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贤能的人而不能举荐，举荐了贤能的人而不能领先于人民，就要教诲。这句话亦见于《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孔子说：“见到贤人就想向他看齐，与他平等。见到不贤能的人就内心自我反省一下。”这是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判断标准。君子是向上，向好人学的，向好的思想学，向好的行为学，最终学得与贤人一样。而小人一般不能做到向好的思想学，向好的行为学；因为学习好的东西很累，要受到种种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吐痰，好的行为是随身携带纸巾之类的东西，在纸巾上吐了痰后，寻找一个垃圾箱扔进去。这比随地“呸”地一下吐出去是要不方便，是要累得多。然而这“呸”地一下吐出去的后果小人是不会去考虑的。而在见到不贤者的行为时，君子是从自己内心审视自己是不是也有其不好的行为，如果有，马上就改正；如果没有，就会庆幸自己没有做出那些不好的行为。又比如吐痰，君子看到别人随地吐痰后，立即反省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这样做？而小人在看到别人随地吐痰后，便会觉得这很惬意，很爽快，“呸”地一下吐出去，舒服。他绝不会反省一下这样做好不好。循规蹈矩地做个好人，要遵守、服从若干社会行为规范，是很累，但这会给人类带来好处，给社会带来好处。当然也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因此，见到不善的不能退避，退避而又不能远远地，就有过错。这就是曾参或者是他的弟子们与孔子的差距了。孔子是“见不贤而内自省”，内心审视一下自己是否也是如此。曾参或是他的弟子们采取的却是“见不善”而“退”之，也就是说见到不善的就要退避，远远逃开，“惹不起躲得起”。当然，躲得远远的，要比同流合污要好得多，起码这就是认识到善与不善的分别。然而，如果用正确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帮助不善之人改掉不善的行为，那就更好了。
所以，喜好别人所羞耻羞愧的，羞耻羞愧于别人所喜好的，是称为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然涉及到自身。因为很多社会行为规范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大多数人所共同遵守的。如果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违背了人的本性。而违背了人的本性，与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灾祸当然也就来了。
所以君子要想获得人生的大道，必须以忠心和诚信得到，如果骄傲而且放纵傲慢，则就会失去。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然而想要获得正确的道路就不容易了。什么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呢？怎样才能获得呢？人生正确的道路不仅仅是选定了一个目标就可以确定的，也不仅仅是树立起一个理想就可以获得的。人生正确的道路要在人的这一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自己，才可以获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生活的质量如何，就决定了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与否。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意思是说，一般的人由于不能“三十而立”，树立不起自己的思想，故而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受时代影响、受周围人群的影响。受到影响以后也就产生了自己的习惯、习俗，每个人受到的影响不同，故而每个人的习惯、习俗也就不同了。那么，有谁不会受到影响呢？只有具有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的很愚笨的人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具有了上等的智慧，也就看透了一切，了解了一切，懂得了一切，理解了一切，因此他不会被环境所左右，不会被时代所左右，不会被其他人所左右。他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性格，便能够超然独立于环境之上、时代之上，独立于其他人之上，所以他不移。而下等最愚笨的人由于根本不懂得环境、不懂得时代、不懂得其他人的习惯、习俗，他只知道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冷了要穿，其它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也不为所移。因此，阳货之“陪臣执国命”，是被环境所左右的，是被时代所左右的，是被自己的私心、私欲所左右的，因而是没有智慧的人。而与没有智慧的人相共事，那是要倒霉的。我们现代人动不动就说要换个环境，其实都是被环境所左右着，如果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性格，超然于环境之上，还用得着换环境吗？
其次又可以看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那么“上智”与“下愚”只占人群中的很小一部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移”的，再根据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认定并不是不变的，君子如果自甘下流，也就是小人了，而小人如果“自行束、修”，具有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一个君子了。可“移”也就可变了。顺便说明一下，古人之称呼某些人为小人，并没有贬义，只是形容某些人只具有少年儿童的智力、智商，如同小小的人一样，便称为小人。不象现在，称呼小人是带有很大的贬义。
因此，用忠心和诚信与自己所处的人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来交往，来相处，就会得到身边很多人忠心与诚信的回报的帮助，自己人生的道路也就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创造财富也是这个道理，如果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耗财富的人少，管理财富的人力求勤奋，使用财富的人舒缓而节俭，则财富就经常保持充足了。这也称之为财富的规律。
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财富来使自身发展，不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用自身的血汗来发展财富。这就是使用财富与消耗财富的不同。使用财富能使自己更加发展，使财富更加丰厚。而消耗财富却只能使财富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消耗殆尽。这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也有着不同的规律。
从来没有上面的人喜好与人相互亲爱，而下面的人不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的；也没有喜好寻求最佳行事方式，而这个事完不成的；这其实也就是上文谈到过的上行下效的问题，处在上位的人既然能做到与人相互亲爱，那么他也就有着很好的行事方式；既然他有着很好的行事方式，那么仿效他的人也就会寻求很好的行事方式，而寻求到很好的行事方式后，什么样的事情也都能完成了。
没有存在府库里的财富，就不是真正的财富。这与上文所说的使用财富是同一个道理，既然是使用，就必然要有库存，库存的目的就是随时使用。这与现代所谓的黄金储备大概就是一回事。
比如，孟献子说：“容纳养育马车的人家，不注重于鸡和猪的利益；能够凿冰使用的家庭，不畜养牛羊来获取利益；有百乘马车的家庭，不畜养善于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不如有强盗似的善于掠夺的家臣。”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的才行。也就是说，各种层次不同的人家，或者是不同的行业，不应追求蝇头小利，应该按照自己的地位和行业标准来使用财富，使财富增值。再就是，作为国家，不应该使用善于聚敛财富的人来管理国家财务，因为所谓聚敛，只是对自己人民的收括和盘剥。而“盗臣”似的大臣，是使用财富，或者是对外掠夺财富，对自己的人民则不收括和盘剥。这亦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和规律。
能够增长国家所有而专心从事于财富使用的人，必然来自小人。君王如果善待小人，使用小人为国家增长财富，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为善的好人，也就无可奈何了。这就称之为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才行。本段话是全篇的结论，也就是“明明德”，明白那明白无误的规律的结论。明白什么规律呢？这就是要统治者、领导人或是君子们明白，一个国家，并不是仅靠所谓的“财富”就能够存在下去或维持下去的。对于这个问题，在《论语·颜渊》中孔子曾经有过论述：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关于领导政治的问题。孔子说：“有充足的经济基础，有充足的军事装备，人民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经济基础、军事装备和人民信任这三者当中先去除哪一项呢？”孔子说：“去除军事装备。”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经济基础、人民信任这二者当中先去除哪一项呢？”孔子说：“去除经济基础。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一死，如果人民对统治者失去了信任，那么国家也就立不住了。”
一个国家的强大，就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三项，经济、社会的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及国防力量的充足和老百姓的信任。细究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也就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问题。因为也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才有可能建立充足的军事装备，国防力量才能强大。只有老百姓对统治者有了充分的信任，经济建设才能建立起来，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倘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统治者指挥不动人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军事装备和经济基础了。而这个信任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亲爱的关系问题，只有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相互亲爱，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互相信任的关系建立起来，才会有力量，生产力也才能得到发展，国家也才能强大。“人类由史前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在适应各自区域地理环境下的全方位的演进。它包括人自身素质的进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演进、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的演进等等”（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研究》）。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国家的形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透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是多么地重要。
然而小人们只会劝说君主拼命增加国家财富，而增加国家财富的目的则只在于君主以及他们的享受消耗。而不在于经济、社会的安定，人民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以及国防力量的充足和老百姓的信任。所以，得不到人民的忠心和诚信，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为善的好人，也就无可奈何了。所以，国家不利于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最佳行事方式为利才行。也就是说，最佳行事方式是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只有做到这三项，才能使一个国家做到真正的强大。这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