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因为大家都很“革命”、很“政治”、很“党性”，所以对像蔡仪这样的党内专家，都互称同志：蔡仪先生称我为“杜书瀛同志”或“书瀛同志”，我称他为“蔡仪同志”（文革以后称他为“蔡老”）；早我而来的跟唐弢先生读研究生的金子信，也称唐弢为“唐弢同志”，而唐弢称他为“金子信同志”。对何其芳、毛星、朱寨、王淑明这些延安来的或解放区来的专家，也都“同志”相称，从没有称过“先生”。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守师道尊严，是对老师大不敬。不是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同志”两字才亲切、才亲近，如称“先生”，那就显得太“外道”，他会感到你心里不承认他是党员、是党内专家，你把他推出去了。“同志”二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荣誉”、一种“待遇”。如果称贯了“同志”而有一天忽然不称“同志”了，那可坏了，可能灾难降临了。只有对党外专家，如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等等，才称“先生”。在当时，先生二字虽说是尊称，但也是一种疏远的称呼。“先生”是统战对象。如果对那些一直被称为“先生”的人，忽然称他“同志”，他会认为你是在看重他；如果是一位党的领导人称他为“同志”，他会“受宠若惊”，心中窃喜：“我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你感到奇怪吗？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一九六四年夏末，我随导师“蔡仪同志”到安徽寿县搞“四清”，先在省会合肥学习政策，熟悉情况。一个星期天下午，北京来的同志一起去逍遥津公园“放松”一下。丽日和风，青潭绿树，红花飞蝶，曲径通幽……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的年代，难得有这样的“逍遥”时光，虽短暂，却惬意。
我走在蔡仪先生旁边。他问了我家庭情况，知道我父亲牺牲在抗日战场，是位烈士，并且曾经是肖华同志在冀鲁边区工作时的部下，肃然起敬。这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有短时间的交流，我感受到投来的是一种抚爱。如此亲切，情同父子。
平时寡言少语的蔡仪先生，一时话却多起来：
“抗战时期，我在‘三厅’，后来又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搞抗日工作的。搞敌情分析，写《敌情研究》小册子，每年出十来册，每册七八万字；间或为报纸杂志写些敌情分析的文章。当时脑子里都是抗日，可以说全力以赴。”
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耳听蔡仪先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以后，我就在蔡仪先生指导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终生的事业
前年，我接受《文艺争鸣》记者采访，问：您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几十年了，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教学上，您都是个很认真的人。您的学生说您是个“书呆子”，平时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那么，文学研究是您终生要从事的事业吗？
我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我这辈子大概也只能干这一行了，干别的我不会，也不行。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寂寞半生，清贫一世，除了做学问，又何所求？官场上的轰轰烈烈，叱咤风云，非所能也；商场上的忙忙碌碌，你抢我夺，非所愿也。唯求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解析推断，思索琢磨；然后将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世，得到方家指点，读者评判。书出版了，通往社会的路打通了，我们的自我价值也就可以得到展示了。也许对社会有点儿用处吧？”我热爱文学艺术，我喜欢哲学和美学。用当下年轻人喜欢说的话来讲，在文学研究、美学研究中，我才感到最能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您为什么要走文学研究这条路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从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一九六四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听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仪研究员招收美学研究生，我就报考了。我印象中那是我们国家第一次通过正规的、严格的考试，大规模招收研究生--一九五六年曾经通过考试招收过副博士（效仿苏联）研究生，就是汝信先生那一批，不过数量很少。此后几年也曾通过考核、协商招收少部分研究生，类似于分配工作。到一九六四年，突然严格起来，摆出架势，正规考试，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研究生。那年报考蔡仪先生研究生的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全国共七十七人，我有幸考中。一九六四年九月，我到文学研究所报道的第二天，就接到通知：随蔡仪先生去安徽寿县搞“四清”。这样，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年学的是政治--阶级斗争课。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回北京，正赶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懵懵懂懂闻到到点儿火药味儿，不过“山雨欲来”而尚未到来，蔡仪先生按他的计划给我开列了应该长长的阅读书目--一大批中外哲学和美学着作。这年十一月直到翌年（一九六六）五月“文革”正式爆发，我认认真真读了半年的书；此后，再想安安静静读书已经不大可能了。再一次真正坐下来做学问，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底，蔡仪先生创办了一个刊物《美学论从》，点名叫我写一篇文章。他始终关心着我这个“开门弟子”，大概想实际考察一下我的能力，看是不是做学问的料。我花了三个月，用上了我自上大学接触文学问题以来所有的积蓄，翻阅、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写成《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三万六千言，战战兢兢送到老师手中，心提到嗓子眼儿上。过了几天，老师把我找去，说对文章很满意，我的心才放下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认真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此，我算是走上了进行文艺学、美学研究的“不归路”。
在学术上，我是一个不怎么固守派别、宗系的人。我有师承，但我又很喜欢吃“百家饭”。我的研究生导师是蔡仪研究员，自然受到他潜移默化的熏陶；但是我对与他观点不同的朱光潜教授、李泽厚研究员等人的学术思想十分敬重，从他们身上也获益良多。宗白华教授关于中国美学的论述使我折服。钱钟书研究员的严谨、特别是他的渊博，我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至于何其芳同志（从我一入文学研究所见到他起直到他去世。总是这么称呼他），我一直把他那些写得洋洋洒洒、伸缩自如、平易亲切、像艺术散文一样优美的理论文章，作为榜样。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给我以滋养。一些同辈学者，包括我的朋友以及一些虽未晤面仅读过他们着作的同行，他们的一些杰出思想和治学方法，也常常给我教益。还有许多比我年轻的学者，他们的思维节律总是能够和时代脉搏同步，他们的学术勇气使他们的着作富有巨大创造性，他们的敏锐使他们的学术见解独特新颖，富有超前性，得时代风气之先。他们是学术浪涛里的弄潮儿。我不时从他们那里获得惊喜和启示，我常常以他们为师。
自走上学术道路之日起，我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自然打骨子里崇拜马克思主义；但我对马克思主义之外许多派别的一些重要观点或者某些观点的一些成分，也甚为珍视，并欣然接受、吸取。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理论思想，从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当然是人类文明的无价之宝；即使马克思主义同时或后来的理论派别，也有许多金子似的思想观点闪闪发光。譬如尼采重新审视传统的批判精神，柏格森、狄尔泰等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对人性结构的透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陌生化”（奇异化）的阐释，恩斯特·卡西尔和他的学生苏珊·朗格的“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等符号学美学理论，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维持根斯坦的分析美学，克罗齐的表现论美学，罗曼·英枷登的现象学文艺理论，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海德洛尔的存在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不都可以成为滋养我学术思想的有益成分吗？我想，倘若我拒绝接受这些精美“食品”，我将是一个十足的学术上的大傻瓜。
记者问：到目前为止，您着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回答：没有。相反，我时时感到学术上十分浅薄，尤其是当我把自己的着作同前辈学者和后辈学者相比较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这一辈学者出不了大师，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注定是一批过渡型的人物。我愿意为将来的学术发展做一块铺路石。我常常感到应该拜两辈学者为师：一是拜前辈学者为师，一是拜后辈学者为师。
那些有成就的前辈学者，永远是我的典范。譬如，就拿搞理论研究需要有丰富敏锐的艺术感觉这一点来说，就需要永远向他们学习。我曾在几个会上呼吁：做文学研究、写美学文章的人，要多些艺术感觉，多些审美经验。过去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都提倡做理论研究最好掌握一门艺术。很有见地。宗先生曾领他的学生参观故宫，亲自向他们讲解中国的建筑之美。宗先生自己是诗人，他写出来的理论批评文字诗意昂然。理论家何其芳先生写的《论【红楼梦】》，文字那么美，可当散文来读。因为他原是散文家、诗人。蔡仪先生年轻时曾写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先知》（写卞和三献美玉，两遭刖足，因先知而受罪的故事）发表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号《东方杂志》上。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写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其中有关艺术作品（如《最后的晚餐》、《梦娜·丽莎》等）分析的文字，尚可见出当年做小说时积累的审美经验的功底。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既是优秀的文学研究家，同时又是优秀的作家。钱先生的《围城》可谓学者做小说之典范，其语言圆润而尖利，深邃而幽默，富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尤其喜欢杨先生的散文，其《干校六记》及回忆她父亲、姑姑的文字，娓娓道来，平实亲切，不动声色而妙不可言，可谓散文之精品。某不才，也常以先辈为榜样，学写点散文和诗之类，只是总写不好。
我一向寄厚望于青年，愿意与他们交朋友。我曾经在文学研究所欢迎研究生入学的一次会上表示：我收一个研究生，就是收一个朋友。我从我的研究生和研究生辈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其他文章中我还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后生可畏。如今年轻一辈学者是大有作为的一代，是才华横溢的一代。这是一个以青年为师的时代。他们敢作敢为，敢破敢立，敢闯敢拼；并且他们不少人又甘坐冷板凳，甘下苦功夫。这一“敢”一“甘”相结合，铄石锻金，何事不成？如果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仅北京各大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里，我就可以列出数十人，还有上海、南京、山东、武汉、广州、四川、福建……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可谓人才济济。面对他们，我常常自愧弗如。这一点，从我的学生们身上，也感触良多。我带过的研究生，虽说数量不多，但他们有的教学，有的科研，有的下海，有的主编刊物，有的从事出版，有的出国深造，各有自己的亮点和绝活儿，使我赞叹，使我惊喜。我同我的学生们有过两次愉快的合作。一次是十三年前同黎湘萍、应雄一起写作《文艺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版，一九九八年第二版），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学生的锋芒，这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曾留下我些许记述，不再多说。一次是二零零一年同张婷婷合作撰写《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说：“婷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张长弓先生系作家、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解放前就是河南大学着名教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国文教研室主任不久，不幸病逝。我手头有他一本《文学新论》（世界书局一九四六年版），以厚实的国文学识解说文学基本原理，独到新颖，这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父亲张一弓先生系当代着名作家，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其他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扛鼎之作，将会流传下去。叔叔张弓先生，历史学家，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撰八十余万言的《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以汉唐佛寺为视角，展示各种人文内涵，资料丰富，厚重扎实。婷婷受家学熏陶，自不待言。而她本人，既聪敏颖慧，又勤奋好学，且多才多艺。三者合一，用之于科研，则所撰《文学与色彩》（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上海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受到行家称赞--顺便说一句，后者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誉为‘优秀’；用之于教学，则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授课，多次整个课堂报以热烈掌声；用之于创作，则所改编《流泪的红蜡烛》等早已搬上银幕，全国放映。我们应该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青年人应当成为主力，应当唱主角。看到我的学生们成长起来，我无限欣慰！勤勤恳恳在学术园地里耕耘、创造的青年学者，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祝福他们！”
而今杜某，皱纹越来越多，而头发越来越少，不觉老之将至。唯幸牙齿尚固，尝自嘲：廉颇老矣，尚可饭也。酒足饭饱，一饱三矢，仍兴冲冲跑到岸边看青年千帆竞过，乃于喜泪纵横之余，呐喊几声，以助军威。
二零零五·三·三十一于北京安华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