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如果言行不一，不讲信用，便不仅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相传周幽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他就百般逗她笑。后来，为讨得褒姒一笑，竟点燃了烽火台。狼烟起时．众诸侯立即率兵惊慌而来，目睹这场恶作剧、褒姒倒是笑了，幽王的信义却也付之于烽火。不久，敌人果真来了，周幽王又点燃蜂火台。这时，众诸侯不以为真，全都不来相救，这位自作自受的幽王，便被杀于骊山之下。这真是“失了信，丢了命，自作孽，不可活”；春秋战国时的晋灵公恋奢嗜杀：昏庸无道，而每当大臣劝谏，他总是说“寡人已知过，今当改之”。但盲而无信，奢暴依旧，到头来，“反死卒戟”，落了个呜呼哀哉。这都可以说是无信的下场。
言而无信是一切腐朽没落、面临败亡的人们的特征。法西斯头子之一的戈培尔有句臭名昭著。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遣就成了真理”。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干尽了背信弃义的勾当，这无疑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培养信诚的品德，要从小事做起、点滴做起。“曾子杀猪”的故事中，何以曾夫人说了杀猪!曾子就一定要杀猪呢?不为迁就儿子，而是为了从点滴入手，培植儿子的信诚品德，用心可谓良苦！俗云；万丈高楼，起子垒土。只有眼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贯以信诚，才可能以信实立世，信义为人。同样，布施信义，取信于人，也要从点滴做起，事事做超。“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一次失言，便可能前信尽殁；在一件事上言行不一，便可能在许多事上失去信任。有鉴于此，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说不做，不做不说，说到就要做到。清末民初的苏曼殊，能诗能画。但他平时不轻易作厕，只要答应给别人作画，必然是“一诺千金”。一次，他的朋友赵伯先向他求画!这自应允诺。但由于静忙着东渡日本，未能及时交画。别后不久，赵伯先为黄花岗起义失败愤懑抑郁而死。曼殊得知噩耗，含哀作《荒城饮马图》一帧，焚于故友墓前，以示悼念。并从此不再作画，以谢亡友。
当然，信，也是有条件的。对于战争中的敌人．就谈不上“信”不“估”的问题，而是要来一个“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虚虚实实”了。不过即使对敌人，也有信义可施，比方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就要说到做到。否则，在这些事情上如果“言而无信”，对于瓦解敌军，也是不利的。
背弃信义是小人
人们通常将那些违背诺言，丢弃道义的人说成是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者的是一种典型的无德无义之行径，是一种弱小和小人的举动。为着自己的一己利益，或遭于某种不碍以的压力，违背了信诺，放弃了良知和公德，做出了背信弃义的坏事情。人与人，集体与集体或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时常发生这样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但是他们行为也很耐玩味。一方面，就一个普通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背信弃义，总有他们的苦衷，在他们的内心里，也许出于无奈，就他们出于无奈这点看，他们是弱小的。但是背信弃义又冒着违背社会公德的危险，从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看，他们又可笑地“敢作敢为”，如果把这种冒天下人大不韪的“勇敢”用于承担责任和公德，不是为天下人称颂了吗?人不可无信，也不可无义，否则必为人所唾弃。甚至你有一次失信于他人，你心里的自谴也许就是永远的呀!它们像一根潜在的绳索，会让你下了地狱也寝食不安。所以，别背信于天下和他人。
秦国帮助晋公子夷吾回国，助他当上了国王。晋惠公不但不履行他原来许下的许多诺言，而且还做下很多背信弃义的事情。
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主动为他们送去粮食，使其度过难关。而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国不但不主动输送粮食争。而虽还禁止民间卖粮到秦国去，一副落井下石的“小人”相。春国为此发动战争，活捉了背信弃义的晋惠公及其随从大臣。后来虽然放回去了，但晋惠公终究改不了背信弃义的本性，他在国内得不到人民拥护，在国外又得不到诸侯的信服。最终还是由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取代了他。
在上例中，晋惠公由于屡失信于天下，最后自绝于天下，失去了君主的地位，不得善终。而三国时的诸葛亮，正是由于他信誉卓著，因此，连极难和解两南众小数民族也被他融通了。诸葛亮充分地使用信义获得了大西南民族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信义的力量之强大了。
我们中国是个礼义之邦，从统治者到老百姓，都很守个“信”字，都很重个“义”字，儒家文化，更把它纳入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范畴，成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正统道德。孔老夫子的“五常”中，仁、义、礼、智、信，概定了人与人交往中所应遵循的道德标准，从中可以看出信、义多么重要。人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别人对你失去了信任和信心，你的日子就惨了！所以，凡成大事者，皆知道一言即出，驷马难追。道义重千金。
信、义是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和精辟部分，它贯通了人性的本质、生活的准则及事物的规律性。人们时下说：“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信得过产品”等等都离不开遵循信义的道理。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说，信义应是一笔潜在的资产和财富。现代社会中(或是团体、地区、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信义尤其重要，如果你不守信义，你马上就会遭受损失，马上就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和朋友，马上就会影响你的形象和整体计划，凡大成就者都是最有信义者。一个人可因守信义获得逐步的成功，一个单位可因执行信义获得快速的发展，一个国家可因遵循信义而走向强盛。
人生最忌讳的是违背信义，丢失信义；谁注重信义，诺守信义，谁就会收获甚大，取得甚大。
说到就要做到
从古至今，人们公认：“人之交，信为本。”交往必须讲信用，这是起码应当遵守的生话准则。尔虞我诈，互相失去信任，就会影响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为了确保某事的如期完成，处事的双方，往往可以经商讨达成协议，或立军令状，订契约，签合同。一旦一方背约，则将依约或罚、或斩。但人们在共事时，更多的情况是凭信用，凭对对方人格的信任，相托要事，相信所托之事会如期实现。所谓“可信任”、“可信赖”、“信得过”，正是对讲信用的人的高度赞扬。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对那些信守诺言的人是倍加称颂的。战国时，商鞅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声称谁将木桩扛到指定的地点，重金奖赏。当时，许多人不相信，因为这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依要求扛了木桩后，果然获得了重金赏赐。通过这件事，秦国百姓认为，商鞅是个守信的人。于是，商鞅推行变法的决心，秦人尽信，新法得到了推行。《后汉书?范式传》中写范巨卿和同学张劭探亲分手时，范说两年后的这天访张劭。范、张两家相距二千里，临期时，张家的人皆不信范巨卿会践约，唯张劭深信不疑。果然，范如时到了张家。古代交通极不方便，时隔两年，相距二千里，准时赴约，可见他重信守诺言，一直被传为佳话；《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这一对恩爱夫妻，被迫分离，为了抗议封建礼教的追害，两人约定“黄泉下相见”。结果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是“自拄东南枝”。他们的双双殉死，一方面引起人们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极大愤慨，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他俩信守爱情的诺亩，感到无比的钦羡！至于矢志相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了。
“言必信，行必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当然，我们反对“言过其实”的许诺；也反对使人容易“寡信”的“轻诺”，我们更反对“言而无信”、“背倍弃义”的丑行!有一个小伙，有入托他买两张电影票，他说没问题。然而，事后人家却空等了一场。有人托他买两张展览会票子，他说：“包在我身上。”等到展览会闭幕了，票子还是“无影无踪”。有人托他去火车站帮忙运行李，他一一应允，可是，等到火车开了，谁也没见他的身影。日久天长，朋友对他就渐渐疏远了。
在社交过程中，如果真能主动帮助朋友办点事，这种精神当然是可贵的。但是，办事要量力而行，说话要注意掌握分寸。因为，诺言的能否兑现不仅有个自己努力的程度何题，还有一个客观条件的因素。有些照正常的情况下是可以办到的事，后来因为客观条件起了变化，一时办不到，这种情况是有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朋友面前，不要轻率地许诺。有的事，明知办不到，就应向朋友说清楚，要相信朋友是通情达理的，是会谅解的，千万不要打肿嘴巴当胖子，在朋友面前呈能，轻率许诺。这样，不但得不到友谊和信任，而且反而会失去朋友。老子曰：“轻诺必寡信”，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我想讲一则寓言；
孔丘的弟子公冶长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够听懂鸟类语言。
一天，有只鹞鹰飞落在他窗口上鸣叫，他侧耳细听，原来鹞鹰说：“冶长，冶长，南边有死獐，你吃它的肉，我吃它的肠！”
公冶长放下书本，走出屋，跟随鹞鹰往南走，果然在不远的山坡上躺着一头死獐。公冶长见死獐瞟肥肉壮，无意把肠分给鹞鹰，背回家独自吃了。
鹞鹰殷勤送信，却连肉星也投得到，又气又恼，决心寻找报复的机会。
隔了几天，鹞鹰又飞到公冶长的窗前，热情招呼道，“冶长，冶长，南边有死獐，你食它的肉，我吃它的肠!”
公冶长不知是计，把书本往案头一丢，拔腿就往外跑。跑不多远，眼前出现了一堆人，中间隐约躺了个东西。公冶长惟恐被人抢去死獐，边跑边喊：“诸公休得动手！……那是我打死的！”人们闻声立即闪开。公冶长跑到近前，不看则罢，一看顿时吓得两眼发直，原来地上躺了个死人，不是獐。
公冶长急忙申辩，但无济于事，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扭送到了公堂。
说话不老实，言而无信的人，迟早要倒霉的。受骗者一经受骗，就会总结经验，不会再受第二次骗。有的还可能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公冶长欺骗鹞鹰，聪明的鹞鹰便利用公冶长的贪婪心理，将他捉弄一番。这对很多人是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