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
一些朋友常常拿我的名字玩笑：杜书瀛，“赌输赢”也，戏我为赌徒。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奶奶给我起名“赢”，是赢定了的意思，没想到过“输”，也不含“赌”。我生在1938年7月19日，即农历虎年6月22日。我还有一个哥哥，先我两年来到人世。那时候一般人家都喜欢小子（男孩儿）而不喜欢丫头（女孩儿）。我伯父已有六个孩子，全部是小子，爷爷奶奶个个都喜欢。我哥哥出生前，爷爷奶奶仍然盼着是个小子。既出生，果真是小子，欢喜得不得了，取名“正”，意思是正正当当，不斜不歪，要我爸爸妈妈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下一个还要生小子。果然，心想事成，两年后我出生，还是小子。
赢了！还要赢下去！于是，“赢”就成了我的小名儿。
小时候，大人们“赢儿”、“赢儿”的叫，从不想赢字怎么写，也不在意怎么写。那时正是抗日战争，爸爸是抗日军队的领导干部，离家奋战在沙场，伯父以此为荣，常常要孩子们学我爸爸，长大去打日本鬼子。一次，伯父逗我玩儿，说，你叫赢儿（营儿），就当个营长吧。这个时候我大约不到四岁。六岁，上学了，总得有个大名。我们杜家到我这一辈儿，行“书”字，于是我的大名就援例在小名儿前加个“书”字，成为“书赢”。但当时我只想着当“营长”，坚决要求把名字写成营长的“营”，于是就成了“杜书营”。后来，我的启蒙老师，颇有些古文底子的冯先生，给我改成“书盈”，据说《礼记·礼运》上有“三五而盈”的话，疏曰“盈为月光圆满”，而且“盈”通“赢”--得胜，兼含有余的意思，也大体符合奶奶当初的本意。特别是长大一点的时候，得知有一成语叫“蝇营狗苟”，没想到“营”字不但可以同“营长”连在一起，还可以同“蝇营狗苟”相关，觉得这同大舅一贯教我“男子汉做人要堂堂正正”太离谱，再看“营”字，顿生厌恶之情，暗暗佩服冯先生“盈”改得好：“丰盈、圆满”或者“得胜、有余”无论如何比“蝇营狗苟”强百倍。再后来，读了点儿古文、古诗，知道李白有“海客谈瀛洲”诗句，知道海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更觉得“营”字太俗气，而“盈”字，似乎也雅得不够，遂自作主张改名为“书瀛”。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像现在改名还要到公安局，自己要改，轻而易举改成了。幸哉！幸哉！
我印象中，上小学、上中学甚至上大学时，同学们几乎没有人拿我名字的读音开玩笑，好像那个时候大家太老实，光去追求“进步”了，没从名字上下取笑的功夫。只是到了文革，才开始在名字上做俏皮文章。先是打派仗，对立派有人拿我的名字说事儿，说我是“政治上的赌徒”：你“赌输赢”肯定要“输”，“输定了”。那时年轻，好叫真儿，最忍受不了人家骂“赌”，觉得人格受辱--我做事，向遵母训：一曰“实打实，不取巧”，二曰“明人不做暗事”。骂我别的，什么都好说，就是骂我“反革命”也比骂“赌”强。不过，天天骂，骂皮了，感觉渐渐迟钝起来。后来，打派仗打得越来越没劲，于是改打扑克，朋友们常常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出牌赌一把，来个“赌输赢”。跟着的，往往是一阵并无恶意的哄笑。
文革结束后第一个拿我的名字开玩笑的是张平化同志。那时我被乔木同志挑去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同王若水、黎之、王树人（不是哲学家王树人，而是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树人）、郑惠等一起。张平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厚厚软软的地毯上同大家见面，一一介绍。当读到我的名字时，平化同志笑起来：你这个名字真有意思，杜书瀛，“赌输赢”。你同谁“赌输赢”啊？全场轰然。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咬定我这个名字是故意造的假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钟惦棐同志--就是当年因为敲《电影的锣鼓》而沉冤几十年的那位杰出评论家，那时他刚复出，在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工作--有一天大早来上班，一见面就兴冲冲告诉我，为了我的名字问题，他同一位朋友争得不可开交。起因是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好像是同某人辩论的。当然我竭力强调我的理儿，挑对方的不是，批评对方的“阶级斗争情结”。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结”还相当有势力，在那位朋友看来，批评它并非没有风险，说不定谁输谁赢呢！他对钟惦棐说：这位作者化名“杜书瀛”，肯定是要“赌”一把“输赢”。钟惦棐竭力辨明真相，并称可“验明正身”，居然没能服人。听后，在坐者哈哈大笑。
也有朋友劝我改名，换一个读起来好听而不至于发生误解的，但没奏效。一是现在改名须得到法律承认，那手续，差不多同申报国家课题或申请晋升职称一样烦琐，一想，我头就大了；二是这名字同我这肉身生死与共、形影不离生活了六十几年，已经产生一种亲情，怎能说抛舍就抛舍？于是横下一条心：即使有一天“身与名，一起臭”（借用启功先生六十六岁《自撰墓志铭》语），也认了，不改！
不但不改，而且前年我的小外孙在美国降生，我女儿非要把孩子的名字同姥爷的名字连在一起，想来想去，我说，叫“瀛洲”吧，沾个“瀛”字。孩子爸爸姓“伟迪”，于是外孙名字全称：瀛洲·杜·伟迪。我女儿对这名字很满意，因为孩子虽为美籍，但心系中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现在瀛洲已经开始学用英汉双语说话，他常常用汉语说“我叫瀛洲，我叫洲洲”，接着用英语拼读：“j-o， j-o，洲洲”。并且时不时告诉妈妈：坐飞机，上北京，看奶奶，看爷爷。--姥姥、姥爷的汉语卷舌音不好读。
现在，我的名字更是铁定不能改了。杜书瀛，“赌输赢”，管人们读什么音呢。
其实，我从没有想过要“赌输赢”，不论是政治还是学术。
2004·2·6，北京安华桥寓所
2004·2·8改
（载《光明日报》）
我家有个梨树园
我于梨树和梨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六十多年以前，我家有一个梨树园，是我爷爷亲手栽种树苗、亲手嫁接、亲手侍弄的。正是依靠梨树的收入，供我爸爸在天津读完了初中，又到泊镇的河北省立九师读后师（高中），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投入反对日寇的斗争为止。
小时候，大约从我光屁股满地跑起，就经常同大人一起泡在梨树园里。
春天，雪白的梨花铺天盖地，我仰头看不到边儿；蜜蜂嗡嗡叫着在花间飞来飞去，对我毫不理睬。各种鸟儿也来凑热闹--黄翅膀、黄胸脯的“柳叶儿”纤巧玲珑，在树叶间上下跳动；红胸脯的红靛颏和蓝胸脯的蓝靛颏贴着地皮飞，不时哨几声，一会儿落下来，跳着找活食吃，我一贴近，它们就跑；麻雀成群结队，飞进飞出，叽叽喳喳喊个不停；偶尔也有布谷鸟在这里歇歇脚，布谷，布谷，喊几嗓子，悄悄走了；只有穿花衣的啄木鸟最执着，在园子边的老榆树上咯、咯、咯……敲个不停。生人咋进园子，淡淡的梨花香气可能会令他陶醉，而我久居其中，竟然闻不见香味。那时我还不知道也不懂得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妙句，不然我会反复吟诵的。
夏天，当梨花坐果、小梨由玉米粒儿大、逐渐变为海棠果儿大、核桃大……时，虫子要爬上去咬噬它们。爷爷治虫，除了踩着梯子手捉之外，还有妙法：在每棵树根周围培起细细的松松的沙土，蠕动的虫子费尽力气顺着沙子往上爬，却每次都在松动的沙土上滑下来（那时没有农药，那树上的梨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眼看着虫子滚落的样子，不禁拍着手笑，觉得乐趣无穷--后来我读古希腊神话，知道西西弗思违抗宙斯之命而遭惩罚，推一块巨石到达山顶，但石头到山顶后一定会重新落到山脚，他只好一直重复着推石上山的劳役；那虫子真像西西弗思。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分落梨”，那是全家最愉快的时节，男女老少齐聚梨树园，小心翼翼地把每个梨摘下，装筐；而且要区别大小、好次，按品质种类分别放置。数量最多的是脆鸭梨，因为刚刚摘下来，青里透黄，若摔在地上会碎成好几瓣儿，梨汁涔一地。还有少部分糆梨，淡黄的绸子般的表皮上有许多细小的点子，像洒在上面的无数小星星；它不像鸭梨那样秤砣似的腚圆头尖，而是球一般浑身滚圆，咬一口，甜甜的，软软的，绵绵的，带一点粉的感觉。它们都不能碰、不能磕，完好无损才能存放一段时间。不过我倒希望有磕碰一点的，可以挑拣下来给我大饱口福--那时我可不像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梨》中所谓“爱此花，甚于爱食其果”，而是爱食其果甚于爱看其花。即使有的梨还未成熟就磕碰的、虫咬的，妈妈也可以给我们煮着吃。上好的梨，除了相当大一部分出售以供家用，总是送许多给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他们都夸爷爷种的梨好吃，这时爷爷最开心，露出两颗大门牙憨厚地笑。
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天津鸭梨”很有名，但很少人知道那有名的“天津鸭梨”，产地就在我们那里--天津南二百里的鬲津河畔，而我们那里梨树侍弄得最好的，是我的爷爷杜有林和他的胞弟杜有连哥俩，梨树是他们的命。
这是六十四、五年以前的事情了。时世变迁，梨树园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的时代变为耕地--那时我作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四十八小时不睡觉试验土法“炒钢”，所以不知道、也顾不得感伤；然而，儿时梨树园的温馨一直留在我心里，如今回忆起来，想流泪。
2007．5．31写，发表于2007.12.13 《今晚报》
故乡的春节
儿时，妈妈因工作紧张，把我放在姥姥家--华北大平原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那时我最盼的是过春节。一来，春节团圆，可以见到妈妈；二来，春节有好玩儿的、好吃的。那年我七岁，正值日本鬼子投降。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胜利，大人格外舒心，孩子也格外开心。岁末将近，大家绷着劲儿要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一进腊月，节日的兴奋就被逗起来了，我总是数着日子过每一天。到腊八，眼巴巴看着姥姥用自己地里种出来的小麦、大麦、玉米、花生、小米、大黄米、高粱米、绿豆……十几种粮食，再加上红枣、核桃仁、莲子、百合等等，合在一起熬腊八粥。等熬好了，掀开锅，热腾腾、甜丝丝、香喷喷，红的枣，黄的米，白的莲子，黄褐色的核桃仁……没等吃，口水就流出来了。可是，八宝粥盛出来，姥姥先不给我吃，而是放两碗在桌子主座的两个空位子上--那是给姥爷和爸爸的。爸爸是抗日部队的政委，一九四二年初夏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姥爷也因是抗日干部家属，一九四三年冬被日本鬼子抓去用军刀砍下了脑袋。然而，苦难终归是过去了！那天在饭桌前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来，姥姥对大舅、二舅说，日子来得不易，咱活着，就要好好过好这个春节，让死的没有白死。那次姥姥和舅舅没有流泪。
我数日子好不容易数到腊月二十三，舅舅说，今天是小年，从现在起，就开始过年了。那一天，全家老老少少一起出动，把屋里屋外、天井过道、牛棚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堂屋犄角旮旯的常年老灰，也清理得一尘不染。姥姥说，把日本鬼子八年带来的秽气全都扫出去。晚上全家在堂屋送灶王爷。大舅个儿高，站上灶台把贴在墙上的灶王码小心取下。姥姥在小桌上摆好一盘糖瓜，一盘料豆，几根草，率领全家人跪下，把大舅取下的那张灶王码的嘴上抹了些糖，然后用火柴点着，口中念念有词--那是一段送别的话，我只记得其中两句：“上天言好事，来年降吉祥。”据说灶王爷是被玉皇大帝派往民间管理灶火的饮食之神，同老百姓接触最紧密。每到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返回天宫“述职”。所以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灶。草和料豆是给灶王爷的马吃的，而糖瓜则犒劳灶王爷本人，让他嘴甜甜的，在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好话，不说坏话。
过了腊月二十三，是各家各户忙着办年货的时间。姥姥家周围十几里，就有四个大集，按照一六（即逢一日和六日，以下类此）、二七、三八、四九，差开，五天一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集市上，人格外多，摩肩接踵。我和表弟跟着舅舅赶集，在各色年货摊前穿行。大人买什么，我们并不关心，只记得舅舅给舅妈买了头上戴的绒花，他说，跑鬼子这几年没买，今年要叫她戴几朵。我们小弟兄俩的心思全在爆竹上，反复挑选，最后提着我们最喜欢的四挂响鞭、两个闷雷、十个二踢脚、一束起火，高高兴兴回家。
人们都说大年初一是春节的高潮，其实我感觉大年三十春节气氛最浓。这日，白天姥姥和舅妈在堂屋的家谱下供桌上摆放各种供品--猪头、鸡、点了红的馍馍、点心、鲜果和顶好的白酒；我和表弟则跟着舅舅在打麦场上“打囤子”--用草木灰画出大大小小盛粮食的囤子，几乎占满整个场院，祈求来年丰收，粮食满仓。黄昏，舅舅抱着许多芝麻秸撒在院子里，说，等子时你们兄弟俩去“踩岁”（踩碎）--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强。晚饭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守岁。孩子们嗑瓜子、吃花生，谁也不睡觉，实在悃了，就去放个炮仗。单等子时一到，姥姥、舅妈煮饺子，孩子们跑到院子里踩岁，舅舅则到大街上用竹竿挑着放长鞭--那年全村鞭炮放得特别多，就像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春节全北京放鞭炮那样。
吃了饺子，拜年就开始了。先是全家在家谱下给祖宗磕头，然后舅舅、舅妈给姥姥磕头，再后是我和表弟给姥姥、舅舅、舅妈磕头。我一面磕头，一面喊：姥姥，我给你拜年了！舅舅、舅妈，我给你拜年了！磕了头并不白磕，姥姥、舅舅、舅妈早已准备好压岁钱，忙不迭塞到我口袋里。家里拜完，拜本家；之后，全村邻里互拜。村里人虽不同姓，但也排辈分，晚辈进到各家，冲着家谱喊着“三爷爷”、“四奶奶”、“五叔”、“六婶”……给您拜年了！互相拜年的人多，常常在大街上相遇，拱拱手，高声喊着“给您拜年”，说几句吉祥话，道声“恭喜发财”--这是往年常说的话，这年略微不同，吉祥话中少不了“打败日本，共享太平”。
从初一到十五，人称“年下”，即天天在年节之中，是我们这些孩子“疯玩儿”的日子。但又有几个重要关节。初二是“迎婿日”，出嫁的姐姐们带着夫婿回娘家，孩子们给姐夫、姐姐拜年，常常有不菲的压岁钱。初五称“破五”，起大早，放鞭炮，把一切妖魔鬼怪都轰出去，叫“赶五穷”；还特别要放二踢脚，称“崩穷”，我和表弟的二踢脚有用武之地了--把“晦气”、“穷气”从家中统统“崩”走。到正月十五，春节达到又一个高潮--闹花灯。舅舅说，从闹鬼子就没有闹过花灯。这天晚上，人们像开了闸的洪水，倾家而出，冲上街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花灯让人眼花缭乱。大舅手巧，早就给我和表弟札好了画着张飞像的大红灯笼，提着它走在小朋友中间，扬眉吐气。村里的热心人从各家募集了好几大筐棉花种，沿着村前大道点起了堆堆篝火，把小小村落照得通明。村里闲置多年的锣鼓钹镲等戏班家伙也拿出来，敲打得震天响。小伙子们装扮起来，跟着鼓点儿踩高跷，跑旱船，我和表弟随着他们傻跑。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整个村庄沉浸在欢乐之中，但不记得我和表弟玩到什么时候、是怎么样回的家了。
我再也没有过过那么热闹的春节。
2008年1月26日写于安华桥寓所，发表于2008年2月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