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还爱养鸽子。南屋是牛棚，也是鸽子房，靠房顶儿一排，是大舅用黍秸秆儿做的鸽子窝。平时，我爱坐在堂屋门口儿的台阶上，看着屋檐上的鸽子出神儿。有两只鸽子，除了眼睛是红的，通体没有一根杂毛儿，一身白，白得比大舅种出来的棉花还白。另有两只白鸽子，头顶儿上就象有谁用毛笔点了个黑点儿，瞪着红眼睛，歪着头看你。还有两只白鸽子，好似有人不小心把墨汁甩到翅膀上了，人称花大哥、花大姐，它们正嘴对嘴玩儿呢，就象孩子们过家家。屋檐的最边儿上是一对蓝灰色的鸽子，羽毛在太阳下闪着亮光，个头儿大的一只，一抬头一低头地围着另一只叫，脖子涨得粗粗的，不一会儿，它竟踩到另一只身上去了。我很不平，喊起来：它欺负人！大舅笑着：傻孩子，那是鸽子踩蛋儿，小两口儿好着呢，过些时候，它们会象你刚才看到的花大哥、花大姐那样“换食”（噢，花大哥花大姐嘴对嘴，原来是换食），再以后，你就等着看孵出来的小鸽子吧。孵出小鸽子来的时候，大舅就踩着梯子上去，把还不会飞的小鸽子拿给我们看，黄茸茸的嫩毛儿，喜欢煞人，可大舅不让我用手摸，只准看。大舅还会做鸽哨儿，他的鸽哨儿是远近闻名的，有单哨儿，有双哨儿，有浑宏的低音，有清脆的高音，给几只个大体壮的公鸽带上，飞起来，哨声划破晴空，几里地都能听见。小时候我常常指着天空，向一同玩耍的小伙伴显摆说，那是我大舅的鸽子。
那时候我感到天底下最能的人就是大舅了。
平时，大舅总是笑眯眯的，尽着我们闹腾，很少大嗓门儿跟我们说话。他个儿高，足有一米八以上，家里倘若需要取高处的什么东西，姥姥总是说，让你大舅举着你去拿。有一次我还骑在他脖子上扬着小手摘桑葚吃，桑葚的汁液把我的手、嘴唇、牙齿都染成绛紫色，下来的时候，怕摔着，赶紧用粘着桑葚汁液的小手抱着大舅的脸，他嘿嘿笑起来：我的脸快成唱戏的了。但有一次他生气了。那是个初夏，我和表弟到张家菜园子井台上去玩儿，看见绿荫架子上结了许多葫芦，真象刚刚听过的童话中说的那种宝葫芦--只要手里拿着这种宝葫芦，口中念念有词：宝葫芦、宝葫芦，我想要一盘饱子，立马，一盘热腾腾的饱子出现在你眼前；宝葫芦、宝葫芦，我想要一杆红缨枪，红缨枪就来了。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神极了。于是，我和表弟商量，偷偷的，一人摘了一个葫芦带回家。晚饭的时候，叫大舅发现了。哪儿来的？只得照实说。大舅腾的站起来，饭不吃了，虎着脸，一手拉一个，把我们俩拽到张家，鞠躬，赔罪。那天晚上黑极了，是我儿时最黑的一个晚上，而那个教训，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还铭刻在心。第二年，大舅自己种了那种“宝葫芦”。
以后，我离开老家，离开大舅，至今半个世纪有余。少年时期跟着妈妈“转战”山东各地：乐陵、淄博、青岛、济南，可以说逐妈妈工作之地而居、而学。成人之后，落脚在北京，笔耕近四十年矣。半个多世纪以来，时时想起大舅，但只见过三次。
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博山上中学，寒假回去探亲。大舅还是那么乐和，只是脸上已经添了一些皱纹，见了我，一个劲儿拍：长高了，长高了。晚上一家人凑在姥姥炕上，大舅、二舅，还有二姨、三姨、四姨，围着姥姥，说不完的话儿。忽然，大舅严肃起来：小瀛儿呀（大舅叫着我的乳名），这几年最解气的事儿，莫过于政府把害你姥爷的汉奸查出来，正法了。就这一句话，全家沉寂下来，只听见火炉子上烧开水的铁皮壶咝咝咝响。我知道，谁也不愿再说起那个痛得撕心裂肺的惨剧。小时候，大舅也从未对我说过，大概怕我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上中学时填表，涉及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要填爸爸，姥爷，妈妈才告诉我：那是1942年冬天，汉奸领着日本鬼子来抓抗日干部家属。因为我爸爸杜子甫是中共鲁北地委书记，兼八路军某部政委，虽然已经于1942年6月10日在着名的柳林惨案中壮烈牺牲，但敌人仍然要斩草除根，祸及亲属，我姥爷首当其冲。妈妈说，日本鬼子在汉奸指认下抓到我姥爷之后，把乡亲们赶到村东场垣上，用大刀把我姥爷的头砍下来……妈妈泣不成声。
一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在不少地方饿死人的那年春节，我作为大学生，饿回老家去了。姥姥和舅们、姨们，从牙缝里省出可吃的，送到我嘴里。那年，姥姥的头发全白了，而大舅，好像脸变长了，个儿也显得更高了，大概是因为瘦的缘故吧。为了一家老小生计，大舅早已没有心思和闲情养鸽子，做笼子，喂鸟儿，正经事儿还做不完呢。大舅是种地的好手，在生产队里，扶耧、扬场、簸簸檱……这些传统的高技术活儿，非他没属；而在农活之余或农闲时候，他则起早贪黑，到周围赶集，为人补自行车带。他不止补车内胎，而且用热补的方法，补车外带，这在方圆数十里，是他的绝活儿。那年春节期间特别冷，雪下得挺大，老化不了，西北风吹到人脸上，象刀子似的。快到年根儿底下了，大舅还去赶集，天黑前回来躺在炕上，我给他捶腰。他说，小瀛儿，你是个大学生了，你给我说说，你们一家一辈子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革到这会儿，怎么有的地方还会饿死人？我答不上来。春节过后回学校时，大舅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三十块钱：饿了，买点吃的。那时候，农村一个工分儿是七分钱，一个壮劳力一年最多能挣两千来个工分；我一个月的饭费是十块钱。
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妈妈离休住在北京，让大舅来这里玩些天。大舅年逾古稀，可身板儿硬朗，腰不弯，背不驼，脸上虽然添了许多刀刻似的皱纹，但是又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看到的那种乐和劲儿，而且还是象当年喜欢我那样喜欢我的两个孩子。白天，妈妈带着他看长城、香山、颐和园、故宫、天坛、北海，晚上围在一起看那台12寸的黑白电视，怀里揽着孩子。大舅嘴里不断啧啧感叹：这玩意儿怎么那么奇呢，怎么那么奇呢！不念书，没文化，造不出来。一定叫孩子多念书，能念多高念多高。
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大舅，只是从信里，后来从电话里，知道大舅八十多岁还能骑自行车到三十里开外的县城。
2002年12月25日，大舅无疾而终，享年92岁。
2002年12月27日
（载《人民文学》2004年第1期）
大舅撑起我的天
得知大舅去世的消息，是一天午睡刚醒。电话铃响了，农村大舅家的表弟打长途来说大舅“过去了”。他说得很平静，似乎并不特别悲伤。表弟告诉我，大舅走的时候很清醒。晚期已经不能吃东西，靠输液维持。大舅说，不要输液了，我没病，就是老了。用古人文雅的说法：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听到这消息时，开始我也很平静，但有关大舅的种种情景浮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眼睛湿了。
大舅喜欢孩子，对我尤其呵护备至。我不到四岁的时候，爸爸就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妈妈带着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在离家一、二百里的惠民、乐陵一带地方打游击，把我往姥姥家一放，托付给姥姥和大舅。听姥姥说，那时候我特别依恋妈妈，每次妈妈走，都大哭大闹，抱着妈妈的腿，不让走，不吃不喝。所以，每次都是妈妈把我哄睡了，或是叫大舅领我出去玩儿，乘我看不见的时候偷偷离开。妈妈走后，一连多少天，我总是眼泪汪汪。等我长大稍懂事的时候，我的几个姨常常拿这件事取笑我，说我小时候没出息：离开妈妈像是天要塌下来，好比有人挖你的心，你看，那么多兄弟姊妹，谁像你那样离不开妈妈？当几个姨取笑我“没出息”的时候，大舅总是出来替我说话：咱们家这么多孩子，有谁像瀛儿哥俩那样从小没了爸爸？没了爸爸，又不能时时守着妈妈……大舅一面说着，一面伸手抚摸我的头顶，而我也顺势把头靠在大舅腰间，酸酸的，再也说不出什么话。这时候，姥姥在一旁掉起泪来。姨们也都低头不语。
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每次同妈妈分别，的确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有一种“挖心”的感觉。长大后，常常听人说“母子连心”的话，我想，当初发明这话的人，定有“挖心”之痛，不然哪说得出来；还有一个成语叫“生离死别”，谁解其中滋味？如果解得，用这个成语形容我当时的感觉该是十分恰当的。而且，姨们说“像是天要塌下来”，当时我还真有这种感觉。那是一种莫名的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的恐惧感，比天塌了还厉害。我的这种感觉如此强烈，是本能使然？--是爸爸牺牲使我受到的刺激。
爸爸杜子孚，名兰友，子孚（有时也写成子甫）是他的字。通常大家喊他“杜书记”，因为他是中共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在部队里喊他“杜政委”，因为他还兼第一军分区政委。 1942年麦收时节，日寇出动两万多人对第一地委和第一军分区所在地进行大扫荡，爸爸和军分区石景芳司令员指挥军民进行英勇的反扫荡，终因寡不敌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为国捐躯。妈妈说，那天傍晚从战场突围出来的一位叔叔，下巴已被打穿，挣扎着来报告爸爸牺牲的噩耗。当时虽然并不理解，但在记忆中，那天晚上我们家的确是天塌下来一样。平时总是笑眯眯领我玩儿的奶奶，哭得昏死过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奶奶哭，而且是这样死去活来的哭。妈妈把我搂得很紧很紧，眼泪把我的脸都滴湿了。只听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说：“你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也是第一次看到妈妈哭，哭得把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我也使劲偎在妈妈怀里哭。以往我在家里感受到的多是欢乐。不久前家里人围在一起说话，伯父揽着我说，长大后你也像爸爸那样打鬼子，你叫瀛（营），就当个营长吧。我也特别得意，家里家外每每以“营长”自居，要指挥大家打鬼子，总是惹得全家人开心。此刻，巨大的灾难如洪水铺天盖地袭来，全家都被淹没了。那时我还不太懂悲痛为何物，只是觉得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恐惧笼罩着我，压迫着我。对于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来说，这突然的变异，比天塌地陷还厉害。
这时，大舅赶来，安慰妈妈，帮助爷爷和伯父照顾昏死的奶奶。
我记得当妈妈哭得连苦胆水都吐出来的时候，我怕极了。我觉得天像倒了的房顶那样，向我压下来。大舅把我抱过去揽在怀里。他撑起我的天。他也给我们家多加了一根顶梁柱，在这个太沉重、太巨大的悲痛和悲愤下面，撑起一方空间。
然而，这之后不久，同样巨大的悲痛和悲愤也袭击了姥姥家。爸爸牺牲后半年，1942年隆冬，日寇扫荡来到姥姥家所在的那个村庄，抓抗日家属。那年冬天特别冷，厚厚的积雪老化不开，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刺人。姥爷为了安排腿脚利落的年轻人逃走，自己躲避不及，和姥姥一起，落入日寇魔掌。日本鬼子把姥爷、姥姥和许多乡亲，驱赶到村东场垣上。两位老人受尽折磨和摧残，姥姥头破血流，昏死在雪地上；姥爷，活活被日本鬼子用大刀砍下头颅，鲜血喷出好几尺高，染红了场垣上的白雪。我想，在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电影、绘画中描绘的类似情景，远远不能表现那种惨状。现在我用什么样的字眼儿都不能恰切形容那暴行之惨无人道，我想象不出“人”（是人吗？）竟会有如此残酷的行为。前天看电视，偶然看到中国科学院齐康院士正在解说他所设计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其中一个醒目的场景是一把杀人的大刀，旁边是一个人头。齐康先生已经年逾古稀，满头白发，他说他小时候看到过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残害，他和他的父亲也亲身受过日本鬼子的欺侮。我立刻想起了我的姥爷。那是我姥爷以及千千万万同我姥爷一样惨死在日寇刀下的善良的中国百姓的头颅啊！用大刀砍头颅，这应该是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的典型方式和手段。恰巧，也就是那两天，在电视新闻中又看到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对着被供奉的侵华战争中残杀中国人民的甲级战犯灵位鞠躬。在小泉走向靖国神社时一起一落的鞋底下面，我分明看到了血迹，在小泉鞠躬时，我看到了刀影。
我姥爷被害时，52岁，姥姥也是52岁。大舅，32岁。他是老大，我妈妈是老二。下面还有二姨、三姨、四姨。还有一个小舅舅，那年才13岁。天又一次在我姥姥家被悲痛和悲愤压得塌下来。大舅作为长男，对姥姥，他负起儿子的责任；对弟、妹，他负起兄长的责任；对失去父亲的我和我哥哥，他负起父亲的责任。又一次撑起塌下的天。为了我和我哥哥之痛，他把自己的痛，掩藏着。但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大舅对我特别好，所看到的总是个乐乐呵呵的大舅。
到了1944、1945年，冀鲁边区已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抗日形势逐渐好起来，妈妈在乐陵随地委机关工作，哥哥在惠民革命子弟小学上学。抗战胜利后，妈妈到各地搞土改。而那几年，妈妈照样忙，大多数时间照样把我放在姥姥家，我也仍然撕心裂肺地离不开。每到这个时候，姥姥、舅和姨，就要千方百计把我塌了的“天”撑起来、补起来。这个为我撑“天”、补“天”的工作做得最好最有效的，除了姥姥，就是大舅。
大舅是我幼年和少年时期最依赖的人，也是我长大成人后想起最多的人。这十几年从信里，从电话里，知道大舅八十多岁还能骑自行车到三十里开外的县城；直到九十岁，还能骑车到离家八里地的张大庄赶集。我和妻子、孩子，感到欣慰。同人谈到大舅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人们：大舅人好心善，应该长寿。
家里人发现他身体不太好，只是近半年的事。而我，不知为什么，最近也频频想起大舅，没来由的想起他--尤其是最近几天。前天我还对妻子说，不知大舅怎么样，他该九十二岁了。
如果相信有什么“感应”，大概这就是了。
我在电话里对表弟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说大舅最疼我。
我哭了。
表弟也哭了。
2002年12月27日稿；
2004年1月18日据朱寨意见改。
（原载《北京文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