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形质神用，舍刃无利。
《神灭论》中有：“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论敌萧琛指出：锋利磨损了，刀刃就钝了，所以说“利灭而刃存”。这是违背常识的，哪能说磨掉了刀子的锋利还剩下刀刃呢？萧琛只是机械套用范缜的比喻，并无新意，属诡辩一类。
其三，“人无无知之质”，“木无有知之形”《神灭论》有：“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一些佛教徒据此攻击：“死者的形体不是同样无知觉吗？这与树有什么区别呢？”范缜说，死者的形骸虽由活人变来，但是由活树变为死树，再不会开花结果，二者有“质”的区别，“用”自然也不同。
无论是其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其为人品格，还是其才思才辩均可圈可点。难怪当时“辩士”曹思文这样评价：“辩摧众口，日服于人”，“思文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德国诗人歌德说过：“一般说来，作者个人的人格比他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对听众要起更大有影响。”（《谈话录》）论辩也是一样，就范缜作为成功的论辩家而言，人格的作用对论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国古代诗歌理论中，司图空推崇“不知所以神而自神”的艺术境界，严羽把“入神”誉为唯一的诗的极致（《沧浪诗话·诗辩》，姜夔认为“诗有四种高妙”，而把“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自然高妙”列为最上。论辩实战中也是如此，妙又不知其所以妙大概是最高境界了。
辩论与政治的完美结合
有人曾经说过：“外交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政治家们运用辞汇出神入化，论则高屋建瓴，斥则风云变色，或攻或挡，妙语连珠，更让人深味，人是万物之灵长，而人类思想和语言，才是宇宙的精华。
在辩坛有“天皇巨星”之称的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他曾这样说：“不论人们如何仇视我，只要他们肯给我一个略说几句的机会，我就可以把他说服。”
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当律师时，有过许多精彩辩护辞，例如著名的为亡友儿子小阿姆斯特朗辩谋财害命案。林肯经过与原告证人褔尔逊对质，开始了他的辩护演说：我不能不告诉大家，这个证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一口咬定，10月8日晚上11点钟在月光下认清了被告的脸。请大家想想，10月8日那天是上弦，11点时月亮已经下山了，哪儿来的月光呢？退一步说，就算证人说不清时间，假定稍有提前，月亮还在西天，月光从西边照射过来，被告如果脸朝大树，即向西，月光可以照在脸上，可是由于证人的位置在树的东南的草堆后面，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被告的脸。如果被告的脸朝草堆，即向东，那么即使有月亮，也只能照在他的后脑勺上，证人又哪能看到月光照到被告脸上呢？又怎么能从二、三十米的草堆处看清被告的脸呢？
洋洋洒洒，足见推理缜密，思维明晰，可谓滴水不漏。其实林肯不仅理性思维强，也有以情感人的一面，是位颇有人情味的律师。
1837年，一位在美国革命战争中阵亡的士兵的遗孀来到律师事务所，哭诉分发抚恤金时总共400元竟被勒索了200元去。林肯听罢大怒，立即提起了诉讼。开庭前，他读了一本华盛顿传记，一本革命战争史。他开始追述，民众因压迫而为自由而战，讲战争历尽的艰辛，寒冷，饥饿，流血，牺牲，由于装备不足，不得不赤足行进在冰雪之中……然后又指斥现在的官吏丧心病狂。他接着说：“时间在向前迈进，1776年的英雄已成过去，那位士兵已经安逝长眠，现在他的年老体衰、而且失明的遗孀却来到你我面前请求为她伸冤。她以前也曾是美丽的少女，她的步履轻捷，声音美妙。但现在她是贫穷无依，来向享受着革命先烈挣下的自由的我们，请求同情的帮助和人道的保护，我要问的是我们是否该援助她呢？”无私无畏，凛然大义，声情并茂。让人感叹的是，事后他的同事在事务所拾到一张破纸，写的是“并无合同——不应索取手续费——不合理的勒索——描述战争的惨状——原告的丈夫——怒驳被告——结尾”，这便是林肯的辩讼大纲。
时间再往前追溯一点，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后，英国议会中威廉·皮特就有了“第一条铁舌头”的美誉。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格拉尔、狄瑞尼、科布登和布莱特成为“四驾马车”。之前，谢里旦、耶士基、康宁三位演讲家也在辩说史上塑起了他们“三剑客”的形象。
1775年，激进派的著名口才家特里克·享利，在弗吉尼亚辩论会上以《诉诸武力》一文，提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引导人们进行正义之战。以后的克莱、韦伯斯特、菲力浦以及历任总统……群星灿烂。如果我们知道美国有300所大学设有说学系或演说学系，从1976年到1980年四年之间，硕士以上的专门人才就有三万多人，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布尔什维克的先行者、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精彩表现，堪称辩护史上的“丰碑”。
1933年2月27日，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突然燃烧起来。“国会纵火案”发生后，法西斯当局以此为借口，逮捕了4000多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季米特洛夫。三个月后，在莱比锡法庭公审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义正辞严，凭惊人的胆识和辩才，将审判他的法庭变成了怒斥戈林、控诉法西斯的战场，短兵相接时，步步为营，变被告为原告，化不利为有利，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审判，赢得了真埋对邪恶、谬误的彻底胜利。
检察官维尔纳这样指控：“共产党已处在不战斗就得投降的境地。这是他现在处境中仅有的选择，不是不经战斗而放弃它的目的，就是冒险、孤注一掷，也许可以把环境变得对它有利。这一着也许失败，但是，失败后的处境不会比不发一枪的投降来得坏！”
季米特洛夫这样为德国共产党辩护：“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认为现在一切都完了，不会认为他们所能选择的不是起义就是毁灭。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共产党绝不可能有意在这时孤注一掷。”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是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的，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资格来说，我是一个负责的领导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采取恐怖主义的冒险家，不是阴谋家，更不是纵火犯……”
“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何等气概，何等凛然。
当法西斯搬出卢贝（所谓的“证人”）时，季米特洛夫雄辩：“卢贝是什么东西？一个共产党员？绝对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会象卢贝那样。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常会做些无聊的事，但他们被提到法庭时，他们终究会勇敢地站起来，说明他们的目的，倘若一个共产党员干了这类事，明知四个无辜者与他在被告席并肩而言，，他不会默默无言的。卢贝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法西斯滥用的工具。”
季米特洛夫针锋相对地指出：你（卢贝）为何犯下这种反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罪行！又是谁同你一起干的？既然你在此前连个小木房也点不着，怎么能让国会大厦燃起熊熊大火？纵火的材料哪儿来的？难道纵火者不是由通往国会大厦那条地道通过的吗？
气得希特勒的帮凶戈林在法庭上大失风度，气极败坏，甚而咆哮，骂人！然而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季米特洛夫始终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以真理为武器时缓时急，把握时机，或攻或守。许多演讲论辩实录几乎都有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精彩辩护，今天读来，依然叹为观止！
二战“三巨头”之一的邱吉尔是十分有意思的。有一次，他收到萧伯纳派人送来的两张戏票和短笺，上写：亲爱的温斯顿爵士，奉上戏票两张，希望阁下能带一位朋友前来观看拙作《卖花女》的首场演出，假如阁下也会有朋友的话。分明挑衅么！别有用心，表面温情脉脉，实质又暗藏锋芒。邱吉尔立即回笺：亲爱的萧伯纳先生，不便分身来看《卖花女》的首场演出，这样只好等下场了，假如您的戏也会有第二场的话。文质彬彬，来而无往非礼也。既不失尊严，又能在气势上略压对方一筹。
邱吉尔初任首相，“他所能依仗的只有他的辩才”——这是许多熟悉和了解邱吉尔的人的共识。被人们引用最多的是他坦然直陈的首次演说：“我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你们问，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我就说，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精力、竭尽全力在陆海空作战……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两个字回答：胜利。……因为得不到胜利就得不到生存。”
二战期间，在英国三艘战舰在远东被击沉，隆美尔在西部沙漠大获全胜这样的形势下，他曾组织英国议会进行了三天的辩论，他先指出隆美尔的胜利也是用惨重的损失换来的，接着发挥他富于渲染的特长，尽力描述比人们想象可能还糟还坏的灾难，最终一再提醒大家所能奉献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泪，着重说明灾难的普遍性，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付独载者……这一大通的以退为进的论述，确实成功地避免了大家对真正的争端进行讨论，即“该不该委以邱吉尔全部权力”。这一点上，他是十足的成功者。后来，赫罗·尼科森在他的《日记和信件》中写道：“大家都切实地感到反对之风正随着他一句又一句发言而在消逝。等到他结束发言时，很明显，已不存在反对意见了，只有某些不安而已……”
理论界有一个观点，弱国无外交。在谈实力外交的今天，人微言轻，这是必然的。但是一个好的外交家，政治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下既定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弱国还是大有外交可为的。
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吞并的法国已丧失国家主权，自然是弱国无疑。戴高乐将军流亡国外，希望美国能承认他的组织。罗斯福的基本观点是，他不能承认，因为“不是选出来的。”戴高乐说，圣女贞德拯救了法兰西，她也不是选出来的！历史上其他例子还有许多。罗只记住了圣女贞德的名字，后来他一再嘲讽。据说，罗对戴曾经说：“那天，你告诉我，你是圣女贞德，现在你却说你是克里孟梭，你倒底是谁？”戴回答：“我两者都是”。于是罗斯福又说：“你应当做好选择，因为你不可能二者都是！”……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财大气粗的形象，也可以看到弱国代表语言论辩凌厉的效果。
1972年5月，维也纳，《纽约时报》的记者问基辛格关于美苏会谈的程序问题：“到时，您是打算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来个倾盆大雨，成批发表协定呢？”基辛格停了一会儿，一字一板地答道：“我们打算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声明。”幽默的语言使全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再如，菲律宾大选中，阿基诺夫人与马科斯进行了一场舌战。马科斯攻击阿基诺夫人，“没有经验，不懂政策。”“女人最适合的所在是厨房。”阿基诺夫人以退为进：“是的，我承认我的确没有马科斯那种欺骗、说谎、盗窃或暗杀政敌的经验。‘我不是独载者，我不会撒谎，不会舞弊，但我有的是从政的诚意。对政治，我虽然是外行，但作为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我精通的是日常经济！”既是攻击，又是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作最好的宣传，最终以绝对多数当选。
其实论竞选，关注层面最大的要属美国的总统竞选。“它既是杂耍般的轻松喜剧，又是充满诬蔑谩骂的滑稽闹剧。用“口才”优势攻击政敌，保护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其中第一次电视辩论相当精彩，事后英国广播公司第一电视台（BBCI）的记者这样评价：佩罗似乎是江郎才尽，布什总统表现平平，只有克林顿最为沉稳，是这次辩论的大赢家。鉴于篇幅，只作节选，从中略窥一二，以飨读者。
问：布什总统，你认为你与其他两位侯选人之间有什么重要的突出的个性差异？
布什：我认为美国人民是最好的评断者。而且我想性格差别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参考。前些时侯，我曾表示，我认为对自己国家不认同而示威抗议，或在海外组织团体向自己国家抗议是错误行为。我犯错时我会承认，但是克林顿也犯错却不愿承认。我对身为一个美国人却在国外组织反对美国政府的活动，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也许你会说那是陈年往事了，但是当你成为三军统帅时，面临重要问题做出决择时，如同我下令出兵巴拿马和科威特时那样，那时要有一个小伙子和你说，“我才不要去，连三军统帅都曾在海外组织反政府示威，我为什么要去？”那时你又该如何自处？所以我认为这点特性是我与其他两位最大的不同。
佩罗：我认为美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自己会评断。当然，任何入主白宫的人都该具有入主宝座的特点，但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年少不更事的人格成型的时代发生，还是已是资深的联邦政府官员。当你已是联邦政府的资深官员，手握数以亿计纳税人民的钱的预算大权时，那时你已是个成熟的个人，犯了错就不能等闲视之。现在该是我们把玩忽职守的人换下来的时侯。
克林顿：我要答复布什先生对我的爱国心质疑的问题。你曾经在白宫召见右派国会议员，共商如何以我在1969—1970年时在俄罗斯的事情来攻击我，其实当时已有5万名美国人去过俄罗斯。我对你在二战时的表现致敬，我也对佩罗先生和其他每个身着军装的为国服务的男女致敬，包括曾经担任你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在转而支持我的克劳上将。但像麦卡锡那样周游全国，攻击他人不爱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当时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挺身反击麦卡锡，他就是令尊。你攻击我不爱国是错误的，我反对战争，但是我爱我的国家，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使国家团结的总统，而不是分裂它。我的经济计划正是我们所要的那种改变。我们要实施这项计划的方法是，我们要有崭新的国会，许多国会议员因涉及丑闻而被唾弃，我要与他们，不论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共同为我们提出的美国复兴计划而努力，这才是真正的变革。
（克林顿在这一回合中，首先指正“爱国”问题，正是布什恶意加以攻击的重点，克用五万人曾去过俄罗斯作挡箭牌，虚晃一招之后，谦和地向参战人员致敬，向二位论敌致敬，博得选民好感，同时转“攻”，用克劳上将的“倒戈”有力证明自己优于布什。接着遣责“周游全国，攻击他人”是不明智的，并且用布什父亲亲身经历反驳，不可谓不高明。克林顿又巧妙地将“爱国”与“反战”统一起来，化解自己的以前曾逃兵役之事实。最终的最终，他提出经济复兴计划，给渴望改变现实的人民，可能改变现状的希望。较之布什、佩罗的发言自然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