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名字说起吧
在某个时候，我的名字曾经成为朋友们开玩笑的话把儿：杜书瀛，“赌输赢”也，戏我为赌徒。为此我曾写了一篇自嘲文章《名字的故事》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我说，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奶奶给我起名“赢”，是赢定了的意思，没想到过“输”，也不含“赌”。我生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即农历虎年六月二十二日。我还有一个哥哥，先我两年来到人世。那时候一般人家都喜欢小子（男孩儿）而不喜欢丫头（女孩儿）。我哥哥出生前，爷爷奶奶盼着是个小子。既出生，果真是小子，欢喜得不得了，取名“正”，意思是正正当当，不斜不歪，要我爸爸妈妈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下一个还要生小子。果然，心想事成，两年后我出生，还是小子。赢了！还要赢下去！于是，“赢”就成了我的小名儿。
我推想，给我起名“赢”，也许还有另外的寓意。那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爸爸是抗日军队的领导干部，我出生时，他正奋战在沙场。爷爷、奶奶、全家人，都盼着爸爸在战场上打赢，盼着全中国人打赢，最后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抗日是全家天天关注的事儿。伯父常常要孩子们学我爸爸，长大去打日本鬼子。一次，伯父逗我玩儿，说，你叫赢儿（营儿），就当个营长吧。这个时候我大约三岁多点。小时候，大人们“赢儿”、“赢儿”的叫，从不想赢字怎么写，也不在意怎么写。五岁多，哥哥上学，我也吵着要去。上学总得有个大名。我们杜家到我这一辈儿，行“书”字，于是我的大名就援例在小名儿前加个“书”字，成为“书赢”。但当时我只想着当“营长”，坚决要求把名字写成营长的“营”，于是就成了“杜书营”。我的启蒙老师，颇有些古文底子的冯先生，给我改成“书盈”，据说《礼记·礼运》上有“三五而盈”的话，疏曰“盈为月光圆满”，而且“盈”通“赢”--得胜，兼含有余的意思，也大体符合奶奶当初的本意。特别是长大一点的时候，得知有一成语叫“蝇营狗苟”，没想到“营”字不但可以同“营长”连在一起，还可以同“蝇营狗苟”相关，觉得这同大人一贯教我“男子汉做人要堂堂正正”太相悖，再看“营”字，顿生厌恶之情，暗暗佩服冯先生“盈”改得好：“丰盈、圆满”或者“得胜、有余”无论如何比“蝇营狗苟”强百倍。再后来，读了点儿古文、古诗，知道李白有“海客谈瀛洲”诗句，知道海上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更觉得“营”字太俗气，而“盈”字，似乎也雅得不够，遂自作主张改名为“书瀛”。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像现在改名还要到公安局，自己要改，轻而易举改成了。幸哉！幸哉！
我印象中，上小学、上中学甚至上大学时，同学们几乎没有人拿我名字的读音开玩笑，好像那个时候大家太老实，光去追求“进步”了，没从名字上下取笑的功夫。只是到了文革，才开始在名字上做俏皮文章。先是打派仗，对立派有人拿我的名字说事儿，说我是“政治上的赌徒”你“赌输赢”肯定要“输”，“输定了”。那时年轻，好叫真儿，最忍受不了人家骂“赌”，觉得人格受辱--我做事，向遵母训：一曰“实打实，不取巧”，二曰“明人不做暗事”。骂我别的，什么都好说，就是骂我“反革命”也比骂“赌”强。不过，天天骂，骂皮了，感觉渐渐迟钝起来。后来，打派仗打得越来越没劲，于是改打扑克，朋友们常常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出牌赌一把，来个“赌输赢”。跟着的，往往是一阵并无恶意的哄笑。
文革结束后第一个拿我的名字开玩笑的是张平化同志。那时我被胡乔木同志挑去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同王若水、黎之、王树人（不是哲学家王树人，而是原《解放日报》总编辑王树人）、郑惠等一起。张平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厚厚软软的地毯上同大家见面，一一介绍。当读到我的名字时，平化同志笑起来：你这个名字真有意思，杜书瀛，“赌输赢”。你同谁“赌输赢”啊？全场轰然。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咬定我这个名字是故意造的假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钟惦棐同志（就是当年因为敲《电影的锣鼓》而沉冤几十年的那位杰出评论家，那时他刚复出，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有一天大早来上班，一见面就兴冲冲告诉我，为了我的名字问题，他同一位朋友争得不可开交。起因是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好像是同某人辩论的。当然我竭力强调我的理儿，挑对方的不是，批评对方的“阶级斗争情结”。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结”还相当有势力，在那位朋友看来，批评它并非没有风险，说不定谁输谁赢呢！他对钟惦棐说：这位作者化名“杜书瀛”，肯定是要“赌”一把“输赢”。钟惦棐竭力辨明真相，并称可“验明正身”，居然没能服人。听后，在坐者哈哈大笑。
也有朋友劝我改名，换一个读起来好听而不至于发生误解的，但没奏效。一是现在改名须得到法律承认，那手续，差不多同申报国家课题或申请晋升职称一样烦琐，一想，我头就大了；二是这名字同我这肉身生死与共、形影不离生活了六十几年，已经产生一种亲情，怎能说抛舍就抛舍？于是横下一条心：即使有一天“身与名，一起臭”（借用启功先生六十六岁《自撰墓志铭》语），也认了，不改！
不但不改，而且大前年我的小外孙在美国降生，我女儿非要把孩子的名字同姥爷的名字连在一起，想来想去，我说，叫“瀛洲”吧，沾个“瀛”字。孩子爸爸姓“伟迪”，于是外孙名字全称：瀛洲·杜·伟迪。我女儿对这名字很满意，因为孩子虽为美籍，但心系中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现在瀛洲已经开始学用英汉双语说话，他常常用汉语说“我叫瀛洲，我叫洲洲”，接着用英语拼读：“j-o，j-o，洲洲”。并且时不时告诉妈妈：坐飞机，上北京，看奶奶，看爷爷。--姥姥、姥爷的汉语卷舌音不好读。
现在，有了“瀛洲”，我的名字更是铁定不能改了。杜书瀛，“赌输赢”，管人们读什么音呢。
其实，我从没有想过要“赌输赢”，不论是政治还是学术。
最怀念的人是爸爸
我的老家在华北平原鬲津河边，北距河北省南皮县城（那里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世称“张南皮”）二十余里，南距山东省宁津县城三十余里，正好是两省、两县的交界处。我的爸爸杜子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天津念完了初中，毕业后考入泊镇九师。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枪声打响了，他立即辍学投入抗日活动，任河北省南皮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时的天津南部、济南北部，被划为“冀鲁边区”。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肖华将军率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并建立津南和鲁北两个地委、专员公署及军分区，爸爸被任命为津南地委宣传部长。不久将津南地委改称第一地委，将鲁北地委分为第二地委和第三地委，任命他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一九四一年又作了干部调整，爸爸担任了第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这一年六月十九日，爸爸正率领地委、专署的主要干部在南皮县的柳林村开会，被日寇重重包围。突围中，爸爸和专署专员石景芳叔叔等均壮烈牺牲，只有率部在外作战的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将军（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和副司令员）幸免遇难。这就是着名的柳林惨案--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渤海区地方史》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三节，第三章之第二节，记述了有关情况。爸爸牺牲的那一天是六月十九日上午，倘时光再过整整一个月，七月十九日，就是我四周岁的生日。
爸爸是我最怀念的人，而这位我最怀念的人，却是我几乎没有什么感性印象的人。
现在上小学或上中学的孩子们，假如老师给他出一道作文题“我的爸爸”，一般情况下他总有些鲜活影像可写，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爸爸身边，爸爸嘴里呼出来的气都能感受到，爸爸长得高矮胖瘦，甚至某颗黑痣长在脸的某个部位，说话时好用些什么口头语，他都清楚。而我呢，爸爸音容笑貌一概不知。我尚未出生，爸爸就已经离家打日本鬼子去了；我不到四岁，爸爸战死沙场。我脑子里基本没有，也可以说很难搜索出关于爸爸的感性印象。
或者儿时曾经有过，但我不记得了。
听妈妈说，我不到一岁时，爸爸带队伍路过，匆匆回家，看到我胖胖的小脸，喜欢得不得了，抱着又是亲又是咬，胡子茬扎得我哇哇直哭。我的哭声还没停，他又匆匆跟队伍走了。--这，我哪能记得呢。
妈妈还说，形势稍好一点的时候，她也曾带着我和哥哥去看过爸爸一次，那时我大概三岁。噢，妈妈一说，倒勾起我模模糊糊的些许记忆：我曾经在某个大门外空地上拿着一块苞米饼子吃，一只大红公鸡大摇大摆靠近我，用它硬硬的嘴来啄我手里的饼子，它似乎长得比我还高，我吓得哭喊。好像是爸爸跑出来把我抱进屋去，屋里开会的人一阵欢笑。你若问我当时看到的爸爸什么样？我说，记不得了。一个三岁的孩子泪眼看爸爸，能看清什么呢？我当时获得的大概只是一种得到爸爸保护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可惜，现在想来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太少了。至于关于爸爸的其他印象，我却想不起什么。他大概成天开会，商量打鬼子吧，哪有时间陪孩子玩儿，同孩子亲热？也许偶尔有时间陪我，我也不记得了。
再以后，没有机会了，永远。
我从小就羡慕那些能够时时生活在爸爸身边、坐在爸爸腿上、偎在爸爸胸前的孩子。
爸爸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物，除了一张毕业文凭，一支画画用的毛笔，一棵他亲手栽种的长在房后的槐树。
毕业文凭和毛笔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房时，从老墙的夹缝里发现的。伯父说，那是抗战时期爷爷藏的，他不想让爸爸的任何一点东西落入敌人之手。文凭上写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爸爸在天津中学毕业。二十多年后我看到它时，纸已变黄、变脆。但它是我们家的宝物。因为最可贵的，是上面有一张爸爸的相片，虽然右下方有学校钢印的痕迹，但面部清楚。这是爸爸留下的唯一一张相片。初得到这张相片时，我的手激动得发抖，眼碰到它时，心怦怦直跳--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来年，第一次这么真切地看到自己爸爸的脸庞：眉毛浓浓的黑黑的，斜插上去。眼睛里有一股子英气。留着分头，头发不长，但显然很硬，一种不驯服的样子。嘴唇稍厚而微微上翘，令人感到男儿的刚毅。伯父说，看你现在，就想起你爸爸当年的样子。相片上的爸爸，不到二十岁。伯父说，我们家世代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几辈只出了爸爸一个读书人，爷爷靠种梨树供他念书。临毕业前半年，快放寒假了，全家人等爸爸回来，一等再等不见人影儿，着急。后来知道是“一二·九”闹学潮，爸爸还是学生里面的头儿，和北京的学生联络，上街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向政府请愿，听说差一点去了南京。后来，反动政府要抓他，他又联络几个同学回到家乡来宣传。正好快过春节了，赶集的人多，他们搬个凳子站上去，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爸爸穿件大棉袍子，讲得嘴角出白沫，头上直冒汗。
毛笔笔杆儿尾部是骨质，有红丝绳。笔帽是黄铜的，打开，是狼毫，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墨迹。爸爸画画，用过的。伯父说，爸爸最爱画的是公鸡，扯着嗓子打鸣的，踮着脚，使劲儿呢。我堂兄最喜欢这画，拿来贴在墙上。可惜，跑鬼子，没保存下来。
槐树是爸爸小时候学着爷爷种梨树的样儿栽的，起初那棵小槐树苗没有人高。爸爸时时去浇水。后来爸爸出去上学，奶奶常常去看护。哪承想，不到二十年它竟长成一棵齐房高的大树。有一次鬼子进村，住在我家的八路军顺树而下，从后院逃走。一九六零年我回乡探亲，看到那棵有着三个树杈的槐树，亭亭如盖，已经两房多高。那次我在槐树下伫立良久。后来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回忆当时情形：“……手把槐桠，像握着父亲的手臂，不禁热泪盈眶。”
至今思之，依旧潸然。
妈妈说，七七事变前，爸爸到泊镇九师，继续抗日宣传。爸爸讲话充满感情，富有扇动性，人们爱听。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个天生的宣传家，条件好：嘴大，常被戏称“杜大嘴”--小时候能把自己的整个拳头放进嘴里。泊镇九师的学潮，轰轰烈烈，在华北地区有名，由刘格平领导--他是中共津南特委书记，后来是赵鎛。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爸爸全身投入抗战。
前些日子我同妻子去拜访了曾与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周玉峰（即关锋）叔叔。一见面，他说，我同你爸爸很熟，一起在第二地委工作了一年多，他当地委书记，我当宣传部长。
我说：我不知道爸爸长得什么样儿。
他说：比我高，我一米六八。你很像你爸爸，面部轮廓，眉毛，眼睛，个头儿。
我问：你们第二地委的机关设在哪里？
他笑了：你爸爸到哪儿，哪儿就是地委机关。打游击，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哪有固定的地儿？反正是在咱们老百姓家里。我们第二地委管平原、禹城、德县、陵县、临邑、德平、济阳、齐河等十来个县，几个主要领导人分头去活动，每人身上别着匣子枪，带一个交通员、一个勤务员。那时我们身体好、精力旺，成天东跑西颠，从不觉累。路远的地儿，骑毛驴儿，有时还骑自行车，公家配给的交通工具。你爸爸管德县、陵县……一带，我管平原、禹城……一带，李萍（别看像个女人名儿，其实是男的，本名于梅先，组织部长）管齐河、济阳……一带。半月、二十天，顶多一个月开一次地委会议或者碰一次头，还常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你爸爸，很出色，工作有魄力，说话干脆。我们两人观点一致，在一起合得来，紧张、亲切、愉快。
怎么同上面联系？
有时你爸爸到边区汇报、请示，也常去开会。还有一种方式：通过无线电收听中央精神。社论，电报，几乎天天有。我是宣传部长，掌握两部电台，还办一份《黎明报》，两天一期，石印的。
危险吗？
危险当然有。但是你爸爸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当时我们第二地委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你爸爸很会做乡亲们的工作，群众基础好，老百姓保护我们。敌伪军也买我们的账，不敢惹我们。我们善于做敌伪工作，侧反，他们那里有我们的内线，经常给我们送情报、送枪、送子弹。一次，你爸爸出去活动，要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过几人深的壕沟，里面的人给我们暗号：没事儿，过吧。我们组织人去扒敌人的铁轨给老百姓打农具，敌伪不敢管，他们若动，我们就能把他们连锅端。
当年我爸爸二十五岁，而周玉峰，二十二岁。如今，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虽然走路不太灵便，但思维清晰，谈起当年，历历在目。他眼睛望着窗外：
子甫，多么好的一位同志，牺牲了！四一年下半年他调到第一地委工作，四二年初我们还在一起开过会，亲亲热热见面。没几个月，传来噩耗，牺牲了，还有好多同志一起……
一九四二年，冀鲁边区的土地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