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人的两大“疆域”受到“侵犯”。一是“国土”疆域，一是“文化”疆域。国土受犯，全民共愤，一致对外，不言而喻，而当“文化”疆域受到挑战，引起的回应就复杂得多。西化派对文化旧“疆域”投以鄙夷，对西方新学术热烈欢迎。或如鲁迅的“拿来主义”，或如胡适的“全盘西化”，几同“开门揖盗”。文化民族主义虽则欢迎西学的播入，然而对国学多一分情结。他们力倡传统再造，文化复兴，与批判主义“楚河汉界”，门径大异。
就像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批判史学属于文化启蒙与批判主义思想派别，中国民族史学属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阵营。这个史学派别强调考实与求真，不期然被文化民族思想支配。他们用翔实的史料说话，表达民族性的精神诉求。具体史观自可多彩纷呈，基本的态度却大体一致：对传统尊崇与弘扬，同时也对旧史学作深刻反思与检讨；对本位文化首肯与实践，形成史学形态的“三大理论”；对人生问题予以特别的关照，建构独自的“心灵”体系。这一切既为民族史学的基本特点，也为该史学的重要学术与思想成果。
反思旧史与民族史论的创设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批评旧史学的飓风。这个史学批评运动的掌旗人不属于启蒙批判学派，而为民族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等人。奇特的历史现象启迪人思：中国民族史学本世纪的最初登场，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以“批评”形象面世。
一、对旧史的审读与批判
批评旧史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民族史学的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他在20世纪初发表的《新史学》一文，成为至今研究民族史学演化进程的经典之作。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中国旧史学进行系统批判。依梁所论，中国旧史学推其大端，有以下四方面弊端：
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只不过是中国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产生这样弊端，是因为过去的史家总抱着如此的想法：天下者乃君主一人之天下。故此为史也只是论述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梁启超说明，国家与朝廷不是一回事。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君主与国民合而所成之物。单为君主作史而舍民众，是乃非完整之史学，或根本不为“史”。
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史学乃君主与“个人”之史。中国历史成为君主的家谱与彰显“个人”功德的“墓志铭”。中国历史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但也绝不可忽视民众的作用。他将民众说成是“群”。中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其文化根源就在这里。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记录陈迹，乃是为今务服务。记陈迹而不求于今务的实际效用，其记录乃是无用之记录。事实正是，记录与分析过去，如同诊病，中国民族于近代已有沉疴在身。“史”犹如“尸”，解“史”如解“尸”。解“史”可知中国历代王朝症状，据之又可知近代社会不振之病因，继而投以药石。进而言之，今天是过去的继续，洞悉今天，即可对历史作更深刻的探究，舍今而研史，也无法对史作正确的判断，将无新意，无发见，无创获。
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举例说若人有四肢身体，有手足、脏器与皮毛。中国过去的史学研究外部事变，如研究人体之皮毛。然而，精神与哲学是中国之史的内在驱动，表现了中国的理想与追求。中国历史过程，是时间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与演化的过程。研究“历史”而不去研究中国“精神”，则使所记录的人物如蜡人院的蜡像，全无生气。如此，中国人治史，只对皇帝治术有加，而于民智启发，究有何用？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引人注意，令人感悟：新史学创造无法新旧并举，旧史学是新史学的阻力与陷阱，对旧史学批判愈是彻底，新史学的前景愈益廓清与开阔。不过也要说明，梁启超毕竟没有将这项工作坚持到底，也许他认为只要给予一定的火力，封建史学就会寿终正寝，不再还魂。也许他对史学建设的兴趣远远超过批评与破坏。他似乎不久就放下了这项工作，集中精力转向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上去。而这项别具攻坚性的使命不久就旗帜易手，由更勇猛坚决的五四青年去担当了。然而历史还是证明：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民族史学，已经出现自觉更新的气象，于自我反思的立场出发，追随时代进步，自造适应时代的新史学精神。
刘师培“新史”论
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他从事史学活动时，更表现出民族史家应有的见地与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别具一格的“新史”论，与梁启超同样对中国旧史学作有力批判。
刘师培有《新史篇》，从史学角度说明他的文化观。他对中国旧时代著史精神与方法表示怀疑与反对，论中国旧史有以下几大缺陷。其一，“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如果记“彼族所存之史”，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并其所谓一家一姓之事者”。因此在刘师培看来，一部中国历史在历代史学家手里便成帝王史、英雄史，民众在历史中完全没有地位。
其二，史家以其一己之好恶，对所记人事，文过饰非，隐恶扬善。他反对这样的史观，即“隐修君亲，亦臣子之大义”。显然，他主张秉笔直书，将历史的真相表露出来，以供后人借鉴，而更重要的是保存一部真实的中国历史，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不可缺少。孔子著《春秋》有其笔削曲笔的著史原则与思想，这样的史学精神是与儒家“君臣父子”的名分观联系在一起的。看一部二十四史，其中绝大部分都浸染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刘师培反对著史以“曲笔”与“隐饰”，其本意是反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伦理。
其三，揭露封建史家的修史目的在于“掩耳盗铃”，文过饰非，而最终“可以助愚民之用”。人们说起“国粹”，便想到文化上的守旧与思想上的滞后，显然，就刘师培来说，其早中期思想与其说保守倒不如说激进。他在《警钟日报》上发表文章署名“无畏”，也可以说明他与旧制度、旧文化对立的决心。
刘师培又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时评论：刘师培也批评过去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他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其用意与旧史稍殊”，注重“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他与章太炎一样，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故他“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今后之理可以稍明”。可以说《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刘师培对阐扬史学精神的一次具体实践。
何炳松与《新史学导言》
何炳松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史学的重要代表。1920年，何在北京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所用教材是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的《新史学》。1921年2月何着手翻译《新史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他的《新史学导言》，原载《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出版。《导言》介绍《新史学》主要内容与精神，阐发“新史学”基本理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成前后呼应之势。《导言》论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专述“触目惊心之事实”，而成“特别的事实”的连缀，本当删去“无关宏旨的逸闻”，而去反映人类进步的概貌。《导言》对史学“资治”功能也予怀疑，以为史学功用并非“前车之鉴”一词所能包揽。人们需要史学，乃因史学为人类复写真实的过去，提供完整的知识。专求“以史鉴今”，很可能曲解历史，而使知识化为谬误。《导言》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史学作为一门纯客观的学问，保持其“客观性”与“真理”性是题中首要之义。
《导言》介绍全书太重。在西方，即使宗教改革以后，无论新旧教徒，都将史学视为宗教附庸，直至16世纪以降，史学始摆脱宗教拘牵，显示独立性格，还原世俗面貌。
18世纪中叶以后，史学道路几经转折：《法意》出版，激起宪法史研究的热情；法国革命时期的史学强调“大同”主义；革命以后忽又激起民族主义的史潮，这个主义在德国获得特别发展，遂有《历史哲学》出世。
《导言》强调，近代西方历史学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历史抱有科学的野心以后，就生出两个结果来”，其一，对过去的史料做严密的批评；其二努力做到“秉笔直书”。但是这两件事还只是历史科学的初步，并没有实现科学化的完成。历史成为科学需要做到两件事：第一记写普通人的普通事；第二发现且应用“天然的定律”。对历史最具影响力的是经济学，因此要对历史尽可能作经济学的解释，从中找到“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实质。”由此，本书对巴克尔《文明史》有很高评价。《导言》指出：历史难以成为“纯粹的科学”，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罪过，实在因为历史的材料“同他种科学的材料不同的缘故”。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倡“新史学”在先，继有刘师培论说“新史”，再有何炳松译《新史学》，文字相通，寓意相合，形成前后接续，步步前进的思想链。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这个现象告诉我们：民族史学对旧文化并不回护包庇，其反思之深刻与求新之急迫，堪与五四精神交辉。
二、民族史学的四大理论
中国现代出现过中国本位文化运动。所谓“中国本位”，即承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吸收西学，推进文化建设。中西方文化历来对立统一，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摆正西学与中学（东方文化）在文化新组合中的各自地位。中学派坚持中国本位，并在民族史论中将此观点作充分阐扬。本位运动虽发起于20世纪30年代，然而类似这样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有章太炎等人以“国粹”名义首倡。由国粹“国光”论到文化民族论，而至于中国本位论，再加上民族史学特有的人生心灵论，可以纵览中国民族史观的前行道路。
国粹“国光”论
章太炎等发起的国粹运动，很可能与日本同名思潮有密切联系，就是“国粹”名称也从日本输于中国。不可武断这两个运动性质完全相同，但可以说都是东方文化值西学东渐，为保存自身价值作出的积极回应。当中国学界开始鄙薄本国文化，对自身传承信心丧失的时候，章太炎举起国粹旗帜，大声呼吁文化凋零将导致民族沦亡，热切期待“国光”重现。
上天将国粹付予，自我章炳麟初生而到于今，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系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章太炎对天长叹，自觉天降大任，一个无以推却的“天职”落在肩头：
承续国统，光大国粹。他获得如此的生命憬悟，激发无限的激越之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新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吾手，是则余之罪也！”中国之学“闳硕壮美”，倘若断绝己手，其“罪”难赦。
章太炎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曾对为什么主张国粹思想有一个说明：“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攸归。”显见他宣传“国粹”，为要“同心戮力”，以达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目的，“国粹”与“革命”由此发生深刻的内在联系。他心中自有一个“文化天下”观，文化即是天下，“天下”先于国家。因有其文化，方有其“天下”，因有其“天下”，方有其国家，有其民族，有其种群。惟有文化的自觉，国虽亡将可以再起，族不灭将其永兴。他明言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乃“以国粹激动种性”，他说的是“种性”，是“民族之性”，民族的精髓与灵魂。此一精髓与灵魂有时会麻木与沉沦，要靠一样东西去激动与惊醒，就是“国粹”。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他设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国粹？”接着自答：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广义上说，实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表述，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他批评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所差甚远，“因此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中国的长处，晓得中国的历史，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情，也必定风发泉涌。
他建言，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中国历史上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若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人，却无兵力，就到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诚然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从社会与政治层面说，必须是“民族”的，必须做到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且拥有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反清革命具有历史的大意义，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从最初意义上说是为了实现中国真正的“民族化”。
从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看，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打点它的精神行装，这种“精神”也必须是“民族”的。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将无法走好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假定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国的，将因失去民族的自尊自信，而被排斥于世界之林。章太炎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全盘欧化”的危害，就责成中国人认识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并作了许多切实的努力，所以我们说他对中国文化建设有很大的贡献。章太炎将国粹作联系思考，认为阐发国粹，弘扬国光，要做的最大的工作是重视中国的历史。他对经学延续与发展没有说太多的话，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史学的进步，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了国粹史学。应该说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最初形成与章太炎发端的国粹史学关系密切。日后中国民族史学形成壮阔之势，国粹史学恰为其源头之水。
在章太炎对中国文化作正面肯定的同时，刘师培也对传统表示肯定，通过实证史学的实践，成为著名的国粹史家，他明确将史学作为鼓动民族革命的号角干戈。
刘师培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清革命派，与章太炎交往，且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参加过蔡元培的军国民会、暗杀团。他写过《黄帝纪年论》、《攘书》、《论激烈的好处》等论文，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这时他手中的精神“武器”，是传统的“攘夷”思想。《攘书》（1903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谓攘字从襄得声，辟土怀远为襄。故攘字即为攘夷之攘。今攘书之义取此。”他又说，“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黄帝降生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二月，刘光汉识。”鉴于时代的具体情况，刘师培以“攘夷”宣传革命是历史使然。这使我们想到日本明治初开时，维新志士也同样使用过这个历史口号，其在鼓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为后世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