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一看这个标题没有人不想看这本书，除非是极无好奇心的人，因为古往今来人类一直都在追求自由，争取自由，为自由而战，甚至“不自由毋宁死”，为什么要“逃避自由”呢？弗罗姆在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人们确确实实在逃避自由。这本社会心理学著作揭示了人性中这个鲜为人知的现象。
对作者的主要思路可以作下列概括：在进入近代以后，人一步步摆脱了外部力量的统治，这种统治首先是自然对人的统治，其次是宗教和国家的绝对权力对人的统治。但是摆脱这些力量的统治的人就是自由的人了吗？在一片盲目乐观的气氛中，人们对人类的前途愈来愈充满信心，以为人类既然征服了自然，既然摆脱了宗教和政治的绝对权力，既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而人基本上是理性的人。人的本性中黑暗残忍的一面被归结为中世纪的现象，它已经是一座死火山，人站在它旁边感觉不到任何威胁。法西斯的上台带给人们的震惊程度绝不亚于这样一座“死火山”的突然爆发，如此罪恶的、充满了权力欲的、蔑视弱者权利的、要求无限屈从的现象难道是真的吗？它们不是早已被现代民主扫除干净了吗？弗罗姆指出，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思想家看到岩浆的沸腾，预见到火山的爆发。他们是尼采（他在十九世纪就提出过反对乐观主义的见解）、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们注意到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弗罗姆认为，人有要与外界联系的本能（冲动），人最惧怕精神上的孤独。人不但在客观上必须与他人合作才能生存，人们自我意识也要求一种归属感。“当人意识到死亡、疾病和衰老这些现象时，他必然地感觉到自己与宇宙及一切非我相比之下的渺小和不重要（无意义）。除非他找到某种归宿，除非他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某种意义和方向，他定会觉得自己像一粒微尘而被自己个人毫无意义这一感觉压垮”（第21页）。所谓“逃避自由”就是要逃避这种渺小无力的感觉，这种孤独感，去归属于某种宗教、信仰或一切能把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为此即使放弃自由也在所不惜。而这就成为法西斯主义得以泛滥的心理基础。
这本长达三百页的著作出版于1941年，共分七章。细读之后，我感到全书可以大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人摆脱外部压迫争得自由的过程及这一过程的正反两个结果；第二部分写这一过程带来的反面结果，作者称之为“消极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或“被动的自由（free from）”，以及人为什么和如何逃避自由；第三部分写如何去争得所谓“积极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或“主动的自由（free to）”。
（一）人怎样争得自由
弗罗姆认为人争得自由的过程是一个从人与自然合为一体到人与自然逐步分离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他使用了一个术语来描述：个人化（individuation）（第24页）。人在儿童期是与外部权威（多为父母）合为一体的，不能分离也没有要分离的意识，亦即没有自己是一个“个人”这样一种意识。动物学的研究表明，越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动物在幼时就越离不开哺育和帮助，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因而他在年幼时也显得最无助。因此，人性中始终存在着服从这样一种本性，它是从孩子服从大人的权威这一人人不可避免的经历中得来的。在儿时，人的服从并不是为了避免孤独，而是一种人与其生长环境的自发的联系。在这种弗罗姆称为“原始束缚（primary ties，或原始结）”的阶段，人虽然没有自由，但充满安全感和归属感。人的成长过程带来的两个结果，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孤独感、无力感和由此而来的焦虑的增长。人于是产生了放弃个人自由的冲动，以克服上述诸种感觉而求得新的归属，作者称之为“后起束缚（secondary ties，或后起结）”。在投入后起束缚的怀抱时，人的服从就是有意识地避免孤独了。
在弗罗姆看来，社会上广大的人群争得自由的过程与单个个人的成长过程十分相似。他指出，“中世纪之区别于现代社会者乃是它的缺少个人自由”（第41页）。在中世纪，人是有身份的，“他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人、一个骑士，而不是一个恰好干了这个或那个职业的个人”。虽然如此，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而且他们并不缺乏“真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个人主义”（第42页）。这种个人主义虽然不是现代的个人主义，但是在每个中世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内，个人实际上有许多自由在其工作和感情生活中去表达他自己。因此，中世纪的社会并没有剥夺“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还根本没有形成，人仍是由原始束缚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的。那时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个人”，也不认为他人是“个人”，对“个人”的自我意识以及视他人和世界为与个人相分离的实体这样一种意识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第43页）。读到这里我不由联想到中国人的天命观。中国文化中的“乐天知命”、“听天由命”也是一种“个人”意识尚未形成的表现。
到中世纪末期，强大的金钱阶级（moneyed class）（第45页）出现了；财富变得比出身重要了；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加；人们的时间观念改变了（开始重视分钟而不只是小时了）；效率的思想成为最受崇尚的德行；竞争的重要性提高了；“个人被孤零零地抛在那里，一切全要靠他自己的努力，而不能靠传统身份的保证了”（第59页）；“资本使人自由，它把人从合作系统的编制之中解放出来，它允许人靠自己的脚站立起来，试他自己的运气。人变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冒险自己去冒，获利自己去获。个人的努力能引导他到成功和经济独立。金钱成为伟大的平等工具（equalizer）并证明它比出身和等级更为强大”（第61～62页）；生命不再是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世界变得无限广大同时十分令人畏惧。在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世界中的固定位置之后，人丧失了对人生意义这一问题的答案；结果是当他想到自己和生命的目的之时，感到怀疑降临到他的头上（第62页）。
全书到处可见关于自由带来的双重结果的论述，它们又往往是由“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句式来叙述的。在谈到人类自由的发展过程所具有的辩证性质时弗罗姆说：“一方面它是一个力量和整合增长的过程，一个主宰自然的过程，一个人类求知力量增长的过程，以及与其他人增强团结的过程；但在另一方面这一个人化过程却意味着增长的孤独感、不安全感，是一个对个人在宇宙间的角色、人的生命意义不断增添怀疑的过程，又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个人的无力感和无意义的感觉不断增长的过程”（第35～36页）。在另一处谈到现代文化中“自由”的暧昧意义时他又说：“一方面人对外部权威的独立程度在增长；另一方面他的孤独及由此而来的个人渺小无力的感觉也在增长”（第38页）。
（二）人怎样逃避自由
在反复论证了人类争得自由的过程及其正反两面的结果之后，弗罗姆指出，想克服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和无力感的人们面临着两条路，一条是所谓积极的自由，另一条是消极的自由亦即放弃自由。全书最为精彩的篇章是关于人是如何逃避自由的描述。
人之逃离自由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以纳粹时代的法西斯主义为其典型；另一种是所谓“自动机式的一致”（automaton conformity），它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仍很常见的现象。
权威主义是指人放弃了个人的独立而服从于权威，把它当成一种丧失了原始束缚以后的新的依赖对象，即后起束缚。权威主义以虐待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的形式出现于精神病人之中，但正常人也都或多或少具有此类倾向。虐待狂人格是渴望使别人依附于自己，以统治别人、剥削别人、折磨别人为乐；受虐狂则是一种强烈的卑微感、无力感、一种个人毫无重要性的感觉，此类人格表现为自我谴责、自我批判、自我折磨，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肉体的病态。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虐待狂比受虐狂显得更合理更自然。霍布斯就曾认为，无休无止的权力欲是“人类的一般倾向”，而且人性一般总是追求快乐和自保的，受虐狂的自我伤害似乎极不自然。受虐狂（特别是性受虐狂）因此又常常被称为变态（perversion）。弗洛伊德也曾论述过这一点，他原来认为虐待狂和受虐狂只是性本能，后来却指出它们是死的本能与性本能的混合体。但可以肯定，虐待狂和受虐狂都属于人的非理性本能。弗罗姆认为对于受虐狂人格来说，受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忘掉自己”这一目标的手段；受虐狂人格旨在毁掉一切个人的目标，使自己变成自己身外的更大更强的整体的一部分（第155页）；于是他得到了安全感，可以用来对付怀疑的折磨；从此他不必再自己作出决定，也不用对他自己的命运负任何责任，同时避免了自己作决定时折磨人的犹豫不决（第156页）。一言以蔽之，受虐狂的最终目的是摆脱自我，即“摆脱自由的重负”（第152页）。
弗罗姆进一步认为，虐待狂虽然貌似强大但却对其对象有强烈的依赖性，实际上他离不开受虐狂。因此，这两种人格是“共生”的（symbiosis）。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权力欲并非植根于强大，而是相当虚弱，它表明有此种人格的自我缺乏独立支撑的能力。权力有两个内涵：统治和能力。在统治的意义上权力是能力的变态，正如性虐待狂是性爱的变态一样（第162页）。
弗罗姆提出，虐待狂和受虐狂表现在正常人身上就是权威性格（authoritarian character）。这种性格无限崇拜权威并倾向于服从权威，与此同时它又强烈地渴望自身成为权威使他人臣服。因此，有权威性格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造反者”，前者是要铲除权威，后者只想取而代之。权威性格赞成对人类自由的限制，笃信命运，认为一部分人命定应当被另一部分人统治，并把它归结为自然规律、上帝意志（宗教范畴）或责任（伦理范畴）。在具有权威性格的人们中，没有一件他们所做、所想、所感的事情不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力相联，他们期待着“他”的保护，希望受到“他”的关怀，也使“他”为他们自己的行为结果负全部责任（第174页）。这种权威性格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人性基础）。弗罗姆举出大量法西斯主义的言行为这一论断作证，例如希特勒关于理想主义使人愿意承认权威并使自己成为构成那个秩序的一粒微尘的说法，以及纳粹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就是为整体牺牲个人”的思想，等等（第233页）。中国人对权威主义、权威性格也应当说是不乏经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量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权力欲，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无疑是虐待狂本能的迸发；而那些痛哭流涕地对自己并不存在的罪行的控诉（至少在人们还比较单纯的时候，如早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又多么像受虐狂的心理和行为，它正是源于那种放弃个人自由以换取某种“后起束缚”的归属感的内心冲动。（试回想一下电影《牧马人》中男主角的感觉：他对儿时入队的回忆，充实的归属感——归属感的丧失，孤独的感觉——归属感的重新获得。记得他像重归母亲怀抱的弃儿一样泪流满面的情景吗？）
逃避自由的另一种表现是人变成一架自动机（automa-ton），像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使其与外界色彩一致的动物一样，这种人格的主要特征是按照他人的期望做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我”是来自外部世界对自己的期望，而本人对此却毫无知觉。为此弗罗姆指出，当某人说“我想”时，重要的不是看他想的是对是错，而首先在于那是否真是他本人的思想（第194页）。人们往往把从传播媒介（报纸、书刊、电视、广播）得来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思想，而人们以为是自己的思想、感觉和意志的东西其实乃是情境使然。于是假定的自我取代了真实的自我（第205页）。
只有当人有自己的思想时，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才有意义。而在弗罗姆看来，人往往并无自己的思想。从儿时起个人的感觉就不断地受到压抑。“大量自发的感情被感觉的赝品所压抑所取代”（第244页）；而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和创造性的活动无不是与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社会规范化对性的压抑不但影响到性领域本身，而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削弱了人自发表达的勇气（第244页）。人们变得不会激动，既平静且对一切无感觉，搞不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只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人自以为他的言论、思想、行动是源于自我的，而实际上却是别人或环境认为他应当说的、应当想的和应当做的。（读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索拉小说中的几句绝妙好辞：“是什么让我们忘掉该忘的，是什么让我们学会该学的，是什么让我们记住该记的，是什么让我们梦想该想的……”）总而言之，在这种社会中（弗罗姆指西方民主社会），人并无外部压力禁止他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假如他有自己的意志的话，假如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什么和感觉什么的话，然而他并不知道（第255页）。于是当现代人回答笛卡儿那著名的一问（怎么知道自己是存在的）时将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如你的期望（I am as you desire me）故我在”了（第254页）。
逃避自由的表现除了上述的两种还有出世和毁灭。毁灭与权威主义的区别在于，虐待狂是要求他人的服从，而毁灭性人格是要毁灭一切来自外部的威胁（第174页）。弗洛伊德曾指出，人有三种本能：性本能、自保的本能和毁灭的本能，他又把这三种本能归结为人的两种基本动力，即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后者的目标即在于毁灭生命。
（三）人怎样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弗罗姆正面地阐述了“人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在大量批判否定之后我们迫切要知道的问题。否则，人类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自由，又千方百计地逃离自由，他们不是没有出路了？
他对所谓“积极的（主动的）自由”作了如下论述：“我们相信这里有一个正面的答案，它使自由增长的过程不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人将是自由的但并不孤独，将是充满批判精神的但并不怀疑一切，将是独立的但仍是全人类的有机部分。而达成这一自由人的途径就是去实现自我，去做他自己（being himself）”（第257页）。他又指出：“所谓积极的自由是由完整的个性的自发活动组成的”（第258页）。所谓“自发活动”并不是仅仅源于冲动的活动，即由人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激发起来的活动；也不是自动机的活动，即毫无批判地适应外部环境的活动；而是一种自我的自由活动，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活动（第258页）。只有当人并不压抑其个性的一切基本方面，只有当他对自己十分明了，且只有当其生命的各个部分达到基本的和谐之时才可能产生这种自发的活动（第259页）。这种积极的自由作为个人的实现，意味着对个人特性的充分肯定，即不承认比独特的个人及其自我更高的权力。于是，人的自身成为他的生命的中心和目的；人的个性的成长和实现就是目的，它绝不会臣服于那些假定是更加高尚的目标（第265页）。这种获得了积极的自由的人在宇宙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消除了对自己的怀疑和对生活意义的疑惑。他懂得，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本身的活动（第263页）。弗罗姆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感到，他就像他描述的那个获得了积极的自由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世界上一切获得了真正自由的人都具有这种特立独行的气质。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积极的自由，即自我的实现呢？弗罗姆说，从人实现了自己某种愿望的真正欢乐的一瞬即可体会什么是积极的自由和自我的实现。这是人人都有过的经历。在人的生命中，它表现在爱、工作和创造之中。因此，真正获得了自由和实现了自我的个人是一个活跃的充满了创造力的个人。
弗罗姆最后又一一驳斥了三种对其“积极的自由”的可能的诘难。第一，有人会问，如果没有比个人的自我实现更高的目标，那么理想怎么办？它不应当比个人的自我实现更高吗？作者的回答是：真正的理想只能是自我的更大发展、更大自由和更大快乐，因此它不应当与个人的自我实现发生矛盾。一旦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相矛盾，它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理想。第二，有人又问，那么牺牲呢？人不应当为什么更高的目的牺牲吗？答曰：如果这一牺牲不是为了全人类每个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像纳粹所号召的那样为牺牲而牺牲，则绝不可取。第三问是：如果不服从个人以外的一切权威，那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答案是：如果权威是合理的就不会同合理的个人目标发生冲突，而除了病人和不正常的人，人们的自发活动和自我实现绝不会是反社会的。至此弗罗姆完成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全部阐发。
在读这本书时，我起初对是否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十分犹豫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超阶段的思想。说它“超阶段”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状况在许多方面相当于西欧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阶段，人们连“原始束缚”尚未摆脱就来听人家讲如何“逃避自由”，如何摆脱“后起束缚”，未免早了一些。就像一个活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人听人家说西方民主制度有种种弊病时竟会不免心中窃喜，以为别人也有缺点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殊不知自己比人家差得还远。不是吗？人家不论要把“自我”放弃也好，要把“个人”变成自动机也好，“个人”这个东西至少已经存在了，我们却是连“个人”这种意识还没有形成呢。这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我在美国讲“中国历史与文化”一课时，有个美国学生抱怨说：我们这个社会呀，人从小到大总被要求服从、服从、服从（conform）。我听了以后不禁暗暗心惊，在这里他们是又可以骂总统又可以反党（不论是共和党、民主党都可以反对），还要如此抱怨，中国人该怎么办呢？美国人之抱怨和中国人之不抱怨正好证明他们已经有了“自我”的意识（所以才会抱怨“服从”），我们还没有“自我”的意识（所以我们从来不抱怨）。弗罗姆在书里说：亚当的原罪是人类自由的开端，因为那是人的第一个不服从上帝命令的行动：他偷吃了智慧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