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早在2000年就立法严惩 “包二奶”者，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据广东省全省21个市妇联信访反映：从1992年到1996年，妇女投诉丈夫“包二奶”的案件有20246宗；从1996年到1998年直接到省妇联投诉的“包二奶”案有802宗，且逐年上升，至于大量隐蔽性的“包二奶”案件则无从统计，更无从追究。据中山市妇联的问卷调查，25%的人说自己身边有“包二奶”现象。近些年“包二奶”现象越演越烈，它破坏了现有的婚姻制度和道德价值，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些女人被男人悄悄地包养了起来，成为人家的“小老婆”，如同旧婚姻关系的妾的角色。不少女人是甘于这个角色的。至于追求爱情的只是少数，大多是以自己的姿色为资本，获取物质享受，当她们生下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后，被男人抛弃的风险变小，可她们没有合法的妻子身份。由于受现代多元文化观念的影响，一些女人对性爱的理解是：“只要拥有就是一切。”认为“二奶”得到的性爱不比性对象的元配妻子少。而且“包二奶”的男人多是在异地工作，他们与妻子两地分居，受家庭监督和约束少，与“二奶”俨然过着自在的“夫妻生活”。
按理人都是需要尊严的，需要名分的，可是受物质的侵蚀，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女人对两性关系中的合法地位并不重视，她们参与社会竞争和自我奋斗的生存意识和能力都下降了，做起别人“二奶”，她们成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她们得到的性爱是一种隐蔽性的，具有背叛社会规范的性质，也就是说她们的性爱是通过潜规则获得的。“二奶”使社会新增了多少人口？恐怕无法统计。“二奶”一旦失宠，她们却没有财产分割权，靠与性伙伴私下商谈解决财产关系，很难有公平可言，她们索要钱财或者被男人欺骗，是常见的两种结果，带给她们的是暴力伤害和精神打击。尤其是受到生命安全威胁、受到性虐待，她们往往不敢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申诉，寻求保护。
甘于当“二奶”，可以看出这些女人的女权意识是多么的淡薄，也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下滑。“二奶”们以为找到了物质上的靠山，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出门有爱车，回家有保姆服侍，可她们与性伙伴走出私密空间，在别的场合只能以朋友、同事、秘书的名义向人介绍。“二奶”的位置是得不到社会认可的。我认识一个女人，她到深圳打工，做了一个老板的“二奶”，并生下一个女儿，那个男人买了一套房子给她住，她不再工作，常年呆在屋子里。她经常寄钱给老家的父母，可她却从没把她的性伙伴带给父母看。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女儿带回了老家，许多人问孩子的爸爸怎么不回来。她脸红着支支吾吾，撒谎说他工作忙。她后来再也不敢把孩子带回家了，她自己也很少回来了。
有些女人当“二奶”，她们的父母一直蒙在鼓里，父母不断收到女儿的钱，很高兴，也满足了虚荣心，告诉别人女儿多么会挣钱、多么孝敬，可女儿一直不结婚，却让父母心里不安，他们或不知道或不敢想象女儿在外面当“二奶”——这是一种耻辱。
不像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是允许一夫多妻的，纳妾是有钱人的正常行为，而且女人做了有钱人的妾，并不是耻辱的事，就像皇帝的妃子虽然比皇后的地位低，但一生吃喝是不用愁的，甚至是件荣耀的事。贾宝玉的姐姐元春被选为妃，大观园攀上了大树，成为皇亲国戚，多自豪啊，元春省亲的场面搞得非常热闹，那是老太君、贾政等宁荣二府众多人内心感到“隆重而神圣”的事。妃子一旦被皇帝宠爱，那前途就更好了，她就有可能取代皇后地位。对于做人妾的女人也一样，丈夫多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大老婆不服气也不行。而作为妾妇的娘家人，攀上有了有钱人，预期利益与实际得到的利益不会有多大出入，除非女儿不争气，没有服侍好男人。女人没有工作，嫁个好婆家生下儿子是改变命运最好的甚至是惟一的途径。女大不嫁，养在娘家那才是最大的不幸。女人依附男人生存，只有这一条路选择。就像美女潘金莲被人配给武大郎，也没有办法。她有了男人，那男人可以卖烧饼使她生存下去，她不得不接受。
汉朝有个名臣朱买臣，他没有当官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酷爱读书，就是到山中砍柴也不忘带一本书，甚至挑到集市上去卖，也一边走一边读书。他老婆苦日子过不下去了，骂他没出息，甚至要烧掉他的书。可朱先生对自己充满信心，他说：“富贵贫贱，各有其时。我坚持读书，一定会有机会的。”他老婆，“哼”了一声，说凭你这痴癫的样子，四十多岁了，还有啥翻身的机会？她吵着要与老朱分手。老朱挽留不住她，就答应了，说：“但愿你嫁一个比我强的男人。”
几年后，汉武帝下诏求贤，使不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人得以云开见太阳，朱买臣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他当上了会稽太守。这时候她的前妻已经与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个女人贱就贱在她不该去向前夫磕头下跪，骂自己有眼无珠，求老朱娶她做小老婆——小老婆多是漂亮女孩，老太婆一个还要做朱先生的小老婆，真亏她好意思开口——老朱没有答应，但批了一块土地让她与其丈夫耕种自食，算是看得起她了。这个故事真实不真实呢？朱买臣与他的前妻生活了几十年，有没有生孩子？书上没有提。除了“贫穷”这个夫妻感情的杀手外，有没有性爱不和谐的因素？
再来说潘金莲，她心里有着——不做嫁不出去的孤女与不做人妻做人妾的两种意识，后者在前者的愿望实现后就会占据她。她遇到了西门庆，这个男人各方面都比武大郎优秀，至少在她看来西门庆是个有头有面的人物，是个富爷，他又长得俊伟有风度，做了他的妾，物质上从此翻身，精神上——她可以满足性爱需要。除了伦理和道德的谴责压力，她情愿从好听的妻子的地位降到实惠的妾的地位。性爱需要和物质需要对她的诱惑力太大了，尤其是当性爱可以换到物质享受时，一个突破道德防线的女人，就会不顾社会名声，做出“宁做人妾，不做人妻”的再次选择。
财富带来社会变化，形式是多样的，它既创造了新的文明风尚，也会让某些东西死灰复燃。财富刺激了人的欲望，或者使人的欲望变得多样，一些有钱的人性观念改变了，性爱成了一种消费。有需要的就有供给的，“鸡”与“鸭”这两种以操皮肉为生的人多起来，反映了人类不良的性状况。同时，“包二奶”是变相的纳妾，它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更大，因为它以“伪家庭”的形式颠覆现有的婚姻制度，给社会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一些女人以牺牲自己的地位和名誉，获得物质，使她们又回到“第二性”的位置，她们与男人不是平等的社会关系，得不到人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