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阶级的人只有一种竞争即工作效率的竞争，而上层阶级的竞争是看谁能更彻底地摆脱生产性的工作。
规范能够使任何事情变成正确的事情，又能够使任何事情不成其为罪恶。
所谓理性就是要符合人（个人、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理性的行动就是符合人们的经济利益的行动；非理性的行动就是偏离或违反人们的经济利益的行动。
韦伯伦的《有闲阶级论》发表于1899年，被公认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像一切经过时间的筛选仍能保持其生命力的作品那样，韦伯伦的《有闲阶级论》全靠它的独到之见幸存下来（这也给了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后来人一个教训，要想真正留下点痕迹，必须去做独创性的工作）。
全书的主要立论是：自有闲阶级产生以来，其主要特征有二，一个是炫耀式的闲暇（conspicuous leisure），一个是炫耀式的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而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炫耀式的浪费（conspicuous waste）。前者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后者是对消费品的浪费。这种炫耀式的浪费是财富的证据，又是有闲阶级的标志。
（一）炫耀式的闲暇
据韦伯伦考证，在野蛮时代早期，有闲阶级尚未形成，原始社群中阶级的区分微乎其微。直到野蛮文化的高级阶段，有闲阶级才得以充分发展，其典型可举封建时代的欧洲和日本。有闲阶级的产生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同步的，二者是同一经济过程的结果。从以女性俘虏为奖赏的风习开始，遂有男性家长、女性家奴的“所有制婚姻”（第23页），加上对奴隶及仆役的占有，以致逐步形成了私有财产制度。人对财富的欲望是永不满足的，于是在上流社会中根据财产的多寡进一步分出了层次。虽然除了财富之外，人还有其他要求，例如舒适、安全、权力等，但这些目标的达成无不受到金钱竞争的巨大影响。
下层阶级的人只有一种竞争即工作效率的竞争，而上层阶级的竞争是看谁能更彻底地摆脱生产性的工作。从希腊罗马时代到如今，某种程度的闲暇，即摆脱与为日常生活目的服务的生产过程的关系，一直被当做一个有价值的、美的、以致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生的先决条件（第37～38页）。在人们眼中，闲逸的生活是美的和高贵的，脱离生产性劳动成为金钱上的成功的传统标志；反之，参与生产性劳动则是贫穷和地位低下的象征。摆脱生产性劳动不仅被视为光荣高尚而且成为尊严的前提；而劳动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卑贱，因为它同软弱和服从的地位联系在一起，是贫困的证据。
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和显著的特征，一切社会中的有闲阶级（上流社会）绝不参与生产性的劳动，而只参与或多或少具有荣誉性质的工作。此类工作主要有四种：（1）军事性的；（2）政府或政治性的；（3）宗教性的；（4）体育性的。其共同特点在于全部都是非生产性工作（第2页）。这四项工作构成了有闲阶级活动的基本内容。随着有闲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体育性活动渐渐被排斥于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外。此外，有闲阶级在风度和教养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也是为了显示其享有炫耀式的闲暇。在野蛮社会中，这种划分又往往是以性别为依据的，女性一般从事生产性劳动，做粗活；男性则从事战事、打猎、体育和神职。人们惯于把野蛮文化中的打猎活动算做生产性劳动，对原始部落和野蛮时代的研究表明，在野蛮人的意识中它并非如此。从事打猎活动的男性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劳动者，因而并不同女性属于同一等级。在野蛮时代，杀死竞争者（不论是野兽还是敌人）是最光荣的职业，因此从事战事和打猎是上流社会的职业，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才被视为下贱。
在现代社会中，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职业的区别依然存在，它是从野蛮时代那种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工作的区分引申来的。概括说来，生产性工作包括以对物质环境的利用为最终目标的工作，即一切从物质环境中获得并满足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活动，它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非生产性活动则主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前者是“有用的”，是为生存而作的努力；后者是“无用的”，是以“炫耀式的浪费”为其原则的“炫耀式的闲暇”。有闲阶级摆脱生产性劳动的动机，一方面来自这种以生产性工作为卑贱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以此作为自己具有提供闲散生活的财富的证明。
（二）炫耀式的消费
在早期的经济发展中，一切超过最低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只属于有闲阶级。他们不但要消费超过最低生活需要的物品，而且要消费质量最高的物品。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有闲阶级创造了一整套区分消费品的高低贵贱的标准。对高级消费品的“炫耀式的消费”是有闲阶级人士表现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
某种消费品够不够体面，即其高贵低贱的标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有闲阶级规定的。按照这套标准，人们决定哪些消费品是体面的和高贵的。某个社区或某个阶级所接受的消费标准大体上决定了这个社区或这个阶级中人的消费模式。它教导人们什么是对的和好的。
任何消费品如果想被有闲阶级列为美的，必须同时具备价格昂贵这一特征。一件美丽的东西如果不贵则会被认为不美。例如，同样是美丽的花，那些容易培植因而中下层人都能买得起的花往往被认为没有难以培植因而价格昂贵的花美丽。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人们对家具、房屋、花园等的评价上。事物的美与不美不是由单纯的对美丽事物的感觉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属的不同阶级以为体面的消费标准决定的。这种美感恰如其分地被作者称为“铜臭的美感”（第138页）。
就像养鸟、养猫、养狗、养马一样，有闲阶级对女性美的标准是她的无用和昂贵。女性的价值成为男性财力的证据。这套审美标准在服装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便宜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力图通过服装不仅表现出金钱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高贵，而且表示出自己已经享有不必参与日常挣钱生活的生产性工作的闲暇。女性服装则比男性装在标榜脱离生产性工作方面走得更远。例如高跟鞋使穿它的人难以进行可体力劳动，于是成为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象征。简言之，有闲阶级关于服装的标准不外乎：
（1）炫耀式的消费；（2）炫耀式的闲暇；（3）时髦。
金钱价值观的另一典型表现是对机器制品和手工制品的评价。机器制品虽然往往质量并不弱于手工制品，甚至有时还要强些，但其价值总是被贬低。在炫耀式消费的标准看来，前者的价值不如后者。手工劳动由于是一种更浪费的生产方式，因此以炫耀式的浪费的标准来衡量就更有价值、更体面，比机器制品等级更高。
这种将美感与金钱价值联系起来的鉴赏方式对评价者本人来说往往是不自觉的。当人们看不起便宜方式的生活，以为缺乏财力的表现时，他们落入了一种盲目地反对一切便宜消费品的习惯，以为凡是便宜的都是低贱的和不体面的。作者引用了一句西谚，意思接近中国人说的“便宜没好货”。追求价格昂贵厌恶价格便宜的消费品的意识已经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一位大政治家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值钱的衣服使人变得不值钱。”由此可见这种意识有多么深入人心。
（三）炫耀式的浪费
以炫耀式的浪费为原则，有闲阶级实践着时间精力的浪费和消费品的浪费，这就是韦伯伦的主要发现。这一发现之所以非常重要且非常有趣，是因为它为一种社会中人不自觉地实践着的行为模式作出了独特的解释，而这正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学。在我看来，世间最值得一个社会学家去研究的事情就是那些人们不自觉地或身不由己地做着的事情。由法律政令规定的行为模式固然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不顾法律政令的褒奖或禁止仍执拗地按照固有的行为模式进行的社会现象则更值得社会学关注。举例来说，在中国农村，尽管三令五申禁止结婚收彩礼，人们还是照收不误，能对这一行为模式给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韦伯伦发现有闲阶级逃避生产性劳动追求炫耀式消费这一有趣现象，进而探索出导演此类行为的“炫耀式的浪费”的原则，应当说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典范。
更加可贵的是，他的发现不仅适用于某一特殊的文化，而且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这就使他的理论概括有了更高的价值。按说中国这个东方社会与作者进行研究的西方社会应是极为不同的，但是在中国，“炫耀式的浪费”这一原则也在起着作用。例如，中国人从古以来一直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一种以脱离生产性工作为高尚的观念。韦伯伦在书中较后的章节在四项非生产性工作（军事、政治、宗教、体育）之外加上了高等教育，指出早期的教育与宗教仪式十分接近，着重于对风度和教养的培养，因此落入炫耀式的闲暇一类，成为有闲阶级乐于参与的职业。对比中国的教育，更是从形式内容到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脱离生产性工作的。虽然中国人眼中的美同西方人不尽相同，但其背后起作用的“炫耀式的浪费”这一原则却极其相似。作者曾提到，西方女人的束腰同中国女人的裹脚具有同等的意义。小脚之美在西方人或现代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它除了给我们的男性祖先以视觉美感之外，必定由于它又是该女人不事农耕的证明（炫耀式的闲暇）才得以盛行不衰。这一推测可由大家闺秀往往比农家女更严格执行裹脚风俗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许多将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作的对比研究发现，虽然在炫耀式的消费这一点上中国人也许并不比西方人更厉害，但中国士大夫对体力劳动（生产性劳动）更加恐惧、厌恶和不适。
作者在其研究中并未作任何价值判断，而只是对某群人普遍实践着的行为模式作了合乎事实的解释。在我看来这对于一项科学研究来说已是足够了。虽然作者本人可能对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否将此种判断表达出来并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