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许久以来，略知我家世的好多朋友总对我说：你应该写一写你的爸爸。他们从各种渠道知道我爸爸杜子孚（有时也写为子甫）是位抗日烈士，曾做过地委书记，牺牲在战场上，很悲壮。特别是二零零二年爸爸牺牲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有一种冲动：要写点什么纪念他，在自己心中，在家人心中，为爸爸建一座碑。
可是，我屡屡提笔，又屡屡放下。
唉！我有一种无从言说和无以言说的悲哀和无奈。
现在上小学或上中学的孩子们，假如老师给他出一道作文题“我的爸爸”，一般情况下他总有些鲜活影像可写，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爸爸身边，爸爸嘴里呼出来的气都能感受到，爸爸长得高矮胖瘦，甚至某颗黑痣长在脸的某个部位，说话时好用些什么口头语，喜欢京剧还是爱看球赛，他都清楚。而我呢，爸爸音容笑貌一概不知。我尚未出生，爸爸就已经离家打日本鬼子去了；我不到四岁，爸爸战死沙场。我脑子里基本没有，也可以说很难搜索出关于爸爸的感性印象。
或者儿时曾经有过，但我不记得了。
听妈妈说，我不到一岁时，爸爸带队伍路过，匆匆回家，看到我胖胖的小脸，喜欢得不得了，抱着又是亲又是咬，胡子茬扎得我哇哇直哭。我的哭声还没停，他又匆匆跟队伍走了。--这，我哪能记得呢。
妈妈还说，形势稍好一点的时候，她也曾带着我和哥哥去看过爸爸一次，那时我大概三岁。噢，妈妈一说，倒勾起我模模糊糊的些许记忆：我曾经在某个大门外空地上拿着一块苞米饼子吃，一只大红公鸡大摇大摆靠近我，用它硬硬的嘴来啄我手里的饼子，它似乎长得比我还高，我吓得哭喊。好像是爸爸跑出来把我抱进屋去，屋里开会的人一阵欢笑。你若问我当时看到的爸爸什么样？我说，记不得了。一个三岁的孩子泪眼看爸爸，能看清什么呢？我当时获得的大概只是一种得到爸爸保护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可惜，现在想来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太少了。至于关于爸爸的其他印象，我却想不起什么。他大概成天开会，商量打鬼子吧，哪有时间陪孩子玩儿，同孩子亲热？也许偶尔有时间陪我，我也不记得了。
再以后，没有机会了，永远。
我从小就羡慕那些能够时时生活在爸爸身边、坐在爸爸腿上、偎在爸爸胸前的孩子。
爸爸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物，除了一张毕业文凭，一支画画用的毛笔，一棵他亲手栽种的长在房后的槐树。
毕业文凭和毛笔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房时，从老墙的夹缝里发现的。伯父说，那是抗战时期爷爷藏的，他不想让爸爸的任何一点东西落入敌人之手。文凭上写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爸爸在天津中学毕业。二十多年后我看到它时，纸已变黄、变脆。但它是我们家的宝物。因为最可贵的，是上面有一张爸爸的相片，虽然右下方有学校钢印的痕迹，但面部清楚。这是爸爸留下的唯一一张相片。初得到这张相片时，我的手激动得发抖，眼碰到它时，心怦怦直跳--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来年，第一次这么真切地看到自己爸爸的脸庞：眉毛浓浓的黑黑的，斜插上去。眼睛里有一股子英气。留着分头，头发不长，但显然很硬，一种不驯服的样子。嘴唇稍厚而微微上翘，令人感到男儿的刚毅。
伯父说，看你现在，就想起你爸爸当年的样子。
相片上的爸爸，不到二十岁。伯父说，我们家世代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几辈只出了爸爸一个读书人，爷爷靠种梨树供他念书，在天津。临毕业前半年，快放寒假了，全家人等爸爸回来，一等再等不见人影儿，着急。后来知道是“一二·九”闹学潮，爸爸还是学生里面的头儿，和北京的学生联络，上街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向政府请愿，听说差一点去了南京。后来，反动政府要抓他，他又联络几个同学回到家乡来宣传。正好快过春节了，赶集的人多，他们搬个凳子站上去，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爸爸穿件大棉袍子，讲得嘴角出白沫，头上直冒汗。
毛笔笔杆儿尾部是骨质，有红丝绳。笔帽是黄铜的，打开，是狼毫，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墨迹。爸爸画画，用过的。伯父说，爸爸最爱画的是公鸡，扯着嗓子打鸣的，踮着脚，使劲儿呢。我堂兄最喜欢这画，拿来贴在墙上。可惜，跑鬼子，没保存下来。
槐树是爸爸小时候学着爷爷种梨树的样儿栽的，起初那棵小槐树苗没有人高。爸爸时时去浇水。后来爸爸出去上学，奶奶常常去看护。哪承想，不到二十年它竟长成一棵齐房高的大树。有一次鬼子进村，住在我家的八路军顺树而下，从后院逃走。一九六零年我回乡探亲，看到那棵有着三个树杈的槐树，亭亭如盖，已经两房多高。那次我在槐树下伫立良久。后来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回忆当时情形：“……手把槐桠，像握着父亲的手臂，不禁热泪盈眶。”
至今思之，依旧潸然。
妈妈说，七七事变前，爸爸到泊镇九师，继续抗日宣传。爸爸讲话充满感情，富有扇动性，人们爱听。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天生的宣传家，条件好：嘴大，常被戏称“杜大嘴”--小时候能把自己的整个拳头放进嘴里。泊镇九师的学潮，轰轰烈烈，在华北地区有名，由刘格平领导--他是中共津南特委书记，后来是赵鎛。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爸爸全身投入抗战，立即担任了南皮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一九三八年肖华奉命来冀鲁边区，加强、完善领导班子，建立津南、鲁北两个地委，爸爸任津南地委宣传部长，不久，任第二地委书记，后调任第一地委书记，直至牺牲。 伯父说，肖华到我们家来过，就住在三爷爷院子的南房里，人挺亲热，个儿不高，利落得很。
那个时候我刚刚出生。
前几天我同妻子去拜访了曾与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周玉峰（后来的名字叫关锋）。一见面，他说，我同你爸爸很熟，一起在第二地委工作了一年多，他当地委书记，我当宣传部长。
我说：我不知道爸爸长得什么样儿。
他说：比我高，我一米六八。你很像你爸爸，面部轮廓，眉毛，眼睛，个头儿。
我问：你们第二地委的机关设在哪里？
他笑了：你爸爸到哪儿，哪儿就是地委机关。打游击，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哪有固定的地儿？反正是在咱们老百姓家里。我们第二地委管平原、禹城、德县、陵县、临邑、德平、济阳、齐河等十来个县，几个主要领导人分头去活动，每人身上别着匣子枪，带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员。那时我们身体好、精力旺，成天东跑西颠，从不觉累。路远的地儿，骑毛驴儿，有时还骑自行车，公家配给的交通工具。你爸爸管德县、陵县……一带，我管平原、禹城……一带，李萍（别看像个女人名儿，其实是男的，本名于梅先，组织部长）管齐河、济阳……一带。半月、二十天，顶多一个月开一次地委会议或者碰一次头，还常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你爸爸，很出色，工作有魄力，说话干脆。我们两人观点一致，在一起合得来，紧张、亲切、愉快。
怎么同上面联系？
有时你爸爸到边区汇报、请示，也常去开会。还有一种方式：通过无线电收听中央精神。社论，电报，几乎天天有。我是宣传部长，掌握两部电台，还办一份《黎明报》，两天一期，石印的。
危险吗？
危险当然有。但是你爸爸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当时我们第二地委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你爸爸很会做乡亲们的工作，群众基础好，老百姓保护我们。敌伪军也买我们的账，不敢惹我们。我们善于做敌伪工作，侧反，他们那里有我们的内线，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送枪、送子弹。一次，你爸爸出去活动，要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过几人深的壕沟，里面的人给我们暗号：没事儿，过吧。我们组织人去扒敌人的铁轨给老百姓打农具，敌伪不敢管，他们若动，我们就能把他们连锅端。
当年我爸爸二十五岁，而周玉峰，二十二岁。如今，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虽然走路不太灵便，但思维清晰，谈起当年，历历在目。他眼睛望着窗外：
子孚，多么好的一位同志，牺牲了！四一年下半年他调到第一地委工作，四二年初我们还在一起开过会，亲亲热热见面。没几个月，传来噩耗，牺牲了，还有好多同志一起……
一九四二年，冀鲁边区的土地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史书记载，那年初夏，日寇五万余众在岗村宁次（就是后来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个敌酋）指挥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调转头往东扫荡冀鲁边区。我军将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三百多人壮烈牺牲，被俘四十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
伯父说，正是麦熟时节，天刚麻麻亮，你爸爸带领队伍突围。先是顺着鬲津河堤的交通沟撤，悄悄的，猫着腰，一路小跑。你爸爸提着匣子枪，通讯员还为他牵着那匹大青驴，想越过鬲津河突出去。走了五、六里地，发现前面有鬼子的动静，仔细瞧，敌人已经占领河岸。只好再往回折，兵分两路，你爸爸和石景芳专员分头指挥。渐渐的，天大亮了，被河岸上的敌人发觉。那就打吧，冲吧。枪声劈劈啪啪响起来，咱们的同志，没有一个怕死的。但是鬼子居高临下，而且轻重武器都有。先是那匹驴被打死了。接着，通讯员牺牲了。最后是你爸爸。伯父说，鬼子走了以后，咱们的同志在半人高的麦地里找到你爸爸的遗体，他手里还握着那只匣子枪。
妈妈说，突围出来的，很少，就青救会主任燕明、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几个人。还有一个同志，一直不知道什么名字，下巴给子弹打穿了，跑咱们家来报信儿。
妈妈还说，你爸爸有血性，是个烈性子。家里人嘱咐他小心，他常说，小心还要放开心，不怕。对鬼子，就是打，消灭他。真正遭遇了，就拼个你死我活。那次他拚了，他的那些战友也拼了。听说石景芳他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砖头，用牙咬……同你爸爸一样的。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流在家乡的土地上。
二零零二年初夏，我们全家捧着妈妈的骨灰，撒在家乡的土地上，撒在爸爸的坟旁。
猴年春节前五日（2004·1·18）于北京安华桥
（原载《美文》2004年第6期）
大舅
大舅喜欢孩子，特别是表弟和我。小时候，我常住姥姥家，大舅是孩子头，都三十多岁了，成天和孩子们逗乐。我去，领我们玩儿的总是大舅。
夏天领我们逮知了，摸“泥猴”--就是知了的幼虫。天刚擦黑儿，大舅领我们一帮孩子到小树林里，先是在地上寻摸，大舅说，看哪里有洞眼儿，悄悄等着，一会儿泥猴就爬出来。果然，那小家伙出来了。当我用小手抓它的时候，心怦怦跳。有时候等不及了，就用手指头抠，手指抠不动，就用小树枝撅，但有时会把泥猴伤着。倘若你在洞口没找到泥猴，别急，过一会儿你再顺着树干找，它们会沿树往上爬。泥猴抓回去，放到蚊帐里，等它变知了。等着等着，睡着了，第二天一睁眼，一只大知了正在蚊帐上爬呢，翅膀还是白的，后边是土黄色的知了壳。摸泥猴之外也逮长成的知了，会飞的，会叫的。歇晌的时候，用拴着马尾的竹竿在树上套。马尾绑在竹竿头上，是活扣。大舅说，你得耐心。看准了哪个树枝上有知了，轻轻地把竹竿举过去，让马尾的活扣正好放在知了的头前，沉住气，知了的前腿会自己去挠那马尾，它可能还觉得好玩儿呢，等到它把头也伸进马尾扣里，你一拉，知了拽着马尾飞着叫着在你的竹竿上了。也有时晚上点一把火在树林的地上，大舅就去用脚踹树，一棵棵地踹，只见树上的知了，一只又一只地往火堆这儿飞下来，有的还拉着长音儿。我们这些孩子就跑着去捡。
初秋逮蝈蝈儿，天再冷一点儿逮黄雀儿。大舅手巧，做许多好玩的给我们，包括做蝈蝈儿葫芦，鸟儿笼子。那简直是工艺品。蝈蝈儿葫芦是用自家种的葫芦做的，涂上颜色，刻上好看的花纹，还有很好看、很合缝的盖儿。我小时候珍藏着几个蝈蝈儿葫芦，连睡觉也搂着。可惜，跑鬼子，战乱，离家，丢了。蝈蝈儿一直养到冬天，揣在棉袍子里，在胸口上叫。冬天和乡亲们一起晒太阳，突然自己棉袍子里蝈蝈儿叫起来，甭提多自在，多骄傲！鸟儿笼子各式各样，圆的，方的，还有专逮黄雀儿的“打笼”。做笼子有一套工具，小时候我数不过来。做笼子用的竹子是经过处理的，不变形。一只好笼子，从选料起，不知费多少道工序。插笼条的眼儿要打得周正、均衡，距离一样，而且从笼顶儿到笼腰儿再到笼底儿，上下几道眼儿对得崩儿直，如同今天计算机处理过似的；笼条粗细也象现在机器制作的，不差毫厘。笼子做好了，磁磁实实，一个大人踩上去，没事儿。现在想来，大舅当年做的笼子，比有名的“涿州马”不差。秋天过黄雀儿了，大清早，大舅把自制的“打笼”，高高挂在树上。我们跟着他，远远的。打笼分两层，底下一层是大笼子，放着“鸟油子”，或者借用现在的时髦词儿，叫鸟“托儿”，通常是母鸟儿；顶儿上一层是两个可以反扣笼门的小笼子，谷穗拴在小笼盖儿上，盖儿向上打开，连在一起的活动横梁也升起来，那横梁恰恰同笼顶儿处在一个水平上，鸟儿若想吃谷穗，只要往上一站，啪！笼盖儿扣下来。不一会儿，成群的黄雀儿叫着从天而降，我们都不敢喘气儿，直到眼睁睁看着小黄雀儿落进打笼，才跳起来。不是逮到什么样的黄雀儿都留，大舅要仔细察看，选当年的小雏鸟儿，个儿要大，身条儿要长，头顶儿要黑，毛色要黄里带青，形体要自由而舒展，叫起来要宏亮而带水音儿，真是百里挑一。挑好了，其余的鸟儿，全放飞。他养的黄雀儿，可以打开笼门儿飞到树上，手一招，飞回来了。等来年一开春儿，鸟儿撒着欢地哨，而且哨出各种花腔儿来。有的黄雀儿特灵，能学“红子”（北方、特别是北京人爱养的一种山雀），哨出“的的锵，的的锵……”，很有节奏、很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