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那年初夏，日寇五万余众在岗村宁次（就是后来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个敌酋）指挥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调转头往东扫荡冀鲁边区。我军将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第）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甫）、组织部长邸玉栋、（第）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共三百多人壮烈牺牲，被俘四十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
伯父说，正是麦熟时节，天刚麻麻亮，你爸爸带领队伍突围。先是顺着鬲津河堤的交通沟撤，悄悄的，猫着腰，一路小跑。你爸爸提着匣子枪，通讯员还为他牵着那匹大青驴，想越过鬲津河突出去。走了五、六里地，发现前面有鬼子的动静，仔细瞧，敌人已经占领河岸。只好再往回折，兵分两路，你爸爸和石景芳专员分头指挥。渐渐的，天大亮了，被河岸上的敌人发觉。那就打吧，冲吧。枪声劈劈啪啪响起来，咱们的同志，没有一个怕死的。但是鬼子居高临下，而且轻重武器都有。先是那匹驴被打死了。接着，通讯员牺牲了。最后是你爸爸……。伯父说，鬼子走了以后，咱们的同志在半人高的麦地里找到你爸爸的遗体，他手里还握着那只匣子枪。
妈妈说，突围出来的，很少，就青救会主任燕明、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几个人。还有一个同志，一直不知道什么名字，下巴给子弹打穿了，跑咱们家来报信儿。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流在他们认为比自己生命还宝贵、还重要的家乡土地上。
小时候的苦与乐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不到六岁，哥哥刚满八岁，妈妈带着我们哥俩在山东乐陵参加革命，随当时的抗日部队行动--这时冀鲁边区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乐陵是渤海区第十地委、专员公署和军分区的所在地。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们受到了百般关怀和呵护。叔叔阿姨们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让给我吃，而每到夜里行军时，他们的脊背便成了我温暖、安全的摇篮。那是一段异常艰苦而又十分快乐的日子。我曾告诉朋友，我平生吃的最甜最甜的一个甜瓜，是那年夏天一次急行军之后的半夜在老乡家里。听妈妈说，那次情况特别紧急，晚饭时分接到命令，为躲避敌人，部队必须立即转移，急行军到五十里以外的安全地带。白天刚下过雨而又没下透，闷热湿滑，湿透了的浓浓乌云仍然聚积在头顶，似乎准备随时把雨水泼下来。那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却不能有任何一点光亮，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急匆匆前行，不时听到有人滑倒的声音却不敢出声，一切动静必须压得最小。我只记得常常从这个叔叔背上转到那个叔叔背上，后来睡着了。等醒来，特别渴，甚至渴到想喝沟里的积水。但是妈妈说，不准停留，也不能出一点声儿。好不容易熬到目的地，已是下半夜了。房东大娘在豆油灯下抚摸着我的头顶，给了我一个甜瓜。我记得当时是一口气吃下去的，顾不得吐瓜子儿。后来几十年，什么瓜没吃过？但是再也没有吃到那么甜、那么好吃的瓜了--不论是兰州的白兰瓜、新疆的哈密瓜、青海的黄金瓜，还是舶来品伊丽莎白，都没有那么甜、那么香。
在动荡不定的战争岁月里，我度过了童年时期的“游学”生涯--由于随部队行动，我只能在部队驻扎地就地读小学，走到哪里，学到哪里，长则数月，短则数周。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小游行僧。
直到一九五零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二年春天，妈妈调到山东博山工作，我才在那座工业城市的第三小学插班读小学四年级，读得很轻松。一年半后，即一九五二年夏天，没等把小学读完（差一年才能小学毕业），我连妈妈也没告诉一声，自作主张报考博山一中。等张榜公布，各门科目平均，居然考了七十七点三三分。考中了！然而，一九五三年，妈妈又调到青岛工作。为了完成学业，我独自留在博山读书，住在妈妈原来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吃大食堂。
博山，我少年时代有五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在那里，我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结交了许多终生难忘的朋友，被那里的人文地理所陶冶、所塑造。当时的博山算不上美丽，也并不气派，只有三条主要街道，一条是“西冶街”，一条是“税务街”，一条是“大街”。路面用石头铺成，并不平坦，而且常常落着一层煤灰，似乎永远扫不干净。但每天上下班时响彻整个市区上空的工厂汽笛声，显示它那么富有朝气，那么生机勃勃。博山盛产煤炭、铝矾土、耐火材料、铁、陶瓷、琉璃、玻璃制品，还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博山电机厂，一所在我少年心目中类似于大学的山东建筑工业学校--就在我们博山一中旁边，俗称“四十亩地”的地方。放学以后，我常常跟随小伙伴走在西冶街那磨得光光但并不齐整而且有些赃的石头路上，有时还拐进旁边的小胡同，钻到同学家的琉璃炉作坊，看光着上身的工人叔叔变戏法般把一个个琉璃作品烧制出来。到饭时了，我同学的妈妈--我亲切地称为李妈妈，一位总是喜欢把右手抓着我左胳膊的慈祥的母亲，把我们喊进前院的堂屋：“饿了吧？快吃饭！”那时我好像还没有学会像现在的孩子们嘴里甜甜的说声谢谢，只是傻傻的、憨憨的冲着李妈妈一笑，便狼吞虎咽地埋头吃起摆在饭桌上的煎饼卷大葱来。
煎饼和大葱中间抹的是豆瓣酱，有时还有黄黄的鸡蛋，至今想来，嘴里还有香味儿。李妈妈看着我们的吃相，笑着给我们碗里添粥。博山好像是一个盆地，环城皆山，有一条名为“孝妇河”的不大的河水流贯全城。它的上游，大约距博山城一、二十里，有一个神头发电厂，那里水特别清，我和同伴有时跑到那里游泳。而星期天，我经常拿上雨伞，背着干粮，跟随机关里的叔叔阿姨去爬山。这期间，我几乎踏遍了博山周围的每一座山峰，有名的和没名的。
一九五五年，我初中毕业。高中考到哪里去？早已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我，这次又是自作主张：报考青岛一中。妈妈整天忙于工作，无暇过问儿子的事。等拿到了青岛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往妈妈面前一放，她这才发现：站在面前已经长得比她还高出半头的儿子，已经是青岛一中高中一年级的新生了。还有一件意想不到而特别有趣的事情我想说一说：我在博山一中初中毕业时，毕业典礼大会上给我们致欢送词的是王寅轩校长；等青岛一中一开学，开学典礼大会上致欢迎词的，还是王寅轩校长。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原来，王校长在那年暑假也调来青岛一中当校长了。
青岛比博山要美得多，洋气得多。在这里，我第一次吃到那么白、那么细的馒头，那么白的米饭，那么新鲜的鱼、虾……；而自然风光，尤其迷人。我的家住在观海一路，从南窗就可以看到海，看到栈桥，看到海里的小青岛。每当登上离家不远的信号山，红瓦、绿树、白色的云、蓝色的海、黄色的沙滩，尽收眼底。这里的空气是透明的，吸一口，有海的腥香味儿--您别见怪，它虽然有点儿海腥味儿，还有点儿潮润，但我闻起来它是香的。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岛城，它浸润着我的的灵魂。在青岛一中读书的每一个暑假，我风雨无阻，天天到海里去游泳。我不敢说大海是我的故乡，但我可以说它是我亲密的朋友。
入党转正风波
一九五八年，我被保送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同老师、同学结下深厚友谊，但是也在当时那个十分“革命”的大环境里经受了“考验”--我指的是“入党”和“转正”。
本来，我的觉悟没那么高，大学几年，我只知道学习，从不惹事儿。为此，有的同学还批评我不关心政治，甚至说有“白专”倾向。但是，以我的身世、经历，组织认为我是一根“好苗子”；而我也确实对党怀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心理。到了一九五九、特别是一九六零年，进入许多地方饿死人的“困难”时期。大概组织认为我经受住了“困难”的考验，于是在最“困难”的一九六零年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选了一个最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支部大会。那时候大部分同学都由于营养不良而浮肿，我的腿上，一摁一个坑儿，走路时像是绑了铅袋。全支部的党员拖着沉重的腿，爬楼梯进入会议室，一致举手把我接纳进来，极其顺利。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七日，讨论我转正。本来党支部书记预计支部大会半小时顶多一小时就完，举手通过，很简单，然后安排别的事情。正当付诸表决时，一位同志要求发言。他说：“杜书瀛同志各方面表现都挺好，但是据反映，他曾对同学说：‘大炼钢铁时，把好好的铁锅砸了炼钢，得不偿失；还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办的不好，社员普遍不满，生产也搞的不好。’请问杜书瀛同志，有没有这回事？”我站起来回答：“我确实说过上面所述类似的话。我是根据农村亲戚来信和同宿舍来自农村的同学反映的情况，在每周六小组学习会上说的。”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同志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杜书瀛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一个调子，不能转正。有的甚至认为，如果立场有问题，能不能保留预备党员资格还须考虑。另一些同志认为：杜书瀛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不可能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反党，他只是认识问题。两方面意见，几乎谁也说服不了谁。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一直得不出结论。于是，暂时休会，择日再开。
这样的会连续开了三次，前后持续了十数天，会外调查、核实，会上你争我辩，就是得不出一致意见。不能再拖了，只能通过举手表决解决问题。支部十一名有表决权的党员，表决结果，六人赞成按期转正，五人反对，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庐山会议怎么开的，彭德怀说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儿。我不过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说了点实话而已。
初见我的老师蔡仪先生
知道蔡仪先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听文学概论课，老师提到蔡仪先生，充满着尊敬、仰慕，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位文艺理论家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是最高级的价值判断；而能被称为文艺理论家（不是文艺活动家、不是文艺官员、不是仅仅传授文艺知识的教师，而是文艺理论家）的，也不很多；两者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可贵则可想而知。
后来就到图书馆去借了蔡仪先生的着作，《现实主义艺术论》。--噢，理论文字是这样写的。
那时正好赶上美学大讨论。蔡仪是核心人物之一，名字经常出现。噢，原来更引人注目的，蔡仪是着名美学家，是一个美学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美学，对我来说这个名称那么神秘，因为神秘，就更具诱惑力，也就时时找些文章来看。对那场讨论的是是非非，当时我其实不甚明了（所谓“外行看热闹”）；而且即使当时我自认为明了，现在想来也幼稚可笑。但参与讨论的人物，却引起我很大兴趣。
大学毕业，我决心报考蔡仪先生的美学研究生，全国考生有七十七名，我居然有幸考中，而且是唯一考中的一个。
赴京前，文学系副主任吕慧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款言细语嘱咐我这、嘱咐我那，就像姑娘临出嫁上轿前妈妈嘱咐一席话那样，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到文学研究所报到，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电话，说了两句，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他说马上就过来，你稍等。”
大约二十分钟后，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稍高的个儿，瘦瘦的，短头发，不分，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微笑着向我走来。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至少走二十分钟--那就是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譬如，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皮鞋擦得亮亮的，风流倜傥。来我们学校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头发梳得光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而蔡仪先生呢，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那时的文学研究所，从何其芳所长到研究员，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
第一次见到时的蔡仪先生，不过五十八岁，腰板直直的，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语速稍慢，声音轻轻的，--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话说完，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豪气夺人。
从此，我在蔡仪先生身边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那是在文革前，还没有后来的什么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就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而且就在蔡仪先生为组长的文艺理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