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修《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西汉《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学名着。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郡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本传》称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之父班彪，是东汉初年着名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想续写武帝之后，于是收集史料，写成《史记后传》65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班彪死后，23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决定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不久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因而下狱，后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
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宫内贮藏图书之处），不久迁升为郎，奉命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汉书》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封燕然山铭》即为班固所撰。后窦宪以失势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死于永元四年（92年），年61岁。以后和帝又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同郡马续补写《天文志》，终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上起汉高祖帝元年（前206年），下至刘玄更始二年（24年），共230年的历史。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如改“书”为“志”，废“世家”，将“世家”并入“传”。《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西汉历史，在史料来源上，多来自《史记》，但亦有所增补。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增加了《贤良策》、《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公孙弘传》增补了《贤良策》等文章。在韩信、楚元王、萧何、卫青、石庆及公孙弘等传中增加了一些史实。此外，还在《史记》材料的基础上，新立了一些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
武帝以后的史料则以班彪的65篇《史记后传》作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有关着述，做了大量订正，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班固还利用官府藏书，收集许多遗闻轶事，经过取舍剪裁，熔铸于书中，使《史记》缺漏的重要文献在《汉书》中得到补充。《后汉书》作者范晔肯定班固的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汉书》的精华在“志”。其10篇“志”，比《史记》的8篇“书”
内容详备，规模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志》
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均为班固新创。《五行》与《刑法》分别记载古代自然变异和立法设刑的情况。《地理志》则叙述从传说的“九州”到西汉的地理沿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风土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着作。《艺文志》是综述各学科和学派的源流，记载西汉皇家藏书情况，是论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其他六志，如《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系统地记述了西周以后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是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料。《沟洫志》续补《史记·河渠书》，详记黄河变迁与治河对策，所载西汉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是极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律历志》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礼乐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十志在八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志书规模，后来“正史”的志，大体依十志稍作增减。唐宋时期，志书体得到大发展，出现了《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文献专着。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任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吏的变迁情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自此以后，用纪传体编纂的断代史连续不断，遂形成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合着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范文澜《正史考略》）。而且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些编年体的断代史，如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就是将《汉书》的内容删略为编年体的史书。我国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史料，都能相当丰富而没有间断地保存至今，是与历代都有断代史的编纂分不开的。班固开创了断代为史的方法，是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断代史也存在着割断历史联系的缺点，这一点，唐朝的刘知几和宋朝的郑樵都曾指出过。
《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扬雄等的文章皆入本传。
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
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
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然，《汉书》较之《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中又有特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传。
蔡伦改进造纸术
关于造纸术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三国时文学家张揖及南朝史学家范晔为代表，认为东汉时，宦官蔡伦于105年发明了纸。第二种意见是以唐代书画鉴赏家张怀瓘及宋代一些着作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年即已有纸代简，至东汉蔡伦时所造之纸精工于前世，故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发掘证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其年代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他根据这一考古发现，认为在蔡伦之前150多年已有纸。
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古墓遗址出土一批文物，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年），专家鉴定该纸为早期麻纸。1973年、1978年、1979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内蒙古 、陕西、甘肃等地区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的造纸术起源提前了200年。
那么，这是否意味抹杀蔡伦的作用和贡献呢？否。蔡伦的作用在于：
一是他总结了前代和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和经验，组织生产了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二是他倡导并主持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大了造纸原料。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但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技术革新者。
蔡伦（？～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市）人。东汉明帝永平末年，他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太监，章帝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他做了中常侍后，尽心王事，十分勤恳。他也敢于直言进谏，“匡弼得失”，因而深得和帝信任。后来，他又被加任尚方令。尚方是皇宫内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器物。史书记载，蔡伦做尚方令后，经他临制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正是在他负责尚方工作时，对造纸技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纸的发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后，客观上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较普遍的有泥板、树皮、羊皮、纸草、龟甲、牛骨、竹、木、缣帛等。在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又将文字刻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后来又有把字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用绳子一片片地串起来，叫做“策”（或叫“册”）；缣帛上写的文字，最后卷起来，成为一“卷”。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册”和“卷”的来历。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在缣帛上写字，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简和木简仍很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时，齐人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奏章，共用简3000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庄子》中记载，战国时学者惠施出门，喜欢带上书，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从春秋战国开始，又用帛来写字，叫“帛书”。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但是帛受生产的限制，不可多得，而且价格昂贵，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想到要寻找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纸，一般是指用植物纤维（麻、木材、竹、草等）做原料制成的。最初的造纸法是模仿漂絮法而产生的。东汉许慎在其所着《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有一个名叫曹伟能的女官生了一个男孩，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一种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蹏”包裹着毒药，上面写着逼迫她自杀的字。“赫蹏”就是丝质的絮纸。
西汉时期，我国蚕丝业已很发达，妇女们把蚕茧煮了以后，再放到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成为丝绵。把丝绵起下之后，在席子上留有一层薄薄的纤维，把它剥下晒干，就成为一张丝绵纸。但是用蚕丝的纤维造纸，原料来源少，产量低，成本也高，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人们很需要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纸张来作为书写材料。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沓纸，共88片，被称作“灞桥纸”。经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前140～前87年）。其后，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又在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一张麻纸，发掘报告认为“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这应当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但是，西汉早期的植物纤维纸，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初级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发展，造纸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1942年和1959年，又先后在内蒙古额纳河和新疆民丰县各发现一张东汉纸；1974年，又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的质量比西汉纸有着明显的提高，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及在民间了。可以说，东汉已经是造纸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了。事实证明，这些进步都是和蔡伦在造纸工艺上的“造意”分不开的。
蔡伦在主持各种御器的制造时，经常和工匠在一起，这样就使他有机会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同时，蔡伦善于诗、书，深知世间缺纸的困难。这些为他研究和总结造纸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蔡伦首先想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乃造意（立意，发明创造），用树膺、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从今天发现的东汉纸来检验，其工艺流程大体是：浸湿原料、切碎原料、灰水浸泡、蒸煮、舂捣、洗涤、打槽、抄纸、晒干、揭纸。蔡伦造出的纸，体轻质薄，价廉耐用，为人们所欢迎。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汉和帝，受到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
由于蔡伦曾被封侯，后来人们就把他造的纸称为“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之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
其所造麻纸，均匀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赵岐《三辅决录》引韦诞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指韦诞）墨，皆古法。”可见其纸质之优良。
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他故乡建立了“蔡侯墓”，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
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羊皮和纸草进行书写，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魏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朝鲜，7世纪，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向西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1150年西班牙才有造纸工场，比我国已经晚了1000多年。16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由欧洲传到北美洲。此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张衡研制两“仪”
张衡（78～139年），字平子，河南南阳郡西鄂（今河南省南阳）人。石桥镇西南有个鄂城寺，鄂城寺东边相传就是张衡的旧宅所在地，现在叫做“平子读书台”。
张衡的祖先为南阳望族，《后汉书》中有他祖父张堪的传，张堪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年轻时，曾“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由于品德美好，16岁被荐举到京城长安学习，他勤奋好学，被京城学者誉为“圣童”。刘秀起兵，张堪率全家相随，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功劳。东汉建立后，官至蜀郡太守和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太守。为官清廉，死后没有留下什么家财，张家家境急剧衰落。张衡的父亲未见史书记载，可能是从未入仕，壮年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