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西部矿工不堪忍受矿主的剥削，在矿工联盟的领导下，奋起斗争，迫使科罗拉多州议会通过8小时工作法律，但州最高法院却宣布此举“违宪”。矿主公会乘机施压，挑动军队镇压工人。哈利·欧恰德在矿主公会的指使下，炸毁了一个铁路小站，尔后又炸死州长弗兰克·史丹内伯，但他却反诬是矿联盟雇用他干的。州政府逮捕了矿工联盟主席查尔斯·H·靡耶、会计主任威廉·D·赫伊伍和乔治·培提邦，指控他们要对杀害州长和西北矿区一系列暴力事件负责。达罗毅然为被捕的矿工领导人辩护，指出法庭对矿工领导的审判是一种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表达了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当权者的卑视和对生命的赞颂。
1924年5月，富家子弟、19岁的那桑·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洛布合谋绑架并残忍地杀害14岁的罗伯·弗兰克，被法院判处死刑。67岁高龄的达罗应被告人家庭之请，出庭辩护。这是一件很棘手的案件。一方面，罪犯手段残忍，死有余辜；另一方面，为富家子弟辩护，违背了达罗本人一再宣布的“罪行是贫穷的结果”的信条。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为了“慈悲、了解和爱”，他在法庭上“说了三天”：“我不是为这两个男孩子辩解，而为以后无数的人辩解。……我现在是想到他们，我是为他们请求法庭不要退回到野蛮和残忍的过去。”他以真挚的情感和雄辩的口才，感动了法官，凶手由死刑改判终身监禁。达罗由此赢得了“老狮子”的雅号。这里选择了他庭辩最后发言的摘要。
20年代，田纳西州是个具有浓厚宗教气息的地方，基督教徒在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该州还是最早通过反进化法案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不仅如此，以民主党领袖威廉·杰林·布莱因为首的圣经派还竭力把他们的影响扩大到南方诸州，企图最后使国家受制于宗教。1925年7月，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与宗教的大辩论在代登（田纳西州一城市）法庭上展开了。起因是里尔郡中学教师约翰·施柯普斯向学生讲解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法庭以违背“圣经宣扬的人的神奇诞生”为由，拘捕了施柯普斯。布莱因亲自出任此案的检察官。达罗远道赶来，主动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在这场被舆论界称为“美国最惊人的审判”中，布莱因宣称：“将决斗至死。”达罗针锋相对：“将把布莱因先生的影响压在一堆如山的科学证词下面。”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达罗以满腔正气和高超的论辩技巧，赢得了最终胜利。他首先因对手设辩，指出布莱因煽动宗教情绪，不仅无知，而且会危及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以此争取人们的关注。其次，巧妙地运用了独立证明法。避免对宗教的直接挑战，只宣传科学进化论；宣传了科学真理，也就否定了宗教的迷妄。他指出，《圣经》主要是一本宗教和道德的书，而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他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怀有同样的感情，从而取得了听众支持。
我不替自己辩护
1926年7月13日——马加什·拉科西
我不替自己辩护！这个指控我的诉讼案是含有政治性的。因此，我觉得需要在这里很清楚地叙述我的信仰和我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
今天，胜利的反革命分子不惜用一切力量来诬蔑匈牙利劳动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者的历史。但是，他们白费了力气。反革命激起了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战斗性。艰难困苦只能增加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留恋。
我想谈谈起诉书特别强调的两个问题。起诉书有一处指出参加第三国际就等于希望用武力来消灭全人类的文明。
（检察官：这是完全正确的。）
与此相反才是正确的。可笑的是，我们必须对这个指控作驳斥，而正是我们，为了共产主义，希望保全阶级文明的价值。原来现存的文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不是进步中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衰亡中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既濒于破产，这就自然地牵连到整个上层建筑、人们称之为文明的一切的破产。恕我在这方面不多发挥。最近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全世界，这个文明的主要角色，学者和大学教授们，都生活在贫困之中，简直沦于乞丐状态。今天新富翁拿1847年时对待裴多斐提到的“匈牙利绅士”的同样态度来对待这个文明的主要角色，匈牙利绅士在那时候就是代表衰亡中的封建文明的。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态度说明今天的资本家，他们轻视大学教授，因为他不懂得资本投机的艺术，因为他不知道人们怎样运用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克郎，运用法郎或其他金融花样，可以大发其财。
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完全不同。我们对于文明有另一种想法。匈牙利公社虽艰难困苦，满目疮痍，却实行了伟大的文化工作。连反革命的著作论述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时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人们不能单纯地说我们要消灭人类的文明。恰恰相反，我们要产生一个能成为人类财富的文明。阶级社会的文明并不属于全人类，它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政权的特殊文明。
另一个问题是革命的恐怖问题。
我们被控的首要一点就是：如果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我们的计划就无法实现。这是正确的。我们承认我们是这个真理的拥护者。每个新社会都是靠革命才诞生的。请检察官先生向我指出哪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不是从革命中诞生的？尽管这使得检察官先生表示怎样遗憾，这仍然是事实。革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取得政权的阶级，为了维护刚刚诞生的新社会的利益，不得不采取整套自卫措施，包括恐怖在内，这是很自然的事。任何革命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都要藉恐怖以自卫。产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英国革命和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完全一样，都曾利用过恐怖。法国大革命、1917年胜利的俄国革命以及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一样。
当我们夺取了政权的时候，我们的首要问题就在管制无数宪兵、警察和资本家，由于他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犯的罪行，工人们要对他们算账。我们正在抵抗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攻击，而资产阶级竞在我们的背后向我们猛扑。无产阶级濒于危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恐怖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恐怖本身不能成为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在公社以后的四个半月期间，胜利的反革命所杀害的生命至少10倍于无产阶级为了对付反革命活动而枪决的反革命者。
（庭长：讲你自己的罪行吧！）
对于我创建共产党并为共产党工作的事实，我不承认这是我需要在法庭面前回答的“罪行”。这是我曾经完成的和我永远要完成的义务。法庭无法找出丝毫证据来说明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企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现政权。从1919年起，情况变了，共产党的策略也跟着改变了。我和我的同志的目的是在于创建一个合法组织。
我返回匈牙利，以期对于共产党的创建，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我自以为关于这个活动，我负有责任，但我只向无产阶级、向匈牙利共产党、向共产国际负责，只有它们才是我的裁判员。
赏析：
马加什·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政治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小商人家庭。1910年起投身工人运动，同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参与创建匈共和匈苏维埃共和国。历任人民委员，匈共总书记，共产国际书记，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第一书记，共和国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等职。1956年，因“个人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2年，被开除出党，后移居苏联，1971年病故。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拉科西流亡苏俄。1924年回国，重建匈共，领导人民向反动政权进行不断的斗争。1925年9月被捕，被判15年监禁。本篇是拉科西被捕后，于1926年7月13日在一次法庭审讯时的答辩。他对起诉书所指控的两条特别“罪状”：“消灭人类文明”和“恐怖”，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阶级社会的文明并不属于全人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革命的恐怖是新社会诞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对无产阶级革命，恐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自卫的手段。他指出，法庭对他的审讯和指控是政治性的，他不为自己辩护，只对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负责。拉科西的答辩义正词严，甚至连庭长也“被吸引住了”。
我深信我是正确的
1927年4月9日——巴托洛梅奥·范齐蒂
是的，我是说我是无罪的，不仅在布伦特里犯罪案中是无辜的，而且在布里奇沃特犯罪案中也是无辜的。我不仅在这两个犯罪案件中是无辜的，而且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从来没有杀过人，从来没有使人流过血。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不仅如此。我不仅在这两个犯罪案件中是无辜的，我不仅一生中从来没有偷过东西，从来没有杀过人，从来没有使人流过血，而且自从懂得道理时起，我就终身在为消灭世间的犯罪而奋斗。
知道我这两只胳膊的人都深深了解，我没有必要跑上街去杀死一个人，拿走他的钱。我能靠我的两只胳膊谋生，并且生活得很好。……
我还要稍微谈谈，就是我不仅没有在布里奇沃特偷东西，不仅没有在布伦特里偷东西、杀人，不仅一生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杀过人、使人流过血，不仅为反对犯罪而进行了艰苦的奋斗，而且摈弃了人世的财富或荣誉，摈弃了使人感到骄傲的优越地位，因为我觉得剥削别人是不对的。
现在我应当说，我不仅在这些事件中是无辜的，我不仅一生没有真正犯过罪——虽则有过失，但没有犯过罪——我不仅为了消灭官方法律和官方道德所准许和尊重的犯罪行为——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而奋斗了一生。如果存在着你们在几分钟以内就会定我的罪的理由，那就是由于这个理由，别无其他。
请原谅。有生以来，我看到过更好的人，只要人们不终止对善良与牺牲的向往，这个人就会永垂不朽，就会永远越来越接近人民，越来越被人民所爱戴，深深印入人民的心里。我指的就是尤金·德布兹…他知道，不仅他知道，而且世界上——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国家——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知道，一切当代的卓越人物都站在我们一边。欧洲的人类精英，欧洲的优秀作家和大思想家都替我们辩护过。欧洲的科学家、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政治家都替我们辩护过。外国的人民替我们辩护过。
……你们知道，我们被关在监狱里已经7年了。我们在这些年里所受的苦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可能你们看见我站在你们面前，毫不发抖，你们看见我逼视着你们，不脸红，不变色。不惭愧，也不害怕。
现在已经证实了你们是世界上对我们最有成见和最残酷的法官。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可是你们仍然不肯重审。从一开始，从你们还没有见到我们的时候起，你们就在反对我们，这一点我们明白，你们心里明白。在你们见到我们以前，你们已经知道我们是激进派，是受压迫者，是你们诚心诚意尊为优良制度的敌人——我无意责备这一点——并认为很容易在初审时就判定我们有罪。
我们是在那现已成了历史的时刻受审的。我指的是这样一个时刻，那时对持有我们的原则的人、对外国人、对逃避兵役的人的憎恨是歇斯底里的。我觉得，其实不如说我确信，你和卡茨曼先生为了激起陪审员的更大愤怒，更大偏见，都用尽了你们的力量来反对我们。
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对于一只狗、一条蛇或世界上最低贱、最不幸的动物，对于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我都不愿意它遭受我因为无罪而为之受到的折磨。
我受到折磨，因为我是一个激进派，我也确实是一个激进派；我受到折磨，因为我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也确实是一个意大利人；我因我的家属和我所爱的人受到的折磨比为我自己受到的折磨还多；但我深信我是正确的，因而如果你能把我处决两次，而我又能再活两次，我还要再干我已经干过的事情，
赏析：
巴托洛梅奥·范齐蒂（？～1927）美国左翼激进人士，鞋匠，意大利移民。为社会正义和消灭人对人的压迫剥削制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1920年的反共高潮中，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和萨柯（鱼贩，也是意大利移民）逮捕，并于次年宣判他们死刑，引起美国和全世界有正义感人士的纷纷抗议。但美国当局仍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27年8月22日将他们处以电刑。
本篇是范齐蒂在法庭上的最后演说。他首先声明自己清白无辜，为消灭人世间的罪行而奋斗了一生，这就是他被判有罪的惟一原因，从而从根本上揭露了美国的社会制度是犯罪的根源。他们的无辜受审是当局歇斯底里的憎恨的产物。演说谴责了法官是“世界上对我们最有成见和最残酷的法官，早在初审时就判定我们有罪”，无情控诉了审讯的虚伪和偏见。最后两个排比句：“我受到折磨，因为我是……”，再次道破了这起冤案的根源，控诉了美国的司法制度。演说的结束语；“如果你能把我处决两次，而我又能再活两次，我还要干我已经干过的事情。”表现了他坚定不移的与丑恶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读来使人顿生由衷的敬意。
你们把意大利引向毁灭
1928年5~6月——安东尼奥·葛兰西
庭长：你（指葛兰西）被指控犯有从事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庇犯罪、挑动阶级仇恨的罪行。你有什么要辩护的吗？
葛兰西：我重申我向警察局所作的声明。我被捕时仍是在任议员。我是共产党人，我的政治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因为我的政治活动是作为议员和《团结报》记者公开进行的。我没有从事过任何地下活动，即使我想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当时的环境也不允许。多年来，一直有6个便衣与我在一起，他们的公开任务是陪我外出，或者陪我呆在家里。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一个人单独行动过。他们以保护我为借口，对我进行了监视。今天，这已成为我的最好辩护词。我请求都灵省督和警长到庭作证，以期弄清这一情况。但是，如果作为共产党员需要承担责任，那么我欣然接受。
庭长：在被查抄的文章中，有的谈到战争，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什么意思？
葛兰西：将军先生，我认为，所有军事专政迟早总要以战争而告终。很明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该由无产阶级替代领导阶级，掌握国家的命脉，振兴民族。……
你们把意大利引向毁灭，应该由我们共产党人去拯救它。
特拉奇尼：至于我们在党组织中的地位，我们每一个人在发言时都已经作了陈述。警察局提供的证词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的讲话。这些证词只是遵循“与本题无关”的原则，或是以（警方）“机关秘密”的方式提供的，根据这些证词我们都毫无例外地是党的领导人。然而，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庭长：好，我记下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