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基本想法是，不管图像怎么冲击，电子媒介怎么冲击，但是文学还是会存在。文学不死的一个最有力的根据是，事实上它仍然健康地活着。有的同志说，文学经典本身的那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有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接近的。这话很对。譬如，拿杂文来说吧，它今天仍有强大生命力。它的意蕴、它的味道、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别的艺术形式很难匹敌。当今有一位杂文大家，也是诗人，名字叫邵燕祥，他写的许多杂文简直妙不可言。有一篇很短的文章，说的是，西方有愚人节，在那一天可以说瞎话，骗骗人，开开玩笑，总之，那一天骗人无罪；咱们中国何不来一个说真话节，规定在这一天说真话无罪。几句话，深刻、尖锐、准确。就像一位针灸能手，一下针就扎到穴位上了。文学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这理由你不要从外部去找，而要从文学本身去找。文学自身的特点和本性决定了它的存在。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创造一种内视形象。这种内视审美是文学独有的，语言艺术独有的。其他艺术，比如说戏曲、戏剧、电影、电视、雕塑、绘画、舞蹈、建筑等等，它们是通过眼睛的可视性的。有的艺术除“视”之外同时也“听”，视听兼有。它们是直接给你感官上的感受。文学不是，文学是用文字阅读唤起你在头脑中的想象，叫你自己去建立那种审美形象，这要比可视的、可听的形象更丰富。它调动了你的主观能动性。现在电视造成人的懒惰。我就常常依靠电视。一个人若依赖于电视，那么他报也不读了，书也不看了，脑子也不愿思考了。电视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但是文学不一样，语言文字提供出来的这种形象，这种作品，这种文本，需要你自己通过创造性的思想和想像来建立形象，这种内视审美是老天爷赋予文学的，是影视所缺少的。就此而言，文学要比影视、比其他图像艺术优越得多。
关于这一点，彭亚非有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有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接近文学最基本的美学本性：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似乎永远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假如我们事先已经熟悉这部文学作品的话。事实上没有一部影视改编作品能真正呈现出优秀文学作品文字背后那些深刻的意味与涵义。事实上任何一个影像或任何一系列影像，因其对原始景观的复制或再现，失去了更多更丰富的意义再生或意义深化的可能，使我们的审美收获受到很大的限定。（指出影像的局限性，这一点很重要，虽然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但注意它，无疑对解开“文学永存”具有重要意义--杜）因为完全真实的形象具有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个别性，而且它的感觉实在性使它的全部意义和意味都集中在完全为它自身所限定的所指上，而不大可能形成更大的审美能指空间。所以一般来说，影视演员表演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展示他个人所可能具有的和可能表现出来的魅力，而更多的审美可能性却消失了--而这种可能性总是在文学的阅读中存在于千百万个读者的想象之中的。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自己限定于一个可观看的世界之中，我们实际上也就会被观看所规定、所决定。我们不可能自己来决定观看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而内视性的想象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想象总是内在地伴随着人的感情倾向与心理体验，并且潜在地为这种倾向与体验所引导。文学的内视形象本身就已经超出了现实形象的客观实在性，它已经是对可能的审美形象的更为理想的再创造，以使审美对象的存在意义与意蕴更为有效地呈现出来，所以，文学的内视审美总是给审美想象的可能性留下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与文学的阅读所获得的内视美感相比，影像的观看使我们外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消极被动地在感觉诱导的满足中，与审美对象建立起一种轻率的同时又并不牢固的现实联系。因此，观看虽然能更直接、更当下、也更轻易地获得感性的愉悦，但它也必然要付出深刻性、丰富性和恒久性的代价。比如电视画面一闪而过的瞬间流动特征就受到人类记忆的限制，它迫使你迅速而感性地接收它的每一个画面，而无法深入体验对象的美感底蕴。长期这样被动的浅层次观看会使人形成一种惰性的信息接纳方式，从而丧失深度的审美感悟能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相比较而言，文学活动中的内视审美却使我们在精神上拥有整个影像。阅读会逼迫我们自己去创造出、去建构起内视的对象，使心灵“观看”到的一切充分内化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从而使我们更为积极主动地同时也更为深入地领悟文学意象的内涵和意义。因此，文学总是能使我们达到更为深刻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其他审美活动的本质区别所在了：所有的艺术样式--美术、音乐、戏剧，更不用说今天的影视文化了--都是诉诸视听感官的物性形象。它们都必须借助于审美者生理上的、感官上的直接愉悦性来达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审美收获。（难道都是这样吗？--杜）但文学就不同了，它实际上并不提供任何物质性的视听愉悦感受--它提供的只有通过想象建立起来的心理形象，我们可以将它叫做内视形象。我们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来审视这些审美对象的。因此，文学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内视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由语词符号组成，其实它只能由我们每一个读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创造出来。它就像梦境，像幻觉，像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与想象，是一个无法外现为物质性的视听世界的所在。就此而言，即使我们有心用某种艺术样式或某种生理性的感性满足来取代文学所提供的审美世界，它作为一个永远不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精神性的存在，又如何能被取代呢？因此，无论图像社会怎样扩张，无论图像的消费如何呈爆炸性地增长，它对文学生存的所谓威胁其实就人文诉求方式而言并不存在。文学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因此与其他任何审美方式都毫无共同之处（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杜）。说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全部艺术和所有的美，都不过是对人类生存诗意的呈现与揭示。人类是唯一具有主体性的生物，文学的内视性想象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使人类超越了物质性空间生存的制约而进入了时间性的存在之中。文学是关于人类生存本质的艺术。在文学中，人们把美交还给美，把实存交还给实存。在文学的阅读过程中，人因为获得时间性而得以进入本质性存在，人也由此而获得对人本身的信仰和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力量。文学超越了感性空间的束缚，因此它也远离了其他审美活动的空间角逐，在纯时间性的内视世界中开拓着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审美疆域。不用说，只要人类还需要在生存意识中体验纯粹的时间本质，那么图像社会的风暴，并不足以使文学丧失掉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这块世袭领地。因此，说到底，没有什么文学终结的问题。文学的未来将为它自己优越而深刻的本性所指引。在图像文化成为历史新宠的后现代社会，它仍将持之以恒地将我们带往时间的深处，在尽显语言和内视世界的能指之美的同时，通过深刻的内心体验开掘存在的诗意，共享人类灵魂探险的无穷可能性，并以此构成人性的全面而立体的交流，使失去家园的人类精神在新的信念的询唤下，在灵与肉的主体性升华中，重获救赎，直达彼岸。
这是我所看到的彭亚非写得最有深度的一篇文章。对他的许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有的观点我也不完全同意，他有夸大其词之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各有优长。不能以文学之长衡量其他艺术之短并从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甚至认为文学是至高无上的，蔑视其他艺术门类；反之亦然。各种艺术，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艺术、绘画、音乐、舞蹈、建筑，既有长，也有短，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谁也不能取代谁。彭亚非是否把文学优点扩大了，甚至把文学的局限也看成优点；而把其他艺术的缺点扩大了，甚至把它们的优点也看成缺点？
还有，既然文学是语言艺术，所以我认为文学存在的理由还应该从这样一种角度去思考、去挖掘。因为文学不只是文字还离不开语言--文字之前还有许多口传的文学。《荷马史诗》，咱们的少数民族的《格萨尔》、《江格尔》啊，还有什么《玛纳斯》啊，那些史诗是口传的，它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没有文字时也有文学作品，语言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语言是人类不会消亡的东西，虽然对语言也有不同看法。语言过去仅被看作一种工具，现在看作一种思维方式，这都没关系。但是语言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不会消亡的。语言不会消亡，那么文学就有他存在的基础。至于语言怎么样来支持文学的永存，那就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思考的。
这篇讲演主要是评介性的，我不想得出自己的什么结论，我觉得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我只是觉得在电信时代、电子媒介时代、“全球化”时代，文学受到巨大冲击，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新形态，从创作到接受都与以前大不一样，需要思考，需要研究，需要给予高度关注，而不必忙着确切地说：这对，那不对；这科学，那荒谬。但是，我心目中有一个信念（姑且先说是信念吧）还是很强烈的：文学离“八宝山”还远，文学应该会“活下来”，它不会就这么无情无义的撇下我们一走了之。
文学，我爱你。世上千千万万人将会用爱挽留你。
提问：
杜老师，诗歌历来是我国的文学的主要形式，但是当代诗歌看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刊物也办不下去了，有人说诗歌可能成为我国第一批消亡的文学种类，对这一说法您怎么看待？
回答：
我想诗和其他文学种类一样不会消亡。它可能不那么火了。有的时候诗歌很火，是诗歌的时代，有的时候它可以冷一点儿，但是不会消亡。你说这诗歌没人看，这是一种现象吧。天安门事件时候，即七六年的四五运动，诗歌（天安门诗歌），很火。那时我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天安门跑一趟，把诗抄回来。我们文学研究所还有些同志也写诗贴上去。后来出了天安门诗歌集，但有些没收集到。义愤出诗人。诗是表达情感、激情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我认为诗不大可能消亡，因为人的感情不会死，语言不会死。我自己就喜欢诗，有时候呢，当诗撞到我枪口上的时候也写一点诗。你说刊物办不下去，那也不一定。就说《诗刊》吧，它是我们国家比较纯的文学刊物，好像比过去稍微冷落了一点。我有几首小诗发表在《诗刊》上，它给我送的样本不够，我就到北太平庄那个书亭里去买，他们说：卖没有了。我说《诗刊》大家都不看怎么会没有呢？他们说，送来，很快就卖完。《诗刊》送到报亭的时候呢，我不知送多少本，但从很快就卖完这一点看，并不是没人读。还有《人民文学》，我也有时候玩票写点散文，我有一篇散文《大舅》就发表在《人民文学》2004年第一期上。也是人家给我两本，我觉得还少，买几本。到那儿去也是卖没有了，我只好到编辑部去要。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太多了，十几亿人里头有那么一小撮看的话就不得了。诗是不会亡的，诗多好啊！我看了余光中写的《乡愁》，我觉得那构思很巧妙。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认为太理性化了。小时候，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再后来呢，乡愁是一方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那么现在呢，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湾，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瞧，他这个构思多妙！还有臧克家，我的前辈校友，有的诗也写得好。最近臧克家去世了，但他的许多诗留下来了。臧克家这老头儿，有人很讨厌他，说这老头儿太左了。但这老头儿过去的诗写得不错，相当有诗味儿。比如《老马》，写中国农民，把中国农民比成老马：眼前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来望望前头，那是令灵魂震撼的形象。还有，“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纪念鲁迅的，那诗也好啊。后来的诗好像淡了。郭沫若也是，郭沫若写的《地球，我的母亲》、《煤中炉》，很好。郭老后来的诗也是诗味儿淡了。写的《防棉蚜虫歌》，大家看了没有？写棉蚜虫怎么防治，还有勇气把它印出来，印到他那诗集里头，有点儿丢“分子”，丢“大诗人”的“分子”。诗人啊，你应该保持你诗歌的品味，爱惜自己诗人的形象，不要把它印进去就好了。就印当年《地球，我的母亲》那批诗就行了，人家永远记住，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永放光彩；若印上《防棉蚜虫歌》，反而给你的诗人形象打折扣了，给诗打折扣了。现在有些同志担心诗会消亡，爱诗之心可嘉。但我觉得不必有这个担心。诗自有办法，诗人自有办法。如果它真的消亡，那是它该死，那也没办法，该死的东西你怎么治也治不活，能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死就死了吧。若不该死，你咒它，它也死不了。但是我想这诗啊，好像还不该死，诗这种东西挺可爱的。
提问：
杜先生，我想请教一个背景性的问题，就是当电影和电视产生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有预言，文学会消亡，那么应该说文学会消亡这个命题是很早就提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在近一两年--像李衍柱先生的文章我也看过--在我们国内讨论得这么强烈呢？或者说作为前沿性的话题来讨论呢？
回答：
出现文学终结问题的时代背景，就是电子媒介时代、电信技术王国时代的巨大变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个时代（电子媒介、全球化等等）造成的不光是零距离和图像，还造成感情方式、感受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直到近几年才提出来？这个问题复杂，我没思考得很清楚，大家不妨来想一想。但是，我想是不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比世界还是落后了一步？人家大谈“后现代”，可咱们连“现代”还没有“化”好呢。但是，不论“现代”还是“后现代”，我想文学死不了。文学在当前遭受了它以往从来没有遭受过的巨大冲击。在这个巨大冲击底下文学怎么办，大家来想办法。当然这不是哪个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这样，事物有它自身发展的一些规律。关于规律，我多说几句。
规律这个词好像有时候大家不怎么喜欢：什么本质啊、规律啊，本质主义！陈腐！但，且慢，“本质”、“规律”这些词儿并没有失效。它们不是不能用，但是要慎重一些。有些问题啊，要找些普遍的规律、普遍本质，可能恰恰你走入了一种比较僵化的地步。因为世界上没有凝固的不变的的事情。如果硬去找不变的本质、规律，以为找到它就算找到宝了，得到真经了，找不到那你就再找吧--那就误入歧途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没有那种不变的普遍的永恒的、事先放在那儿等着你去找的本质规律，包括真理。从学理上来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时空的、超历史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断地变化发展嘛。列宁修正了马克思，毛泽东修正了列宁和马克思，邓小平修正了毛泽东、列宁和马克思，那么后来有些人会不会修正邓小平、修正毛泽东、修正列宁、修正马克思呢？再后来又把这些人修正了。文学理论也是这样，没有固定的，亘古不变的，不但管着过去还管着未来，不但管着中国还管着外国，整个世界都是统率在它之下的理论，没有！有的人对自己的理论很自信，觉得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你信奉了我的理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那么回事儿。不管是中国的理论还是外国的理论，不管东方的文论还是西方的文论，都是有时代性的，有历史性的，适用于这个时代、这个历史，但它不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历史。
（2004年3月26日在中山大学为研究生讲演，2005年3月根据杨笑媛同志录音记录整理稿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