页）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罗姆曾描述过人从中世纪的统治中获得自由，又在现代社会中设法逃离自由的过程，《孤独的人群》关于三种类型的描述正好与弗罗姆描述的过程相符，即传统导向型相当于弗罗姆的中世纪的缺乏自由的人，内在导向型相当于他的争得了自由的人，外在导向型则相当于他的逃离自由的人，二者思想脉络的联系十分明显。
作者与其师的这种思维方式同中国人相比有两点不同。首先，中国人（除了顽固守旧派）自近代以来一直对社会发展过程持乐观的进步论观点，以为凡是现代的都比古代的好，而且事情总会越来越好，这种想法与批判社会学派对人类发展的悲观看法是很不同的。当然，对于尚未摆脱传统羁绊的人来说，一心向往现代化因而无暇顾及现代化以后的新问题，实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就像一个尚未温饱的人很难理解锦衣美食的人所感到的精神空虚一样。但是如果有人因此以为自己独占了精神文明而别人只有物质文明，其鄙陋愚顽之态却真真令人忍俊不禁了。其次，从马克思的思想到弗罗姆的新马克思主义有个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那就是对现存社会的无情批判，事实上任何智力超群的人物总是会在他生活的时代对压抑人性的社会规范作不断的挑战，他们因此成为特立独行的人物，成为一支独立的批判力量。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这个特征与我们的文化最是格格不入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在中国似乎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