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曾·博格勒姆，我很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形象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对艺术家，一般说，我都是充满崇敬的；但是在不了解他的艺术、没有亲自感受他的艺术、没有用心灵领悟他的艺术之前，这种崇敬显得太理性、太抽象，因而也不免苍白。
当参观完四位总统雕像之后，我内心长久不能平静。除了这些美国伟人的人格魅力打动我之外，我也深深为这件艺术杰作的审美力量所震撼。我想说，这是一首以黑山山脉一样的气派、以西部大草原般的胸襟、以昊昊蓝天做舞台、以白云做幕布、用整座山的花岗岩做音符演奏出来的伟大交响诗，它的每个旋律都激动着来这里的各种肤色、不同职业、男女老少人们的心灵。
这是一件不朽的艺术品。
它之不朽，不仅仅是因为或主要不是因为它是用最坚硬的花岗岩制成的--据介绍，目前人面雕像面临的问题是岩石裂缝内已积存着由风力搬来的泥土及植物种子，若有雨水渗入即长出小草或小树，远远望去，华盛顿总统和其他伟人光滑的面部好像长出胡须似的；因此，每隔两三年就须铲除这些野草或小树。但有关专家估计，因为这群人面雕像是刻在花岗岩上，虽有许多裂缝，也可以维持十万年之久；即使通过雨水侵蚀及风化作用，一千年内岩层丧失的厚度也不会超过一根头发的宽度。
它之不朽，根本理由在于它是真正的高品位的艺术品。在这里，雕刻家把艺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赋予顽石以伟大的人性光辉。在这里，整座拉什莫尔山听命于艺术家的巧思和筹划，由岩石转化为“美国精神”，由无生命的花岗岩转化为有生命的艺术精灵，由没有情感的冷冰冰的山头变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恨有爱、有悲有喜、用他们的满腔热忱关注着时势变迁、时时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祝福的美国伟人。
到这时，我才算初步认识了迦曾·博格勒姆，稍稍理解了进门时看到的这位艺术大师额上何以有那两道深深的抬头纹。我认为，迦曾·博格勒姆这个名字会因总统山而名垂美国艺术史。我内心油然产生一种进一步了解迦曾·博格勒姆其人其事特别是他的艺术生涯的强烈欲望。女儿女婿说，这里有一间总统山雕像艺术工作室，我们不妨到那里去看看。
当我们走进艺术工作室时，里面已经挤了许多人。工作室的显着位置上，是迦曾·博格勒姆和他的雕刻艺术工作组为总统山雕像所做的最后模型，以及雕刻时用的机器设备和许多工具。四周墙上挂着四位总统的各种画像草稿，艺术构思过程中的各种草图和事迹介绍，还有迦曾·博格勒姆的大幅油画肖像。工作室中央雕像模型前面是两排凳子，围成半圆形，上面几乎坐满了人，我插空坐下，听总统山的工作人员讲解总统山的雕像艺术、它的作者和它的历史。
这位五十岁左右的讲解员一上来就问听众：什么是艺术？人们的回答各种各样。我女儿跑过来顽皮地对我说：“爸爸，你应该按照你新出版的《说文解艺》中的观点回答--艺术就是生活的特异化。”我笑而不答。这是一个很难用一句话说清的问题。我要说，我们面前的总统山雕刻就是艺术。讲解员十分风趣，一会儿从听众中找出一个孩子比划着当年如何按比例把模型的尺寸放大到山上，一会儿拿起当年的钻头模拟艺术家是如何雕刻细部的--他说，总统山雕刻，百分之九十使用炸药，百分之十是用这种手钻。整个雕刻，若从一九二七年正式开工算起，直到迦曾·博格勒姆一九四一年三月去世，这位雕刻家和他的四百多名工作者差不多奋斗了十四年，那时，他们上去工作，每天要爬四十层楼那么高。一九四一年十月，这项工作停止--美国进入二战前夜。若迦曾·博格勒姆活着，他也会说：保卫拉什莫尔山，保卫美国精神的时刻到了。
然而拉什莫尔山雕刻的缘起及其曲折经历，则说来话长。
一九二三年，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的历史学家道恩·罗宾逊（Doane Robinson）建议在黑山（Black Hills）上制作巨型雕像，他的观点是，“一个大国家，需要大艺术”。但罗宾逊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美国人。早在一八四九年， 密苏里州（Missouri）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就提议在落基山（Rocky Mountains）建克里斯朵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大雕像。一八八六年，一百五十英尺的自由女神像在纽约落成。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众不同的雕刻家迦曾·博格勒姆应聘在佐治亚州（Georgia）石头山上制作一座美国内战南部联邦纪念碑。罗宾逊之所以选择黑山，是因为黑山从大平原上隆起，在地理位置上恰好成为落基山的序幕，好似通往西部的门户；罗宾逊想要使他想像中的那些巨大雕像立于西部的门户之上。黑山的坚硬而耐腐蚀的花岗岩山峰好像一根根巨大的“石针”，令人想起哥特式教堂刺向天空的塔尖。罗宾逊想像着把这些“石针”变换成带有西部区域性特点的巨型人物形象，就如同印第安首领和美国探险家在西部列队游行或接受检阅。然而，罗宾逊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全面支持。许多人表示怀疑或完全反对。当地一位环保主义者说：“人制作雕像，但是上帝创造‘石针’。”而罗宾逊和那些主张制作雕像的一些人则把在佐治亚州石头山上雕刻纪念碑的迦曾·博格勒姆请来。
迦曾·博格勒姆一八六七年出生在爱达荷州（Idaho），是丹麦裔摩门教徒的儿子。早年他在巴黎学习艺术，是伟大的法国雕刻家奥古斯丁·罗丹（Auguste Rodin）的学生。回国后在他的哥哥、艺术家索勒（Solon）手下工作，尽管其艺术作品获得一定声望，但仍然处于索勒的阴影之下。其实，迦曾·博格勒姆在创作总统山雕像之前就已经是美国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他的主要作品有：为自由女神像重新塑造火炬， 为纽约圣约翰大教堂塑造圣者及其使徒，塑造新泽西州纽瓦克（Newark，New Jersey）的一尊林肯坐像，塑造美国国会大厦的超大型林肯半身胸像（国会大厦有他创作的五个雕像），等等。他创作的关于希腊神话传说中英雄狄奥默蒂斯（Diomedes）题材的《 他的母马》是纽约城市艺术博物馆收购的第一位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一九一五年他开始在佐治亚州四百米高的石头山上制作美国内战南部联邦纪念碑，这使他的才能得以展现并为他进行大型花岗岩雕刻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许多艺术家轻蔑爱国传统的时代， 迦曾·博格勒姆却情愿使他的名字与爱国传统联系起来--他以弘扬伟大的“美国性”而闻名。他认为，“美国”就意味着“巨大”，“我们的年龄某一天将叫‘巨大年龄’”。他抱怨说：“我们还没有一座同这个国家相称的‘巨大’的纪念碑。”博格勒姆应邀到来之后，并没有接受道恩·罗宾逊“西部英雄雕刻”的区域性构想，而坚持“全国性主题”。他选择了四位伟大的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阿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以展示美国以往一百五十年间创建、成长、保存和发展的辉煌历史，表现它对民主、自由的永恒追求。博格勒姆认为，全国性主题大于村庄冲动，大于城市要求，大于个别性梦想或志向。所以，作为国家性纪念碑式的雕刻，应该选择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阿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有资格成为神圣的形象。
博格勒姆和他的随行者登上黑山地区七千二百四十二英尺（两千二百零七米）的汉尼（Harney）峰顶俯视群山，在这里有十七座七千英尺（两千一百三十三点五米）以上的山峰，袒露着它们的花岗岩胸膛，默默地站在那里，承受艺术家审视的目光，等待着雕刻家的选择，准备接受雕刻家的凿子。
“就这个地方!”博格勒姆说，“美国历史将沿那条地平线前进。”
博格勒姆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五千七百二十五英尺（一千七百四十五米）高的拉什莫尔山--这座山于一八八五年以纽约律师查尔斯·拉什莫尔（Charles Rushmore）的名字命名。他在这里发现了比罗宾逊认定的那些易碎的“石针”好得多的巨雕位置：此处裸露的大面积花岗岩面向东南，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益于未来雕刻形象的展现。他将要在这里展示美国一百五十年的辉煌历程。他构想：把四位总统雕刻在一个类似于硕大无比的建筑物的柱顶横梁上，旁边刻上美国简史，雕像后面的山墙上设一个保存着国家档案和纪念物的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第三十届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参加雕像开幕仪式， 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工作；然而，这十四年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用于雕刻，主要问题是资金不足。博格勒姆自我评价说：“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他为筹集资金而到处奔走呼号，亲自找州的官员、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以至总统。他在一九三八年的国会听证会上说：“这纯粹是国家纪念馆，它是这个国家的骄傲。”最终，博格勒姆的工作得到了八十三万六千美元的联邦拨款（总计大约需要一百万美元）。
迦曾·博格勒姆生前，总统山雕刻主体工程基本完成。一九三零年乔治·华盛顿头像告罄；随后，一九三六年托马斯·杰斐逊头像落成，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场并讲话；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阿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也分别落成。但是，雕刻尚未最后完工时迦曾·博格勒姆就离开了人世。最后的扫尾工作是迦曾·博格勒姆身后由他的儿子林肯·博格勒姆监督结束的。至于落成典礼，那是五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到一九九一年才举行，第四十一届总统乔治·布什参加了庆典并发表演说。
花了十四年的时间，迦曾·博格勒姆和他的同事们把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阿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六十英尺（二十米）的巨大头像，把自华盛顿起美国一百五十年的创业和发展史，连同美国精神、美国哲学，雕刻在五千七百二十五英尺（一千七百四十五米）高的拉什莫尔山花岗岩上，耸立在青松、云杉、桦树、和白杨树的绿色之中。
他们给岩石以灵性，化物质为思想，化无情为有情，化瞬间为永恒。
从总统山，我不仅看到了艺术的光辉，感受到了艺术的巨大力量；而且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怎样百折不挠、呕心沥血献身于艺术事业，为他所钟爱的雕刻艺术流完最后一滴血，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向迦曾·博格勒姆致以深深的敬意。
疯马
美国历史，一方面是辉煌的；另一方面，也是残酷的。从总统山，我们看到美国人尽情地、踌躇满志地、淋漓尽致地、豪气冲天地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地展示他们的光华灿烂，他们的成功和胜利。然而，在他们奋斗成功和胜利欢笑的背后，特别是在他们向西部拓展的脚步声中，却有着土着印第安人可歌可泣的悲壮反抗和保卫家园的英勇牺牲，以及最终无奈的失败和悲伤的眼泪。在这里又显示了历史与道德的尖锐矛盾和无法解脱的冲突--假如有上帝，恐怕他对此也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在全世界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比比皆是。
但是，请稍微了解一下印第安人的历史吧。看看他们的足迹，你不能不对他们的遭遇给予同情，对他们顽强的民族精神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民族感情表示理解和尊重。看了尚未完成的“疯马纪念中心”（Crazy Horse Memorial）之后，我要向印第安人致以崇高的敬礼。
在十九世纪白人向西拓展时，那里的原土着印第安人成了他们西进的最大障碍之一，冲突不可避免。土着印第安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进行抵抗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疯马(Crazy Horse)是苏族（Sioux）印第安人酋长。苏族抵抗白人入侵北部大平原时，疯马是最机智的战术家和最勇敢的战士之一。疯马为什么要同白人战斗？对疯马颇有研究的“疯马雕像”设计者和雕刻者科尔恰克·焦乌科夫斯基（Korczak Ziolkowski）认为，首先，他是在看到由总统签署的“一八六六年条约”被毁之后才这样做的。该条约中说：“只要河在流、草在长、树有叶，帕哈萨帕（Paha Sapa）--达科他黑山（Black Hills of Dakota）--永远是苏族印第安人的圣地。”其次，他是在看到他的首领征服者熊（Conquering Bear）被背信弃义者杀害之后这样做的。再次，他看到政府没有兑现对他们的诺言：按条约，当苏族印第安人放弃自己的土地之后，将给他们带来肉、衣服、帐篷等等生活必需品。还有，他看到他的人民的生命和生活方式被蹂躏和毁灭。疯马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方式为他的人民而战，为保存他的人民的生存形式、生活方式而战。一八七六年六月，印第安人在蒙大拿地区的“小大羊角河”(Little Big Horn River)围困白人军队并使他们的传奇将军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全军覆没，疯马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之一。疯马的名字曾让白人军队胆战心惊，他的愤怒和疯狂曾为印第安人赢得了短暂然而宝贵的胜利。因而疯马也成为印第安人的民族英雄和民族象征。据说，疯马大约在一八四二年生于南达科他黑山里的拉皮德溪（Rapid Creek）。一八七七年九月六日，他在内布拉斯加的罗宾逊要塞（Fort Robinson， Nebraska）被白人士兵从背后捅了三刀，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五岁左右。这成为印第安人心头永久的伤痛。印第安人重视自己的民族传说。有一个印第安古代谚语说：“当传说消亡时，梦想就结束了；当梦想结束时，任何伟大的东西都没有了。”他们决不丢掉自己的民族传说。高高举起“疯马”的旗帜，使它在印第安人的民族记忆中、在西部大地上世代飘扬，成为印第安人时时向往、任凭什么东西也抹不掉的民族情结。他们要使疯马成为他们永久的民族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