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农民打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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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突破“围乡”的冲动(1)

二元结构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什么叫做“二元结构”呢?那就是城市是一个范畴,农村又是一个范畴,两者是半闭锁的,相互之间不能有自由的流动。由于城市里的人生活水平高,城里人当然不会自动跑到乡下去,而乡下人也不能无缘无故进入城市,说声想要变成城里人就成了城里人。

这种体制自新中国建立始就初步确立,以后又不断巩固完善。这种完善被人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城市居民户口制度的确立,困难时期布票、粮票、油票的发行等等。一个人从这个城市调到那个城市,首先就得迁户口和油粮关系。没有了粮油关系,寸步难行。

记得那是1960--1962年,还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30斤粮票一个月根本就不够这些长身体的青年人吃。更何况由于食堂做馒头时不够分量,一个月能吃到20多斤就不错了,那一两一碗的稀饭,可以照出人影来。同学们吟打油诗道:“远看好像西湖水,鼻风吹起两道沟”。到了月末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就只得卧床休息或者冲杯酱油汤顶饥,那时候最“幸福”的就是精神会餐,大谈吃红烧肉的滋味。

而农村人呢,没有城市户口,是绝对不能到城市里来居住的。例如你一个农民要到某个城市里去,必须到乡政府里去开通行证、证明信,如果没有,城市公安部门就可以把你当成盲流,先抓起来,关上几天,再押送回农村。不管是贫与富,也不管是天灾与人祸,农民始终被限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年到头靠天吃饭,靠运气生活。如果天公不作美,如果乡村干部没有人性,农民就非得在当地受屈受罪,哪怕饿死冤死在这块土地上,也难于解脱。

钱钟书先生把婚姻比作“围城”,有些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要冲出来。而中国那时的二元结构是一种真正的围城、围乡,城里的人固然不想冲出来,乡下的人就是想冲出来也受到严厉的制止。

二元结构增加了秩序,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在建国初期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正是它太“秩序”了,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缺乏了交流而减缓了社会的发展。

过分秩序与过分混乱是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上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一个地方,即“混沌的边缘”的相变阶段上,才会使社会得以快速的进步,又不致于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阶段既稳定到足以储存信息,又能快速传递信息。这是具有自发性和适应性的生命的系统,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系统。

二元结构让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两个“生态环境”中生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两种生活状态,两种社会特征,以及巨大的位差,当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都与二元结构有关联。

一是“三农问题”突出。农业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农产品市场容量小、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和医疗条件差,欠账多,根本改善的困难度大。

二是城乡差距大。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社会商品零售仅占37%。农村购买力低,造成内需不足,难以形成城乡经济的相互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幅度之比为3:1,且差距呈扩大趋势,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城乡差别大,形成城乡居民多项不对称:获取信息、生产发展能力、收入水平、就业安排、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福利待遇、防病治病、保险保障水平等均不对称。

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农村,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积累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协调。

四是要素流动配置不尽合理。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少,发展要素和资源从农村净流出,占全国大面积的不发达农区,得不到金融支持,影响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五是农民实际上不能完全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农业人口求学、参军、招工、转干、退伍安置、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自由迁徙,不能享受公平的受教育权、迁徙权、就业权等等待遇。(《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基本特征分析》张忠法执笔)。

在长期的“围城”与“围乡”的结构里,各自都在封闭式地发展,加上我们在政策上对城市的优渥和对农村的忽视,造成了很大的各方面的位差。比如,说到城市人与农民的收入,平均城市的人收入3块钱时,农村人才收入1块钱,如果考虑到福利、教育与保险等因素,则可以扩大到6:1。即当城里人一年下来拿到6000元钱时,农村人只拿到1000元。

这种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据经济学专家说,像英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是靠着掠夺海外殖民地财富、海盗行径抢占其他国家船队获得的。而中国却不行,中国是通过内部的积累来建设我们工业化的。这种积累的方法就是通过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约积累了8000亿的财富,完成了工业化,这实际就是亏欠了农民兄弟8000个亿。如果继续这样亏欠下去,农村就永远无法取得大幅度的进展,农民的贫穷就还将长久继续。

因此故,中央政府从现在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减免农业税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其实是一种“还债行动”,这种反哺的目的是把亏欠农民兄弟的部分再还给农民。

追溯中国的二元体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实行了城市户口的登记和管束。但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的工业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呼唤着劳动力,因此农民进城市做工,最后变成城市户口的情况并不罕见。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仅为7000万,到了1957年增至9949万,而到了1960年,更是达到了1亿3千万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过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匮乏显现出来了。于是,到19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户口的申报与注销、户口的迁移及手续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年份,城市再也承担不了那么多吃商品粮的民众,便开始动员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家属下乡务农,而那时要想进城,便难上又难了。城市的封闭,造成了城乡间的通路的阻隔。反映这样一种情况的文件是发表于1962年12月的《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的精神就是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市。

1964年8月,颁布《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主题词就是两个“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也要严加限制。从此,在从农村跨进城市的道路上实行了全程“戒严”。

1977年,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颁布。这个条文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并且作出了由“农(民)转非(农民)”的内部控制指标。这个指标是每千个人中只能有1.5个人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这个文件又给本来就不通行的道路上再增设了一段路障。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彻底划分成了两个封闭区。

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体会不到这种控制的厉害,因为他们天经地义地觉得,身上只要有钱,便可旅行天下,他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辈(例如那些到农村去插队的知识青年),为了等到一个进城的指标,甚至等白了头发。

这样的政策,对农民兄弟公平吗?现在看来是绝对的不公平,因为他们实际上永远被固定在那一小块土地上,永远成了比城市居民低一个头的二等公民。

农民进城打工的自发要求,就是想要求与城市人平起平坐的权利。但是,如果中共中央、国务院不能拆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藩篱,农民进城的运动就会被阻挡住。虽然我们知道,阻挡得愈久愈会造成对抗,引发激剧的矛盾、冲突,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不过,在农民工进城之初,能看到这_点的人还是太少太少。

中央的政策,在这些年大约可以区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严禁”--严禁农民工进城;第二个阶段是从“松动”到“放开”,其间又略有限制,呈现一个小小的回潮;第三个阶段是“鼓励”与“引导”。

第一个阶段大致在1980年到1983年之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些决定的精神是加强户口和油粮的管理,严格控制农民进城打工。第二个阶段大约在1984年至1989年间。这期问前期发布的通知有《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这些通知的精神已允许农民工在自筹资金、自带1:3粮的情况下进城打工,长达30年二元结构的限制出现了松动。中期的通知有《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关于国营企业招用工人的暂行决定》和《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通知》。在这些中期政策的鼓励下,农民进城打工的高潮到来了。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我们国家铁路运输的落后、城市治安力量的薄弱,民工返乡受阻,城市治安恶化的现象成为一时的严重问题。政策出现了回收的迹象。其证明就是1989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从严或暂停办理民工外出务工的手续,同时要及时劝阻、防止民工盲目南下。不过,由于这只是一份紧急通知,其他大部分流动的政策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至今。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行地区间有序流动。

2001年3月,全国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地提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引导农村富余人口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中央的政策彻底放开了。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让我们来看一看二元结构未打破前农民的生活状况。

安徽省的滁县,有一个凤阳县小岗村,那就是农民实行联产承包的发源地。

这个滁县地区位于长江、淮河两大江河之间,是安徽的东大门。全区辖六县一市,土地总面积1.33万平方公里,人口343万,其中农村人口303万。这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适宜水稻:小麦、棉花及多种经济作物生长。这里,正是历史上欧阳修赞美的比美酒还令人沉醉的大好河山。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祥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行,农村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全区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分别以5.71%和4.76%的速度递增。全区城乡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令人怀念的“黄金时期”。

令人惋惜的是,以后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这个地区又变成“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困地区。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全区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2.20%和2.61%,比“一五”时期的增长率分别下降3.51个百分点和2.15个百分点。长期以来,全区农村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社员集体分配人均收入只有70元左右。在定远、凤阳、嘉山等贫困县,不少社、队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均收入只有50元左右。多年来尽管国家对农村不断进行投资,但集体经济仍是一个空壳。一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二十多年的集体积累,折价不够抵偿国家银行的贷款。据嘉山县统计,从合作化到1978年底,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集体资产总值2503万元,但社、队欠国家贷款1613万元(已免掉的203万元还不算在内),实际家底只有890万元;如果再扣除1969年后国家无偿支援款850万元和1957年以来发放的各种救济款990万元,集体积累不仅一无所有,还倒欠国家950万元。由于农业生产率很低,农民向国家交售的农副产品也少得可怜。以粮食而言,1978年全区粮食商品率只有16.9%,如果扣除国家当年返销农村口粮,净征购只有1500多万斤。从1963年起,安徽省确定滁县地区粮食“一定五年”的5.2亿斤征购任务,到1978年从未完成过。一些生产条件比较差的贫困县、社,长期以来购销相抵,非但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倒挖国家库存。据凤阳县统计,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算起,到1978年,26年间,这个农业县的粮食实行征购量11.97亿斤,同期农村回销、城镇供应15.68亿斤,销购相抵,对国家不仅没有颗粒贡献,反而倒返了3.71亿斤。

滁县,不是县而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如此大的一块面积上,不仅没有对国家做出贡献,连自给自足都难以维持,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现象。处于这样的农村,又如何能够富足起来呢?即使所有城市都富裕了起来,中国有那么一个广大的农村,又如何使整个中国摆脱贫穷?

就是这个滁县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全地区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外流逃荒要饭。逃荒逃荒,越逃越荒。大片土地无人耕种,生产上不去,生活无着落。年复一年,愈演愈烈。到了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旱灾,粮食总产量下降到22.98亿斤,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经济,进一步跌落到了破产的边缘。

暂时抛开滁县,让我们再换一个省,看一看与安徽交邻的湖北省的情况吧!

在2000年3月2日,有一位名叫李昌平的乡镇干部,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反映农民生活状况的信,现将此信部分节录如下: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