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大学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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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客观规律才是根本的东西(3)

见到贤能的人而不能举荐,举荐了贤能的人而不能领先于人民,就要教诲。这句话亦见于《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孔子说:“见到贤人就想向他看齐,与他平等。见到不贤能的人就内心自我反省一下。”这是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判断标准。君子是向上,向好人学的,向好的思想学,向好的行为学,最终学得与贤人一样。而小人一般不能做到向好的思想学,向好的行为学;因为学习好的东西很累,要受到种种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吐痰,好的行为是随身携带纸巾之类的东西,在纸巾上吐了痰后,寻找一个垃圾箱扔进去。这比随地“呸”地一下吐出去是要不方便,是要累得多。然而这“呸”地一下吐出去的后果小人是不会去考虑的。而在见到不贤者的行为时,君子是从自己内心审视自己是不是也有其不好的行为,如果有,马上就改正;如果没有,就会庆幸自己没有做出那些不好的行为。又比如吐痰,君子看到别人随地吐痰后,立即反省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这样做?而小人在看到别人随地吐痰后,便会觉得这很惬意,很爽快,“呸”地一下吐出去,舒服。他绝不会反省一下这样做好不好。循规蹈矩地做个好人,要遵守、服从若干社会行为规范,是很累,但这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给社会带来好处。当然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因此,见到不善的不能退避,退避而又不能远远地,就有过错。这就是曾参或者是他的弟子们与孔子的差距了。孔子是“见不贤而内自省”,内心审视一下自己是否也是如此。曾参或是他的弟子们采取的却是“见不善”而“退”之,也就是说见到不善的就要退避,远远逃开,“惹不起躲得起”。当然,躲得远远的,要比同流合污要好得多,起码这就是认识到善与不善的分别。然而,如果用正确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帮助不善之人改掉不善的行为,那就更好了。

所以,喜好别人所羞耻羞愧的,羞耻羞愧于别人所喜好的,是称为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然涉及到自身。因为很多社会行为规范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大多数人所共同遵守的。如果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违背了人的本性。而违背了人的本性,与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灾祸当然也就来了。

所以君子要想获得人生的大道,必须以忠心和诚信得到,如果骄傲而且放纵傲慢,则就会失去。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然而想要获得正确的道路就不容易了。什么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呢?怎样才能获得呢?人生正确的道路不仅仅是选定了一个目标就可以确定的,也不仅仅是树立起一个理想就可以获得的。人生正确的道路要在人的这一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自己,才可以获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生活的质量如何,就决定了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与否。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意思是说,一般的人由于不能“三十而立”,树立不起自己的思想,故而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受时代影响、受周围人群的影响。受到影响以后也就产生了自己的习惯、习俗,每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同,故而每个人的习惯、习俗也就不同了。那么,有谁不会受到影响呢?只有具有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的很愚笨的人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具有了上等的智慧,也就看透了一切,了解了一切,懂得了一切,理解了一切,因此他不会被环境所左右,不会被时代所左右,不会被其他人所左右。他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性格,便能够超然独立于环境之上、时代之上,独立于其他人之上,所以他不移。而下等最愚笨的人由于根本不懂得环境、不懂得时代、不懂得其他人的习惯、习俗,他只知道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冷了要穿,其它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也不为所移。因此,阳货之“陪臣执国命”,是被环境所左右的,是被时代所左右的,是被自己的私心、私欲所左右的,因而是没有智慧的人。而与没有智慧的人相共事,那是要倒霉的。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说要换个环境,其实都是被环境所左右着,如果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性格,超然于环境之上,还用得着换环境吗?

其次又可以看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那么“上智”与“下愚”只占人群中的很小一部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移”的,再根据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认定并不是不变的,君子如果自甘下流,也就是小人了,而小人如果“自行束、修”,具有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一个君子了。可“移”也就可变了。顺便说明一下,古人之称呼某些人为小人,并没有贬义,只是形容某些人只具有少年儿童的智力、智商,如同小小的人一样,便称为小人。不象现在,称呼小人是带有很大的贬义。

因此,用忠心和诚信与自己所处的人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来交往,来相处,就会得到身边很多人忠心与诚信的回报的帮助,自己人生的道路也就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创造财富也是这个道理,如果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耗财富的人少,管理财富的人力求勤奋,使用财富的人舒缓而节俭,则财富就经常保持充足了。这也称之为财富的规律。

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财富来使自身发展,不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自身的血汗来发展财富。这就是使用财富与消耗财富的不同。使用财富能使自己更加发展,使财富更加丰厚。而消耗财富却只能使财富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消耗殆尽。这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也有着不同的规律。

从来没有上面的人喜好与人相互亲爱,而下面的人不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的;也没有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而这个事完不成的;这其实也就是上文谈到过的上行下效的问题,处在上位的人既然能做到与人相互亲爱,那么他也就有着很好的行事方式;既然他有着很好的行事方式,那么仿效他的人也就会寻求很好的行事方式,而寻求到很好的行事方式后,什么样的事情也都能完成了。

没有存在府库里的财富,就不是真正的财富。这与上文所说的使用财富是同一个道理,既然是使用,就必然要有库存,库存的目的就是随时使用。这与现代所谓的黄金储备大概就是一回事。

比如,孟献子说:“容纳养育马车的人家,不注重于鸡和猪的利益;能够凿冰使用的家庭,不畜养牛羊来获取利益;有百乘马车的家庭,不畜养善于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不如有强盗似的善于掠夺的家臣。”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的才行。也就是说,各种层次不同的人家,或者是不同的行业,不应追求蝇头小利,应该按照自己的地位和行业标准来使用财富,使财富增值。再就是,作为国家,不应该使用善于聚敛财富的人来管理国家财务,因为所谓聚敛,只是对自己人民的收括和盘剥。而“盗臣”似的大臣,是使用财富,或者是对外掠夺财富,对自己的人民则不收括和盘剥。这亦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和规律。

能够增长国家所有而专心从事于财富使用的人,必然来自小人。君王如果善待小人,使用小人为国家增长财富,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为善的好人,也就无可奈何了。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才行。本段话是全篇的结论,也就是“明明德”,明白那明白无误的规律的结论。明白什么规律呢?这就是要统治者、领导人或是君子们明白,一个国家,并不是仅靠所谓的“财富”就能够存在下去或维持下去的。对于这个问题,在《论语·颜渊》中孔子曾经有过论述: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关于领导政治的问题。孔子说:“有充足的经济基础,有充足的军事装备,人民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经济基础、军事装备和人民信任这三者当中先去除哪一项呢?”孔子说:“去除军事装备。”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经济基础、人民信任这二者当中先去除哪一项呢?”孔子说:“去除经济基础。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一死,如果人民对统治者失去了信任,那么国家也就立不住了。”

一个国家的强大,就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三项,经济、社会的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及国防力量的充足和老百姓的信任。细究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也就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问题。因为也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才有可能建立充足的军事装备,国防力量才能强大。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经济建设才能建立起来,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倘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统治者指挥不动人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军事装备和经济基础了。而这个信任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亲爱的关系问题,只有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相互亲爱,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互相信任的关系建立起来,才会有力量,生产力也才能得到发展,国家也才能强大。“人类由史前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在适应各自区域地理环境下的全方位的演进。它包括人自身素质的进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演进、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的演进等等”(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研究》)。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国家的形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是多么地重要。

然而小人们只会劝说君主拼命增加国家财富,而增加国家财富的目的则只在于君主以及他们的享受消耗。而不在于经济、社会的安定,人民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及国防力量的充足和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得不到人民的忠心和诚信,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为善的好人,也就无可奈何了。所以,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才行。也就是说,最佳行事方式是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只有做到这三项,才能使一个国家做到真正的强大。这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