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寻觅无奈的环境。
一个从偏远山乡走出来的农民，到达了一座陌生城市，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举目无亲，说有认识的人，也只是叫他一起出来打工的一两个老乡而已。他可能对城市的高楼、商场、车水马龙的汽车和不夜的灯光感到新奇和热闹，但这种感觉过后，便马上会感到孤独与寂寞。如果不能很快找到工作，他口袋里所带的钱就立马对他提出警告，他于是会用饥饿的眼光看着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看着那些经常光顾饭店、卡拉OK厅的有钱的城里人，会心想为什么他们有那样的好运，整天不工作也吃得好穿得好，而“我”却一无所有？
不懂得交通规则，他们到了城市后不会走路；不懂得人情世故，他们无法也不会送礼走门子找工作，只得在黑劳务市场上傻等；他们缺少文化知识，也没有专职技能，不会找到既轻松又高薪的工作；他们更没学会在劳动中保护自己--不知道机器、药水还会吃人；他们只知道自己服从老板，却不知道向老板要求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要签个什么劳务合同，因此干了一气后往往连工钱也没有着落；他们不知道拿不到工钱应该怎么办，只有一根筋地爬上塔吊高楼寻死觅活；他们最盼的是春节回家与家人团圆，同时也怕春节时回家，为买一张站着的火车票得跑几趟车站、排几次长队；他们说他们死得起却伤不起，万一弄得终身残疾，三辈人（父母、自己和子女）也就贫苦不尽了……
这就是我们的农民工，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向外迈出的第一步开始，注定是艰难的、坎坷的。
让我们走到郊区、建筑工地，或者是熙熙攘攘的菜场，以及民工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北京地区民工的生活与工作状况。
第1个故事：北京建筑工地一瞥。
2003年6月11日下午，一位叫肖方的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万柳中路南一个建筑工地，对这里的民工群体作了采访：“这一带的写字楼、住宅都很漂亮，据说售价高达每平方米1万元。民工们住的地方是工地后面一座灰蒙蒙的已被废弃的二层小楼，与一般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相比，条件还算是好的。这个工地被围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出口，平时锁着门，且有专人把守。”记者来到时，恰好有几个民工要进去。记者跟着进去，门卫问有什么事，记者谎称是附近的学生，想进去看看。门卫没说什么，放我们进了门。院内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物品，地面坑坑洼洼，与周围华丽的高楼大厦相比，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记者遇到的第一个民工是这里的电工，他把记者领到了民工们住的屋子。刚到门口，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子里异常昏暗，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塞满了床，双层的，一共有10多个床位。门后一个小小的饭桌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饭盆。屋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地，整个屋子只有后墙上一个很小的窗子。屋里惟一的“电器”是房顶上一个5瓦的小灯泡，就是这个灯泡，到了晚上还不亮，工人们说，电都用来施工了，所以就不给他们住的地方送电。
床上躺着几个人，还有三五个人围在一起打牌。见到记者进来，打牌的停手了，睡觉的人也从床上爬了起来。这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屋子里，热不热？听记者这么问。他们立刻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怎么不热？现在都热得睡不好了，到了伏天可怎么过？还不得活活把人热死啊？
没有风扇吗？一个叫周兵的小伙子指了指头顶上那只5瓦的灯泡说：没有电啊，风扇用手摇动？30来岁的周兵来自苏北农村，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在老家种地。
屋子夏天热，冬天还非常冷，屋子里没有暖气，发的被褥又不厚，摸上去棉絮结成一块一块的，保暖性不好。他们调侃说：热水基本没有，取暖基本靠抖。记者注意到，床上堆放的被子质量很差，又脏又薄。尽管各方面条件差，活又累，但周兵说，只要一想到妻儿他就很幸福，平时干活累得不行了一想到老婆孩子靠他养活，就又有了力气。
“这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上工（冬天一般6点上32），11点半下工。1个半小时吃饭，1点上工，晚上7点下工（以前是6点半），如果赶进度就加班，但没有加班费。”来自于安徽毫州的朱师傅说，他是综合队的，什么活都干，很辛苦，而且成天加班，经常干到晚上10点以后。朱师傅家中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两个大儿子在农村务农，三儿子今年19岁，小女15岁，都是小学毕业，现在两人已在广州打工好几年了。家中只剩老人和妻子。朱师傅说：“除非家人有病或家中有人死了才回去，农忙和春节也不回去。”
平时下了班出去逛逛吗？记者问。没时间逛，也不敢出去乱逛，见了公安就躲着走，因为他说逮你就逮你。暂住证？管什么用？拿来一把就给你撕了，还逛什么？朱师傅说。一般被抓住，就遣返回当地收容所，然后让家人拿钱来领人。
钱的多少按在收容所里待的时间算。一般要800来块钱。然后只能自己再坐车回北京，到工地接着干活。什么都不会解决，什么都不会改变。只是自己赔了千把块钱。所以下班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宿舍里待着，打打牌，下下棋，听听收音机，主要还是睡觉。太累了，一天下来骨头都要散了架，没心思想别的了。工人们说。
转眼，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记者看到他们端着饭碗，蹲着围成一圈，边吃边聊，菜主要是白菜和汤，用他们的话说是从家乡到中央，天天都是白菜汤，但每两天能加一顿餐，稍有点肉。他们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四五块钱。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工人们说，旷工就更不敢了，似乎也没有理由旷工。就比蹲监狱好一点！他们辛辛苦苦从家里出来，就是为了拿一点钱回去，既然出来了，谁还愿意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一位工人说：不愿意没有活干，宁愿累一点，也不愿歇工没有工钱。
福利待遇更是与他们不沾边，受伤、生病都得自己掏钱。所以他们最怕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都怕，生病了吃药花钱不说，不能干活，老板还要扣工钱。
工人们最想的是干了一年活，到过年回家时能把钱拿到手。
扣除了平时的饭钱和一些零花的，一般年终能拿回家六七千元就很不错了。他们的工资不及坐在由他们建起来的高楼里的白领们的二十分之一。这些钱能不能拿得到，还得看包工头的良心。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采取年终发放制，到年底才发一次，平时只给生活费，每月60到100元不等。他们告诉记者，包工头说替他们攒着，省得平时都花光了，年终时拿不到回家的钱。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老婆孩子一大家人了，发了钱我们自己不会存起来或是把钱寄回去吗，用得着老板给我们攒吗？他们说。“因为手里没有钱，平时必要的花费得从老板那里预支，比如被褥，要从工资里扣除，一床质量极差的被子要40元。周兵也有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不；要像我这样出苦力，母亲身体好起来。现在，他只是想每天。”
多挣10块钱，这样每个月就能有多点钱给母亲买好一点的药，给孩子多寄一点生活费，给老婆多买件好看的衣服。说到最后的打算，周兵说再干一两年回家。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干点小买卖，或者在家里找点活干，供着孩子上学。现在的工作实在；
太累了，家里虽然钱少一点，但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歇，都由自己说了算。以上描写的，只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小镜头，我们已经看出其实农民工在城里干活是相当辛苦的了，每天12小时的工作，没有休息日与节假日，吃、住、干的一切条件都很差，有病不敢看医生，平时也不敢上街去看一看风景……这还是说到了年底可以拿到工钱的较规范的建筑工地。如果碰到了资金没有到位的工地，碰上了黑了良心的老板或包工头，白白流了一年的汗水连一分钱都拿不到，何以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默默盼望的妻子、母亲，那他们不急得跳楼才怪呢？
恶劣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工作劳动环境，二是老板、工头、劳动建筑机构、社会治安构成的管理环境，如果两个方面的环境都很差，那么他们的生活的确只比蹲监狱好不了多少。在这样两重恶劣的环境下，民工们要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并挣到应得的工资是颇不容易的。“居不易”，正是他们干不长或者经常变换工作岗位的主要原因。
北京月坛公园就有这样一个劳务市场，公安部门称它是非法劳务市场或者叫黑市，来北京打工的农民们习惯性地聚集这里，多的时候能到5000至8000人，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张小纸片，什么“杂工”、“水焊”、“厨师”、“司机”、“钟点工”、“保姆”、“陪护工”，应有尽有，有的来了几天甚至一个多星期了，有的则刚刚来到，他们都希望尽快遇到雇主，能够雇用他们。而一些不正规的企业和手工作坊主也愿意到这里来找工人。有两名胸前挂着“杂工”牌子的青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就走上去与他们攀谈，得知这两人来自河南开封，一个姓李，一个姓吴。小李今年20岁，小吴今年18岁，他们是大年初五（2004年1月26日）就从家乡来到北京，到今天（2月9日）一直在这里找工作，始终没有找到。俩人没有什么手艺，只有一把力气，找个工作很难。年前俩人在海淀区一家私企做保安，后来在饭店也干过两个月。回家过年后回来，工作就丢了。“找不到工作，你们吃什么？住在什么地方呢？”记者问，“买一张大饼一天就够了，晚上睡在西客站候车室，挺暖和的，我们30几个老乡都住那儿。”小李指着不远处一帮人对记者说。“住西客站没人管吗？”“有人管，警察来了，我们就跑……”“你们为什么不找个正规的职业介绍所？”“公家的要钱太多了，进那门就要3块钱，填表找工作每次要70块钱，还不保证能找到工作……”
北京这种自然形成的劳务市场，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像沈阳的鲁园劳务市场也是其中一个，一般来说，农民工到一个城市去找工作，身上带着200~300块钱就算不错了，正规的职介所至少需要50多元钱，如果一次介绍不成，再换一个，那身上的钱就所剩无几，而他们还得留点钱在身上，防备几天十几天找不到工作的吃与住。鲁园劳务市场的旁边，居民就地做起了买卖，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摆下4张双层床铺，每个民工住一夜只要3块钱，加上吃饭，民工一天的消费约1O块钱，但是万一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仅有的一点钱就花光了。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除非扒火车逃票回家，不然，在这个城市里，就成了身无分文的行乞者。
进入城市里来找工作的每一个民工，大约都是这样起步的，他们对自己进入的城市充满希望又充满失望，他们每天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又在心里数着口袋里的那几十块上百块的钱，想想最好能在没有花完之前找到一份工作，以便能维持自己的生计。而如果他们没有地方住，睡在天桥下或火车站，就得随时提心吊胆被民警轰走或抓住。
这种毫无保证的动荡生活及动荡心情，是那些住在城里的居民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
这，几乎是每一个民工迈出的第一步，艰难的第一步。
依然是一无所有。
外出打工的农民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际遇：有的人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有的人成了富翁；而另外一些人，一些倒霉的人，却始终没有挣到什么钱，仍然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着，本来一无所有，现在还是一无所有。这不怪他们不勤快，不怪他们不卖力，只怪他们没有好运气，或是遇到了黑心老板，或是碰到了某些不幸，在这种不幸之中，他们刚想冒出一个致富的“头”来，又被命运之手残酷地按到了水底。
一个33岁的内蒙古农民，叫侯喜军，他在长春市大南一家砖厂干活，结果不慎被机器砸断了左手的无名指，没有讨到工资，也没有获得赔偿。2004年1月7日，春运首日，他带着受伤了3天的残手，身上揣着仅剩的100多元钱，走上了返乡的路。
长春《城市晚报》的文字和摄影记者蔡铮、北方、大胜等人，一路陪同，追踪采访，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现在，让我们也跟随他们的笔触、影迹，一同去看一看这个农民工回乡的情况。
第2个故事：侯喜军的回家之旅。
从长春到侯喜军的家乡。大约要14个小时的路程。1月7日下午，天色渐渐暗淡，记者和侯喜军没顾得上吃晚饭就登上了长春至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大客车。
当天16时45分，在清点最后一名乘客之后，车号为蒙D17820的大客车缓缓驶出了黄河路客运站。和车上旅客的归心似箭相比，大客车显得十分“从容”，走走停停，1个多小时之后才开出长春市区，车上温度很低，不少乘客哈着热气，在车厢内使劲儿跺脚。18时21分，大客车不动了，车上的几个年轻人大声询问：“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不走了！”司机没好气地就下了车。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乘务员过来打圆场，告诉大家车坏了，司机下车修车去了。又过了将近10分钟，司机回到了驾驶室，开始打电话，细听之下，他是和17时17分从长春发往林东的客车司机联系，大概的意思就是这辆车已经坏了，希望把乘客倒到后面的客车上去。
听司机这么说，乘客一下子就炸了锅，纷纷指责这辆大客车不负责任。这时，刚才那名乘务员又过来安抚大伙：“我们也没有办法，这台车前两天刚刚大修过，没想到那么快就坏了。”他向大伙保证，到了后面的车上一定能保证大伙有座位。记者开始琢磨，抛开后面车上原有的乘客不算，还能保证车上40多人都有座位，看来那辆车要么没有多少乘客，要么车厢十分庞大。
过了20多分钟，后面的大客车开来了。透过客车的后窗，记者看到车号为蒙D14916的客车和记者乘坐的客车一样大小，并且车厢内的乘客也不比这辆车少。这时，搬运工开始把旅客们的行李往后面的车上搬，司机和工作人员开始组织乘客“转移”，并向大家一个劲地道歉。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接受被“倒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