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盲流如“洪水”--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动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部分女孩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农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负担如“泰山”--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合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厅），仅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惟望天地哭！
三、债台如“珠峰”--1995年，约85%农村有积累，现在约85%的农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农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千分之二十。1995年时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千分之十五。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万~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债款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干部如“蝗虫”--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五、责任如“枷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汗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李昌平因为是一个最底层的乡镇干部，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写给朱总理的报告，无疑反映了那个时候最严酷的事实。我们的农村不是一年一年地富起来，而是一年又一年地贫困下去。面对着这样的情况，生活过不下去的农民就开始走出黄土地，到外面去打工谋生了。
从信中可以看出，李昌平对于农民大量外出打工，是抱着一种不知所措的态度的，他使用了习惯性的称谓--“盲流”，而且对于盲流的出现忧心忡忡。这是因为一个乡走出去一大半的人口和80%多的劳动力，使整个农村出现了“真空”状态，土地撂荒了，村寨破败了，这岂是一种繁荣的景象？孰不知这是农民在被逼无奈而进行的自救，在这种大量的外出打工过程中，或许能够摸索出一条农民的活路来，一条崭新的活路来。这是任何人在盲流开始时都始料未及的事。
从大承包到民工潮。
让我们把眼光收拢再收拢，去寻找那个在省级地图上都看不见的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这个村实在太小了，即使在鼎盛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村也不过34户，175口人。经过人民公社、大跃进，经过三年自然灾害，还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自“文化大革命”时起的持久不息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使这个小岗村愈来愈“小”，愈来愈荒凉，它的村落、田畴被茅草所覆盖，更难找到它了。但是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却在共和国的70年代末期，像一个冲天的爆竹，放出了一声巨响，让全国的人民都听见了。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宽敞的展览大厅里，陈列着全国第一张农业大包干的合同书。这份合同书讲述的就是那一次农民按自己意愿的抉择。合同书的书后署名是：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接下来的是全队18户农民的签名和他们的鲜红手印。
经过“共产风”的折腾，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小岗村生产队人均产粮由1955年的1000斤以上，下降到2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20元左右，每年吃半年以上的国家供应粮。原来全队34户175人，最少时只剩下10户39人。1100亩地荒了1000亩。从1960年以后直到推行大包干前的每年冬春，全队不论大户、小户，家家都曾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乞讨度日。
1979年的初春，穷急了的小岗村生产队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土地分开，实行包干到户。在那时的大背景下，他们都明白，这可是犯法的。队长可能由此坐牢。会议从傍晚开到黎明。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联名签订合同，队长如果坐牢，其余17户共同养活其家小。全队耕地按人口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型农具作价到户；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等，合理分摊包干到户。18户户主作出这一庄严的决定后，沉默地却又坚决地在一张旧纸头签订的“合同”上，一一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到了1984年7月，小岗村生产队的这份具有历史价值的“合同”书，被保存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小岗村人骄傲地说，从朱元璋统一中国在南京登基算起，下数600年，我们小岗村从未有人上过“凌烟阁”，可现在我们每家都有一位大名进了国家博物馆。
其时，在滁县地区，王郁昭是该地的地委书记，陆子修同志是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地委秘书长，当我采访他们之后，才知道小岗村的这种做法并非是他们“空穴来风”式的“创造”，而是历史发展已到了这一步，只是小岗村人比其他地方的农民早那么一点时间下决心罢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得以结束，“农业学大寨”自然也难以为继。虽然全国还笼罩在一片极左的思潮之中，却也已到了“乍暖还寒”的时候。中央在这时适时地改组了安徽省委，派出万里同志来任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任书记，为安徽安排了一个开明的实事求是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像王郁昭、陆子修这批中层及基层干部，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发现农民对“大呼隆”早就失去了热情也失去了信心，包产到队的地方不如包产到组的地方积极性高，包产到组的地方不如包产到户的地方积极性高，讲究实惠的农民要的就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样一个结果，要的就是“吃不愁，穿不愁，腰里不断十块头”这样一个企盼。
通过调查，滁县地区向省委提交了一个《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报告》，前一届的省委领导看了之后很反感，批评滁县地委是“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为名，抵制大批促大干，抵制农业学大寨”。万里等人看了则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要他们组织几百个人撰写几十份调查报告，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小册子报送省委参阅……这就是说，省、地、县干部和农民都想到一块去了--要尽快把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正是这种天时、地利与人和，给了小岗村农民有这样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
那么，小岗村的这种承包制实行后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就在这年的10月下旬，王郁昭和陆子修等人来到了小岗村。时值小岗村喜获第一个丰收的金秋。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串令人惊喜的数字：全队粮食总产13.2万斤，比上年增长6倍以上，18户社员有12户收了万斤粮；全队油料总产3.5万斤，超过了合作化以来20多年油料产量的总和；社员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高了6倍多；从1957年以后23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3万斤，超额完成任务7倍以上；交售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80多倍。
这是一个先兆，从此，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制不推自广，成为农民追求致富生活的第一个浪潮。
尽管中国的地名都喜欢用一个“阳”字，毕竟仍然具有某种巧合的寓意：“农业学大寨”是昔阳县，而“联产承包”则是在凤阳县。昔日的太阳已坠落，今日的太阳却像凤凰一般在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