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一百多年以前修建的铁路为开发美国西部做出过巨大贡献，善安曾是美国西部最大的铁路枢纽站，因此当年有美国“西部小巴黎”的美称。至今这条铁路仍发挥重要作用，回程中，见数里长的一列火车正从西向东朝善安方向行进，女儿惊呼：“看！中国的集装箱！”果然，上面有竖写的六个中文大字：“中国海运公司”，同时写着英文字：“ChinaShipping”（中国运输）。我想这批中国货是从中国先越洋运至美国西部海港，卸货后通过这条大铁路运过来的。
在我看来，此刻我所看到的这座纪念碑以及维达坞，其实是见证和赞扬了一种精神，它的核心是坚硬、刚毅、顽强。纪念碑（以及同它相联系的大铁路的建设）、维达坞粉红色花岗岩和石间松树，都向我传达了这种精神。这就是美国“西部”的硬汉子精神。
女婿说，在善安，由怀俄明大学和国家气象中心合作正准备建造全世界运行速度最快的计算机；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还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将煤进行气化的实验室……一个最新的高科技园区即将在善安形成。
有了这种“西部”精神，善安前景应该是非常乐观的。
（2010年6月20日父亲节记）
关于“革命”--回忆父辈和祖辈
今天善安的天气真好。这个地处美国西部高原，最爱刮大风的城市，几乎一整天都只是微风习习，天空蓝得透明。中午陪着外孙在后院草坪上玩了半小时足球，回来，原想躺在床上小睡，但闭上眼睡不着。还是想事。昨天在网上看到关于“革命”的话题激活了我对家族往事的回忆。
我爸爸是革命者，“革”日本鬼子“命”的革命者，且作为当年冀鲁边区某抗日部队的领导人，于1942年6月19日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但他绝非生性“喜爱”革命。他革命的原因，乃日本侵略者闯入我们家园，烧杀抢掠，中国人面临亡国亡种的境地。你不战斗，就做人家的奴隶，就被人家杀死--我外祖父就是被日本鬼子活活砍掉头颅而惨死的。爸爸为了个人生存、家人生存、民族生存而被逼去拼杀，最后战死沙场。田间的一首诗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鬼子来了，砍了我们的头，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这是奴隶。”（手头没有田间的诗集，可能记得不准确，但大意不会错）我爸爸和田间处在同一种境地里。田间写这首诗时，爸爸为了避免自己、家人、同胞被日本鬼子砍头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这是奴隶”，正在抗日战场打仗。
后来文革中的“继续革命”使真正的革命变味儿了。我曾经是“继续革命”的盲目拥护者（为此我至今仍感到羞愧），不久又变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承受不住精神折磨几乎付出生命代价（自杀未遂）。
我痛恨“继续革命”。
其实百姓不但不喜欢“继续革命”，而且其本性也不喜欢革命。
我爷爷当年就从未想到过要革命。他种了一辈子地，伺弄了半辈子梨树。爷爷一生，无论冬夏，除了晚年卧病在床，几乎没有在日出后起床，日落前收工。一年到头，总是肩背粪筐。年轻时，有一年春节给老丈人拜年，只好放下粪筐，穿上奶奶新做的棉袍子。回家路上遇见一泼牛粪，恋恋不舍，最后把棉袍子大襟兜起来，里面垫上一层土，把牛粪兜到自己的地里。
小时候，大概我三四岁吧，冬天早上看见爷爷从外面回来，鼻子下老是挂着两个冰柱，觉得惊奇和好笑。我不知道那是结冰的清鼻涕。
爷爷的炕上有一张汗红了的破凉席。夏天我喜欢躺在那张凉席上，一伸手，就摸到头顶的各种粮食粒儿，绿豆、黄豆、玉米……堆了半炕头。那是爷爷平时在路上，在地里，在各种场合，一粒一粒捡回来的散落的粮食粒儿。
爷爷爱他亲手嫁接的几百株鸭梨树，夜间常常睡在梨树园里，露水总把他的蓝色粗布棉被打湿。我小时候常常在那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被子上打滚儿。
就这样，爷爷也没有想到革命。鬼子来了，活不下去了，他支持我爸爸(以及后来我妈妈和伯父)抗日。爸爸牺牲了，奶奶哭死了（这是爸爸牺牲后第二年春天的事情），爷爷痛不欲生而坚强活下来，把爱全部倾注在我和哥哥身上。他临终前昏迷数日而不咽气，只等我到来。等我赶到，他把闭了好几天的眼睛睁开，笑了，走了。
直到走，他都充满了爱。
我妈妈也是革命者。
妈妈原是一个没有念过书的农村妇女，爸爸活着的时候，曾经教她认了几个字，当时大概会写自己的名字，或者还识得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文字。我小时候，记得她时常念的拼音，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也跟着发音，觉得好玩儿。后来在“八路”里（当时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称呼），妈妈“速成”识字，有了些“文化”。她曾经缠过脚，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成了“解放脚”--比我姥姥的“三寸金莲”大，比后来女人们的“天足”小。
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也从来没有想到要革命；然而七七事变爆发，爸爸投身抗日，她也随着抗日。
起初（爸爸牺牲前），妈妈是在家里抗日，是爸爸领导的抗日部队的“业余”成员。我家成了有名的“抗日家庭”，除了妈妈，我伯父和他的几个已经成年和将近成年的儿子（伯父比我父亲大了十七八岁，结婚早），也都参与抗日活动。我家房子下面挖了地洞，出口就伪装在堂屋大桌子底下。地洞很大，里面纵横交错，有许多“房间”，地委和专员公署的石印股就设在那里，编辑和印刷革命文件和抗日材料。妈妈给石印股的叔叔阿姨们望风、做饭、当联络员，有时也送信或传递抗日报刊，还为住在我家养伤、养病的同志们做护理，成天忙的不可开交，常常连给爷爷做饭的时间都耽误了，爷爷从无一声抱怨。我家所在的村庄叫后郑庄，离我村东南不到二里的大白庄就有日本鬼子的炮楼。一有风吹草动，妈妈就用暗号通知大家，地面上的人迅速潜入地洞。
已经四十来岁的伯父成了共产党的村支部书记，是基层抗日活动的领导人。有一次日寇大扫荡，地委宣传部长张白水叔叔住在我家养病不能行走，伯父和我二哥就用抬筐把他抬着跑了二十多里，脱离了危险。为了保障石印股安全，伯父和村里的党员随时进行锄奸，有一次他们秘密处决了一个向日本鬼子告密的汉奸妓女。我三哥成了交通员，不幸被捕，他隐瞒了身份，伯父千方百计营救，未果；据说后来被送往日本做苦力，至今不知所终。我四哥也成了地委的干部，因为念了几年书，有点文化，后来做了地委的秘书主任（地委秘书长）。我五哥当时年纪尚小，也帮着送信。一次日寇扫荡，他躲避不及，被日本鬼子追击，在河沿上中了一枪，倒在那里。鬼子走近一看是个孩子，便弃之而去。过后，伯父把他背回来发现，子弹从肩部穿出，幸未伤及要害。从此，五哥正式参加革命。建国后他在速成中学学了四年，在地方商业部门当了一名领导干部。此是后话。
那时保密和锄奸工作做得好，石印股始终安然无恙。
爸爸牺牲，妈妈悲愤之极，觉得应该去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去报杀夫之仇。于是，她领着哥哥和我，投奔革命队伍，成为“八路”的正式成员。那是在1943年冬或1944年春。
最初，妈妈是在我爸爸牺牲前当地委书记和部队政委的机关里工作，它这个时候的所在地就在山东乐陵县城。当时实行供给制，我和哥哥都领一套统一规格的灰色粗布军装，俗称“二尺半”--大概因其上衣为二尺半长而得名，对我和哥哥这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太大太长。妈妈在农村做贯了针线活，她就动手把军装改短改小；然而总不合身。每逢开大会，几百号人（或许更多）各自搬块砖头当板凳，听首长讲话；而我则不守规矩，身着那套改制得有点滑稽的军装在人们之间穿来穿去，引得一些叔叔阿姨捂着嘴笑。他们悄悄指着我说：那是杜政委的小儿子。休息时叔叔阿姨领我到他们宿舍，给我讲故事，逗我玩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们哥俩备受呵护，地委领导和部队首长指示司务长：孩子饿了，可以随时领馒头吃。因此，从小我就对乐陵的“高桩馒头”十分熟悉。
也有非常紧急的时候。那时虽到了抗日战争后期，但日本鬼子临亡前有时更加疯狂，八路军和日寇不时有激烈战斗。一次夜里为躲避敌人袭击而急行军，据说日本鬼子就在十几里之外，真所谓“人衔枚，马上嚼”，气氛好紧张。妈妈紧迈着她的解放脚跟上队伍，不使自己落下半步；而我，则由几个叔叔轮流背着前进。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我饥渴难耐，甚至想喝田沟里的积水。行军几个小时，直到半夜才到达安全地区。房东拿出一个甜瓜一分两半，给我和她家孩子同吃。至今我仍然觉得那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甜瓜。
抗战胜利后，妈妈在地方搞群众工作，哥哥被送往地委和专署设在惠民的革命子弟学校读书，我则留在妈妈身边。乐陵城南三里的杨少白村是妈妈他们经常落脚的地方。有一次我尿了床，害羞，故意懒在湿湿的被窝里不起来。房东大娘笑着把被子拿出去晒，大概怕我难为情，说“不尿床的孩子成不了男子汉”。这话不但在当时使我这个尿床的孩子感到安慰；而且后来使我这个常常犯错的人终生受益，在逆境中鼓起勇气。
妈妈成天忙，顾不了我，我就和村里的孩子们疯玩、疯跑。有一次大雪后的冬夜，我喊脚疼，妈妈这才发现我的棉鞋后底全部磨穿了。原来，每天我都是赤着脚后跟在冰雪上“磨练”。
1946到1947年，妈妈在宁津、乐陵交界的杨盘、长官（回民聚集区）以及河北省的南皮一带搞土改，离我老家只有几十里地，姥姥闻讯叫二舅拿着一大篮子熟鸡蛋看我们。鸡蛋自然是由我分给叔叔阿姨们一起吃。当时条件艰苦，大家一年吃不到几次肉和鸡蛋，这回难得改善了一次伙食，像过年一样。有一位小赵阿姨，平时老拿我开心惹得我不高兴。所有人都分了鸡蛋，就是不给小赵。几位阿姨开玩笑说：“你给小赵鸡蛋，她就给你当媳妇儿。”当时我八岁，还不完全知道娶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在一阵哄笑声中让小赵吃到了鸡蛋。可是我不理解小赵阿姨为什么脸红。这是我被人许诺的第一次“娶媳妇儿”。第二次是后来妈妈为了工作把我送到姥姥家。夜间，姥姥睡不着觉，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着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数落她的几个儿女的事。最后特别说道我妈妈和我们一家：“你妈妈在外边，你这家人家就没了。你得回老家，我给你娶一房媳妇儿。西街张家小省姑娘，会过日子，赶明儿，说给你，你老杜家就有根儿了。” 那年我不到九岁。据说小省姑娘十六岁，母亲有病，她早早挑起家务重担，人人称道她能干贤惠。在我们老家，“十六媳妇儿九岁郎”，并不少见，特别是缺劳动力的人家。姥爷被日本鬼子残杀之后，二舅要成家立业，那年他娶媳妇儿的时候九岁，舅母十六岁。
谢天谢地，幸亏姥姥的话没有兑现。
妈妈他们搞土改，有一段时间我跟着，只觉得热闹。一次次的大会人群潮涌，一阵阵的口号震天价响。其中最有名的两句口号成了孩子们玩耍时挂在嘴上的顺口溜：“打倒南皮张，永远不吃糠！”“打倒桃园刘，吃穿不用愁！”，所以至今记得。所谓“桃园刘”已经忘记所指何人；但“南皮张”，我知道就是南皮张之洞家，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名了，在我们老家那一带妇孺皆知。张之洞的孙子是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也许知道当时家里受冲击的情况，但我没有机会问。
我感觉，土改实际上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均贫富”的一场运动，中国历史上当贫富差距大到极限、一部分人活不下去了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民众暴动或者起义，重要内容之一是“均贫富”。
（2010年6月26日）
游怀俄明“东隔壁”内布拉斯加
6月27日早晨一睁眼：鲜红的太阳已经在东方升起来。这一天我们要游览怀俄明“东隔壁”内布拉斯加（Nebraska）。
我们游玩的第一个景点是“汽车阵”，英文是Carhenge，音译为卡尔汉帜。大家知道，英国有一处世界闻名的景观“巨石阵”，英文原文是Stonehenge，音译为斯陶汉帜--老天爷鬼斧神差般将许多巨石排列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自然奇景。可惜近年来，“巨石阵”的面貌已经逐渐变化、消失，快要面目全非了。1982年，内布拉斯加一位名叫吉姆·伦德尔斯（Jim·Reinders）的居民突发奇想，在一次家人聚会上，决定为纪念他去世的父亲而实施一项惊世骇俗之举：制作一个“Carhenge”。英文Car即汽车，所以译为“汽车阵”。他要以一比一的比例，完全仿照英国天然形成的“巨石阵”，用汽车代替石块，制作一个 “汽车”巨阵。他同家人花费了五年时间，收集了三十八辆废旧汽车及汽车零件，大都涂成灰色，制成了同“巨石阵”几乎一模一样的人文景观。当我们走近“汽车阵”时，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观赏。那是一片长满一尺多高野草野花的场地。如果有人看过英国的“巨石阵”，会惊奇地发现又一个“巨石阵”矗立在眼前，只是汽车代替了石头：其主体是一二十辆汽车直立在地上，它们的顶端，横搭数辆汽车相连；别一处，两辆汽车头对头直立着，差不多有十米高；另，有的车头插进地里，有的车身斜躺在地上，有一个别克牌子的汽车方向盘斜插在那里……
我想，仿照“巨石阵”制作这样一个“汽车阵”并不难，也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吉姆·伦德尔斯先生的奇思妙想，是他的创意。这让我十分我佩服。许多西方人敢想敢做，敢于冒险，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为人先，什么第一个未成年女孩环球航行，什么第一个以雪橇为交通手段跨越北极，什么第一个人上月球，什么第一个探火星，什么九十岁老太太飞机跳伞……这是一向遵从中庸之道的中国人所缺乏的。
当我们走近第二个景点“烟囱岩”（Chimney Rock）的时候，就进入了美国“西迁”史。
“烟囱岩”，矗立在美国西部高平原内布拉斯加境内一块状似烟囱的天然巨石，天气晴朗时，几十公里之外便可看到，据今天精确测量，从地面算起，它的高度为325英尺（近99米），而“烟囱”柱本身则是125英尺（近38米）。它在地球上已经默默存在了千万年或上亿年之久。说它是一个自然奇观当然也可以。但是说奇也不奇。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在整个地球上，类似的奇观或者比它更奇特的，有的是，譬如，上面说到的英国的巨石阵，譬如美国黄石公园的老忠诚喷泉，譬如中国黄山的飞来石、猴子观海……不胜枚举。
“烟囱岩”的意义根本不在自然，而在历史，在于它曾经是美国白人先民十九世纪西迁过程中一个最着名的路标，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