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Adomo，T.W.）等人合著的《权威人格》是一个大型社会心理学研究项目的分析报告。这部近千页的巨著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
（一）关于理论
这项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时进行的，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社会歧视（social discrimination）这一现象。它从战时登峰造极的反犹主义浪潮出发，研究人性中潜在的反民主倾向即法西斯主义的倾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一个新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种——权威主义的人种——已经形成，其特征为非理性或反理性。这种人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旦遇到适当的环境便会接受反民主的权威（第1页）。在希特勒的反民主宣传和反民主统治之下，有些人立即接受并响应了那种宣传，有些人延迟到似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那种宣传时才接受了它，另外有些人则始终拒绝接受那种意识形态。换言之，人们对于反民主宣传的敏感程度是有差异的，在表现反民主倾向的情愿程度上是有差异的（第4页）。
研究首先涉及反犹主义。反犹主义表现为对犹太人持否定的观点、仇恨的态度以及渗透这种观点和态度的价值观念。从反犹主义到文化（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只有一步之遥。持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作为某一种族或民族中人与其他种族、民族的人相区别相对立，而认为自己由于属于某种文化（社会方式、体制、传统、语言等）与属于他种文化的人相区别相对立。“文化中心主义乃是一种关于群体及群体关系的意识形态，旨在对内群（in groups，那些被个人认同的群体）和外群（outgroups，那些个人没有归属意识的群体以及被个人视为与内群相对立的群体）作出区分；外群是否定和仇视对象；内群是肯定和无批判的支持的对象；外群应当在社会地位上从属于内群。”（第104页）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人对社会上的某一群体有固定的看法，认为这一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致的性质，且这些性质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有同化外群的要求，并坚持同那些拒绝同化的人划清界限；他们期望一种内群统治、外群服从的分层结构（第44～45页）。
作者对于人格的基本观点是：人格的形成出于某些基本的需要，它们包括：（1）基本的感情需要；（2）避免惩罚和遵循群体意志的需要；（3）保持内心和谐与整合的需要。人格是相对固定的、潜在的，它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的准备；它由环境造就，而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并不总是由经济的利益（理性）决定的，有时为了归属于某个团体会偏离甚至会违背经济的利益（非理性）（第8页）。因此，人格中是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非理性的成分的。歧视少数民族的反犹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就是人格中非理性成分的表现，它从对犹太人、黑人这些少数民族的歧视开始，发展到歧视、憎恶或惧怕一切异己的群体，最终形成一种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成气候，就是因为它有群众基础，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情绝不仅仅是胁迫的服从，还有积极的参与和合作。这种反民主潜力往往并非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虽然不能否认对犹太人的掠夺杀害确有攫取经济利益的因素），而是出于一种感情的需要，一种非理性的愿望和恐惧（许多人对犹太人是又妒又惧又恨的）。分析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一个国家（民族）是否走向法西斯主义是由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自己决定的，因为自我应当对人格中的非理性因素负责。
我由此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大量残忍的非理性人格应该如何看待？如果说德国人屠杀犹太人除了非理性因素之外还有侵占其财产这一理性因素，那么红卫兵斗争走资派、殴打文化人是全无（提高个人经济利益的）理性因素的。人们常常担心“文革”再来（如巴金提出建“文化大革命纪念馆”意即在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会再来应当说也是可以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的。领袖人物和权威的号召当然不会全无作用（尤其是当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特强的时候），但是当权威发出号召要搞运动时，群众响应还是不响应，这就是人民的选择。1966年人民选择了“响应”才会有“文化大革命”。套用书中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的那段话，非理性因素极重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成气候、能搞得起来，也是因为它有群众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不仅仅是胁迫的服从，也有积极的参与。而运动的心理学基础就是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正是利用了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内群对外群的排斥、恐惧和憎恶。可怕的是，在阿多诺等人的这次以美国人为对象的调查中，许多人仍持激烈的反犹主义、文化中心主义观点，极端者甚至认为，希特勒虽然不好，但是他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犹太人有太多的金钱和权力，他们在影视界、教育界占据了太多的位置，他们进攻性太强，太爱互相提携，太抱团（clannish），工作太努力，太不容易满足，太狡猾、太肮脏，等等，不一而足。“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走资派和知识分子也是利用了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利用了人性中那种对不属于自己的某一群人又妒又恨又怕的心理。
既然非理性成分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怎么能防止它再次被煽动起来造成动乱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防止群众再次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呢？我想除了用民主的方法防止非理性人物掌握最高权力之外，唯有加强我们民族的理性训练一法。所谓理性就是要符合人（个人、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理性的行动就是符合人们的经济利益的行动；非理性的行动就是偏离或违反人们的经济利益的行动。例如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开放种种禁忌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等就是理性的行为；学生打老师、造反派打“走资派”、非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就是非理性的行为。一种号召（宣传）当前，接受它还是拒绝它，全以理性为标准（即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如此则可以避免受非理性主义煽动。例如，从理性出发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多么夸张、多么偏狭、多么远离事实。“走资派”是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具体指哪些内容？如果是指1962年的“三自一包”，那么理性告诉我们，这正是符合中国人的经济利益的。有人说，现在是不可以说资本主义但可以干资本主义。什么叫做干资本主义？具体指哪些内容？如果是指开设特区、中外合资、租赁制、生产责任制，那么理性告诉我们，这正是符合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的。简言之，如果中国人能够使自己人格中的理性成分增加、非理性成分减少，能够对自己人格中的非理性因素负责任，努力作出理性的决定（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决定），那么任何煽动都不会奏效，下一次运动也就可以避免了。在我看来，这也是阿多诺等人想对读者表达的主要意思——他们的研究正是从如何避免法西斯主义、反民主倾向再度泛滥这种担忧而起的。
（二）关于方法
这项研究的方法也有借鉴价值。它是分几个步骤进行的。首先，它抽取了一个2099人的样本，其中包括大学生、职业妇女、精神病人、囚犯、退伍军人、工人、中产阶级成员和上流社会俱乐部成员，让他们分别填写了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问卷（A-S问卷）、文化中心主义的问卷（E问卷）和法西斯主义的问卷（F问卷）。然后根据问卷分数的高低，分别从分数最高和最低的四分之一问卷中各抽取40人（男20，女20）形成了一个80人的样本，作进一步的访问和心理分析。为了解除入选研究对象的疑虑及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研究人员隐瞒了他们之所以入选的真实原因，只说是根据年龄和籍贯选的。这80名研究对象除受到详尽的访问之外，还接受了心理分析的自由联想测验（看一些图片后讲他们想到的故事）。整个研究基本上采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反犹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同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关系，同宗教信仰的关系，同人的智力水平、教育程度的关系，同童年经历及对性、对他人、对自我的看法的关系，同遗传基因的关系，同犯罪的关系以及同心理疾病的关系，等等。
由于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引起普遍关注，它发表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专门评价这部著作的著作。由克里斯蒂（Christie，R.）等人编纂的《关于〈权威人格〉的尺度及方法的研究》一书收有多种对这一研究的批评。其中对研究的抽样偏差和度量方法的批评十分严厉，以致得出下列结论：“作者引用的数据难以证明其理论，而在其值得赞美的将统计方法与心理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尝试中，这两种方法的长处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批评是对未来研究者的一种警告。在我们以后的研究中（例如对中国人人格的研究）当取其长避其短，作出更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