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又进一步批判了符瑞和阴阳灾异，指出天人之间可以交互感应的说教没有任何根据：“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因为天是自然无为的。他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力求对日月食、雷电云雨、水旱灾害等自然现象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尽管有些解释并不科学，却达到了当时唯物论的最高水平。
王充还对当时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和鬼神迷信做了有力批判。他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因气而生，种类相产”，“凡有生者必有死”，“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因此，不仅长生不老和成为神仙是根本做不到的，死后变鬼继续人间的生活同样也做不到。原因是：“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
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又继承桓谭的烛火之喻，把形体、精神和知觉的关系比作蜡烛、烛火与烛光的关系：“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二者宜同一实。……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
人死之后，失去了活人的一切生理机能，既不能为鬼，也不能说话，更不能害人。世间广泛传说的鬼神只是人们“思念存想”的结果，是精神失去常态的表现。在肯定了人死不为鬼、不能害人的前提下，王充以犀利的笔锋批判了福祸报应的观念。他尖锐指出，恶人杀人越货、巧取豪夺，反而飞黄腾达、富贵长寿，善人做了大量好事，却有的穷愁潦倒，有的不得寿终，善恶报应又在哪里？他进而指出，相信善恶报应，以占卜、祭祀求福，是乱世的现象、蠢人的行为，“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这里已经接触到神道迷信观念的社会原因了。
在认识论上，王充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圣人“生知说”，指出所有知识都来源于自己的感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他对人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为感性知识来源于耳目，“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是，完全相信耳目，不通过理性认识的“心意”对耳目得来的知识加以分析考辨，有时也会“失实”，得不到正确的认识。这个“心意”，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通过“案兆察迹，推原事类”、“原始见终”、“由微见较”、“方比物类”等方法，获得对事物的真知识。“圣人”之所以在认识上胜于常人，“知人所不知”、“智若渊海”，就是因为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更可贵的是，王充十分强调学用一致，注重效验，即事实根据和实行效果，“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还指出，知识和技能，主要由实践经验获取，不单凭人的天资，“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月为之，手狎也。……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日材不敏，不日未尝为，而日知不达，失其实也”，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实践与认识的密切关系。当然，王充的认识论基本上是朴素的和直观的。他不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看不到认识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因而对认识做了形而上学的理解：“以今而见古，以往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他也不知道认识所达到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被突破，因而错误地把知识分为难知之事和不可知之事：“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这就在最后陷入了不可知论。
王充竭力将唯物论的自然观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但由于这是一个与自然界有着本质区别的领域，因而其社会历史观虽然不乏积极因素与合理内核，但最终陷入了命定论的泥潭。他反对崇古非今的儒家传统历史观，用天地元气不变论证明人类社会不会退化，“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同时提出了“汉高于周”
这样的进化观点。他还意识到社会治乱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提出“世之所以为乱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稀”，结论是“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这是他运用唯物论解释经济与道德关系的有价值的探索，是对管子和司马迁思想的继承。他否认传统的圣人英雄史观，摒弃把社会治乱归结为人君贤与不肖的观念，力图寻找出隐藏在纷纭复杂的人事背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决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他把这种必然性称之为“天地历数”，他认为“治有时，命有期”，“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政。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这种观点虽不乏肯定历史必然性、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合理因素，却走向了极端，认为社会治乱与人的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把历史最重要的内容即人的活动排除在外，从而使历史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这一方面为昏君奸相、贪官污吏开脱了罪责，另一方面又把人看成没有任何主动积极性的客观历史结果的消极承受者，把历史必然性与人的活动完全分开了。这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与历史命定论相联系，王充也直接用自然规律去说明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等社会现象，同样陷入了命定论。在面对这个令无数思想家困惑的问题上，王充主观上也力图贯彻其唯物论原则。他反对善恶报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人的贫富贵贱、吉凶祸福决定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既不存在主宰人们命运的天，也与人的能力、才干和道德品质无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飞黄腾达、高官厚禄的大多数是奸佞小人，而品格高贵、学识渊博的志士仁人却往往历经坎坷、屡遭磨难，赍志以而。
他对人的命运与社会不平的观察是深刻的，但在寻找造成人们不同遭遇的原因时却离开了真理，把它归结为一种盲目、自发的必然性：命。他说：
“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高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王充看到，在阶级社会里个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又不信服统治阶级宣扬的善恶报应的说教，只好把寿天、生死、富贵、贫贱交给那个神秘的命去安排。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不相信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要人们消极等待命运的恩赐或惩罚，反映了出身“细族孤门”的王充，在不公的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心情。王充又进一步把命的不同归结于禀气的差异：“天施气而众星布精。……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受也。”因禀气不同，人的骨相也不同，“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他实际上最后已经落入宗教巫术的圈套。王充认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吕望当宰相，箕子做奴隶，鲁哀公成国君，孔夫子穷愁潦倒，颜回年少夭折，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王充虽然否认了天意决定一切的神学迷信，但其客观论证所显示的依然是剥削压迫的不可抗拒和不可避免，与天命论殊途同归。
在人性论上，王充从“禀气有厚薄，故性有美恶”出发，把人性分为三种，即极少数人纯性善和纯性恶与大多数人善恶相混。这种把人先天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的做法，实际上为人的不平等找到人性的根据，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王充的人性论中也有合理因素，如强调后天的教育对人性形成的作用，“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可勉。何以验之？三军之士，非能制也，勇将率勉，视死如归”。他甚至认为，性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其习性：“夫性恶者，心比木石，木石犹为人用，况非木石？”这些观点，显然为王充从事的教育找到了理论根据。
名家回眸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今天自然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