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岗村来说，这一步险棋是下对了，是值得庆贺的，半年之中他们有了根本性的转机。但是，这仍然掩饰不了农民的极度贫困，乍看起来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但只要我们看一看数据就明白了。
同样是1978年这个年份，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还不到1.8亿元，每人平均只有537元，比同期全国人均收入的585元低48元，财政收入1741万元，人均5.1元，比同期全国人均59.4元低7.3元。其时，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人均只有513元。这在宝安县算得上是一个富裕的村落，但相比于几百米外的香港较寮村，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为那里的人均收入早已高达7.8万港元。
而小岗村呢？还不如那个深圳的罗芳村，它在承包前是年人均收入20元，承包后为311元，比起罗芳村还少200元钱，比起香港的那个较寮村，差距竞达到了250倍。
就如同田径中的百米短跑，不可能无限提高速度一样，土地的产量也是有限的，即使能把粮食产量再增加10倍又如何？不过是3000元的年收入，还仍然跳不出那个穷圈圈，所以，光是在土中刨食吃不会让农民富裕起来。
不仅如此，加上吃皇粮干部的不断增多、干部政策水平的低下和天灾人祸的不断，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诚如李昌平报告上所描写的，农民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走向了贫困化。
就是这个小岗村，最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有一位叫高峡的记者最近访问了小岗村，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俊昌面对记者无限感慨：“我们是一步跨过温饱线，25年未进富裕门！”
“为什么小岗村被挡在了富裕门外呢？我们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一二。上面是这样帮助小岗村的：省财政拨了200万元专款，为小岗村修了8公里柏油马路，以便领导视察；在村头修了牌楼，以显气派；县里专门为小岗村布置了一个展览室，并代写好解说词；还在村头修了十分整齐的院墙，把一些破破烂烂遮挡起来，以免影响观瞻……而惟独省里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的计划，却没有人督促落实，成了一篇空文。”
“20多年来，应该说上面为小岗村没有少忙，但一直都忙在‘包装’小岗村这个典型上，以增加‘政绩’的‘亮点’，没有把功夫下在发展经济上。结果，小岗村被‘牌楼’‘展览室’、‘院墙’……挡住了视线，既看不到自己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也看不到外面的大干世界，成天陶醉在‘当好典型’、‘迎接参观’的满足之中。改革锐气被‘包装’疲了，自强精神被‘包装’软了，以至于今天还有村民质问记者：‘既然小岗村贡献那么大，国家为什么不托我们一把呢？小岗村上去了，大家面子才都好看啊！”
看来，放农民外出打工，靠自己去挣钱，实在是一条惟一的出路。
基于这种渴望，也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可能性，因此农民逐渐从西部、中部走向沿海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中国民工潮”。
据《湖北日报》记者王溥认为，中国的民工潮大体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副业型：打工族的原始态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头脑和思维，一些具有经济意识底蕴的农民，开始在土地之外寻找致富契机。这个时候的打工行动，只是农民在种好责任田之后的一项副业。
搞副业的人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这和今天民工潮涌向沿海地区恰恰相反。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属于单干。当时，以温州地区为代表的江浙人尤其热中于搞副业，他们成群结队离乡背井，在大江南北修路建桥，修鞋补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人开设的眼镜店、理发店、钟表店几乎布满了内地的每个角落。福建和广东人在内地的“副业规模”也越滚越大。当内地人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些操外来口音的人，拖儿带女远离家乡在外飘泊时，当内地人还专心于农作物的增产时，这些先知先觉者的腰包却悄悄地鼓了起来。
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打工群体的原始状态。多年以后，知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以温州为代表的副业型队伍作出的评语是：市场经济意识较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外资企业不断涌入，以及搞副业队伍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到80年代中后期，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潮流，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不满足于土地回报率的农民，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副业”。在赚钱效应引导下，这支队伍“风生水起”，最终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
事实证明，部分早期打工者外出时虽然不排除盲动性，但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惠及一代甚至几代人。
就业型：打工族的中继态--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外出务工形成新的高潮。矽89年3月4日，《湖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截止当年2月底，外地涌入广东的农民总数已达150万人以上，偌大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俨然成了“农民的海洋”。
由于当时我国尚属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大批农民外出属于“计划”外自发外出，而且引起交通线气喘吁吁，一些人称这支队伍为“盲流”。
日益汹涌的民工潮，成为当时牵动中国高层的独特经济现象。不少人为之担忧恐慌。1989年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由于时逢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被外界誉为一大奇观的“春运现象”，由此而生。
“盲流时代”在1992年有了“转机”。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盲流”的使用率明显下降，尽管打工队伍日渐庞大。1992年2月18日，本报一篇报道称，从农历正月初五开始，涌入武昌火车站的南下民工每天约1.6万人，超过上年同期的50%，为历年之最。而且，“赚钱，多赚钱，是越来越多的民工提早南下的动力源”。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中国南方，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建筑工地。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有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打工者的名分也得到重新界定。打工不再是“盲流”，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市场配置。打工仔、打工妹不仅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不少人在打工地安家落户。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逆向打工的互动格局。1993年，新华社的一篇通讯稿说，有300万城里人到乡镇企业上班。
这个阶段，打工队伍中以手工业者和体力劳动者居多。打工者主要从事建筑、运输、餐饮和服装、电子生产。打工者追求一份较稳定的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到城里上班”。
趋理型：打工族的现时和后时态1984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主要方式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迸城”。1990年至199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中国社科院高级研究员李培林调查，这一期间外出打工的流动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平均在15%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劳动力的人数。农业部部长杜青林今年（2002年）2月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去年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同比增长了5%，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可以说，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在队伍不断膨胀的同时，打工族中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理性的变化。一是打工族虽然以赚钱为第一要旨，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一方面归因于用人单位门槛逐步抬高，另一方面源于打工者对知识的自觉追求。“知识经济初露端倪”，越来越多的打工者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打工就业最好的敲门砖。二是打工队伍结构发生变化，一批大中专毕业生甚至机关干部也加入到打工队伍中。近几年，黄冈市分配回原籍的大中专毕业生中，超过1/4的人选择了外出打工。他们外出的重要理由，是想改变现状，提高个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三是在打工地域的选择上，不再单限于沿海地区，而是哪里更能体现个人价值或者赚取更多的财富，就奔向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的含义已发生了质变，打工不再是农民的“专利”。
社会对打工族的地位也有了新的确认，这是一种理性的确认。在我省的一些落后县市，如英山、通城等地，打工族成为活跃当地经济的重要力量。张国光省长在2月2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农民外出打工，发展打工经济”。这是对打工族的最好鼓励。
这位记者叙述的是湖北省的情况，和那位乡镇书记李昌平同属一地，时间是比李昌平推延了两年整。这就是说，从李昌平所述的时间到记者的报道这两年之中，打工潮悄然兴起，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蔚为壮观的最大的人口流动现象，在这种流动之中，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民，甚至我们整个中国人的观念，都在流动中开始并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是一股愈滚愈大的潮，愈滚愈富的潮，这股潮来得虽然是晚了一点，却也来得太好了，没有这样一股潮水，中国绝对难于涤荡长久赖居于大地上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