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厌恶上面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上面的这些来对待下面的人；既然厌恶下面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侍奉上面的人；既然厌恶以前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后辈的人；既然厌恶后辈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前辈的人；既然厌恶右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左边的人；既然厌恶左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这些来对待右边的人。这就称之为有度量有规矩的道路。现在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每每强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打我一拳，我就必须要还你一脚。还有一些人，“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不思改变婆婆对媳妇的关系，反而依照原来婆婆的不良行为来对待自己的儿媳妇，亦导致了婆媳关系的不和睦，这其实并不是我们人际关系中的最佳行事方式。人们之间相处，在于用最佳的行事方式，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而建立起这种关系，在于人们之间的对等原则。但依照对等原则，并不是说要以怨报怨，以仇报仇，而是要人们用最公正、公平的社会行为规范来作为回报。也就是说，对我的怨恨，我既不用同样的怨恨，同样的仇恨，也不用恩德来回报，而是用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回报，即，我按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做我该做的事情，公正、公平地回报对我的怨恨与仇恨。如果是社会上的侠义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或者是基督教所说的，你打我一耳光，我再送上右脸让你再打一耳光；或者是你吐我一口唾沫，我连擦都不擦，让其自干，“唾面自干”，这些都是孔子所反对的。不论他人对我是什么，我都必须按照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回报，该规劝、该告发、该帮助、该怎么样怎么样等，视情况而定，即使有时候违背了亲情，即使有时候显得很无情面，但决不超出原则。如果对我的是恩德，那我就用恩德来回报；但我所用的恩德也要符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为了回报恩情而与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相违背，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如果人情大过王法，大过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屈从于人情，也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孔子对颜渊的丧事的态度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所以作学问不能断章取义，不管上下文，只抓中间一句两句话，每个思想，都要作整体的研究才行。
《诗经》上说：“快乐啊君子，是人民的父母。”人民所喜好的君子也喜好，人民所厌恶的君子也厌恶。这就称之为人民的父母。人民一贯都称统治者、领导人是父母官，《康诰》上说：“如同保护天真无邪的儿童一样。”心里真诚地求保人民，爱护人民，也就如同父母爱护儿女一样，所以统治者要以人民的愿望为重。就其实，纵观上下五千年，横览世界各地，所有普通老百姓的愿望都是“安居乐业”，要求都不高；只要有饭吃有衣穿，稍微有点积蓄，也就可以了。只要统治者不横征暴敛，不有所为，老百姓没有谁想起来造反，也没有谁想离乡背井。所以，完成人民的愿望，也就能做人民的父母官了。而达到或完成人民的愿望，也都是快乐的了。
《诗经》上说：“雄伟高大的终南山，山崖险峻不可攀；权势显赫的尹太师，百姓的目光都注视你。”所以掌握着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以不慎重，回避人民所喜好所厌恶的，就会被天下人民所羞辱。人民所喜好和所厌恶的，都是人民的愿望，对于人民的愿望，统治者决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和方法。就如一个企业，职工的愿望是为了在这个企业有发展前途，或者是能“安居”并“乐业”，他们要求并不高，劳有所得，多劳多得。如果企业领导人不能达到或完成职工的这个愿望，必然就是人心离散。职工们就会羞辱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外面的人也会羞辱而且瞧不起他。
《诗经》上说：“殷朝还没有丧失大众民心的时候，能够完成并能符合上天的旨意；应当用殷朝的兴亡作为鉴戒，认识到守住天命并非容易的事。”国家的道路得到大众的承认和拥护，就能得到国家；失去大众的承认和拥护，就会失去国家。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还有许多领导人不懂，很多人一旦上台执政，便为所欲为，以“我”的思想为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有认识到时代的趋势，环境的变化，最后导致自己的垮台。不仅一个人有自己的道路和规律，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道路和规律；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而担当了一个领导人后，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所管辖的团体和人民负责。所以，领导人认识到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如果人民都认识到了而领导人执迷不悟，则就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而失去大众的承认和拥护，就会失去自己的位置。
所以君子必须先要慎重地对待客观规律，有规律如此便能有人民，有人民如此便能有土地，有土地如此便能有财富，有财富如此国家便能有开支。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也都是客观规律，认识到客观规律的变化，慎重地对待客观规律，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有了人民的拥护才等于真正拥有这片土地，因为没有人民的土地只能称之为荒郊野外，这样的土地是不能生产出财富的。这片土地上有了人民，这些土地就可以生产财富，国家有了财富才能有开支，才可以养兵以强大国防力量，以保证经济基础的发展，以保证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客观规律才是根本的东西，财富只是枝节末梢。因为认识不到客观规律，就等于不知道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而不知道时代的趋势和环境的变化，就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而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就等于是失去了土地；而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是失去了财富；而失去了财富，国家就等于没有开支；而国家没有开支就等于国家不强大；而国家不强大也就意味着就要完蛋了。所以，认识到这个规律，就懂得财富只是枝节末梢的，它可以找到、可以生产出来、也可以抢夺得来，但它都会失去。而懂得根本的规律后，既可以生产出财富，也不会失去财富。
所以，将根本的放在外面，内里却重视枝节末梢的财富，人民就会相争，互相劫夺。这是表里不一致才造成的、导致的，因为有些领导人口是心非，口口声声谈道路和规律，而内心里却是重视财富，他们的这些伎俩其实都瞒不住人民。领导人其实只要稍微替自己少着想一点，私欲少一点，人民都会象他一样安居乐业的。领导人首先来掠夺，来横征暴敛，那么普通老百姓也会跟着来抢夺了。
所以君子聚敛财富人民就会离散，财富散落在民间，人民就会聚集在君子周围。
因此，政令违背正理公布出去，人民就会违背正理来报复；财富违背正理收入进来，亦会违背正理散失掉。
《康诰》上说：“惟有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国家的道路很好则会得到国家，国家的道路不好就会失去国家。时代要发展，肯定就会变，所以，一个人的道路也好，一个企业的道路也好，一个民族的道路也好，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好，都要跟着时代发展的趋势而不断改变，都要跟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才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地球围绕着太阳自转和公转，猛一看好象天天都一样，其实不一样，每天都不相同。积累下来，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乃至几十万年，这个变化就大多了。所以，任何道路和规律都不会始终如一的，其都是有变化的。认识到这些变化的道路和规律，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变化，才能称为走得好道路，而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就不会失去国家了。作为个人来说，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就等于获得了成功。
《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宝贝，只有把‘善’当作宝贝。”舅犯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宝贝，只是把热爱亲族当作宝贝。”这就是说，要把“与人为善”、“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生活的质量如何，就决定了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与否；与自己身边的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生活就愉悦而轻松了许多；身边如果都是仇、怨之人，这种生活必然也就很痛苦了。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因此，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使自己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好？使更多的人们生活得更好？这就是“与人为善”、“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
那么，怎样做到“与人为善”、“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呢？《泰誓》上说：“假如有一个大臣，只会判断事物而没有什么技能，其心地很美好，好象能容纳天下一切事物。别人有技能，就好象自己有技能，别人才智俊明，他心里就喜欢，不只是在口头上称赞，实际上他也能容纳。他这样就能保护我子孙和黎民百姓，而且有利于黎民百姓。如果别人有技能，嫉妒憎恨而且厌恶他们；如果别人才智俊明，就设法压制阻止，使其不被重用；实际上这是不能容纳别人，这样的人就不能保护我子孙和黎民百姓，这样的人就危险了。”
所以，唯有那种能爱人的人，才会把这种嫉贤妒能的人给以流放，驱逐到四夷居住的地方，不让他们同住于中国。这就称之为：“唯有仁人能爱护人，才能有羞耻羞愧之心于人。”这句话见于《论语·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关于“仁”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没有能与人相互亲爱的心态，能团结和睦于人吗？显然不能。没有能与人相互亲爱的心态，会有羞耻之心吗？显然也没有。所以“仁”的核心就是人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有着良好心理状态的人才能团结和睦于人，也只有有着良好心理状态的人才会具有羞耻之心。而一个人一旦具有了羞耻、羞愧之心，也就是他对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反思，也就是说他承认社会行为规范的合理性，以及对自己行为的批判。因此，把嫉贤妒能的人流放，就是让他们产生羞耻羞愧之心，这就是仁人爱护人的行为，“耻于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