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敏
杜老师是“先生”级的人物，这“先生”可不是西语中的那个“先生”，对什么人都能用的。我们中文里的“先生”字面上虽是早几年而生，但在我们以伦理为社会的国度，“先生”就是长辈，就是经验、知识、智慧和由此而来的威严。叫“老师”而不称“先生”，其间的微妙区别是，叫老师似更亲切一些。这两者，杜老师兼而有之。在问学上他认真、严肃、执着，说庄严肃穆都不过分；而当问学及人，他又是那么地欢乐、随和、宽容大度、慈悲为怀。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学人背地里都半玩笑地称他是文艺理论界的“老佛爷”。我以为，仅以这本论着而论，他也担当起这荣誉称号了。
杜老师曾主持过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课题。拜读此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杜老师本人就是一部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从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新时期文艺界的各种理论论争，从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到价值论美学的开拓，从1990年代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一直到近些年几乎要闹得文艺学界分崩离析的“文学终结论”，本书都有或微观或宏观的介绍，加上其以亲历者的身份，更增添了叙述的真切，和体会的入微。纷纭杂沓的当代学术，能讲得如此秩序井然，俨成一知识系统，想想，也惟有咱“老佛爷”杜老师能之。
历史的和事实性的知识建构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本书还流溢着杜老师内在里一贯独立特行的理论风格。在评述他人研究成果时，一开始总是“你好，你好”的，而后趁人疏忽不备处，猝然一击，即使不致你小命，也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在杜老师那儿，为人的和善决不妨碍他对自己的执着，对他所认识的真理的执着。这“老佛爷”可不是好惹的。中国人有一个为文的美德，叫“修辞立其诚”。杜老师的“诚”即他的真性情在本书中可谓淋漓尽致。确实，要想不歪曲真理，首先就是不能歪曲自己的真我。
杜老师这一辈的文艺理论家在恢复“审美现代性”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如果要对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一些标记的话，我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论纲，以及钱中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构成了1970-80年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三个里程碑。这当然是中国特色的“审美现代性”了，此处不遑细论。在这一历史阶段，杜老师以其对文学形象理论的建构，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开拓，对价值美学的倡导，目前是在电子媒介冲击下对“文学性”的守持，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理论的一位重要代表。
但是作为“先生”的杜老师并未株守“审美现代性”，因为他是“老佛爷”，所以本书随处可见他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对后现代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回应，和在更高一级别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争的整合和超越。在文艺学界杜老师这代学者中，对新理论的关注、理解和批判，未有达到本书这个深度的。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一书曾经批评一位老将军对媒介的后果“麻木不仁”，我读到，那位或许是虚构的老将军的言论又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这儿一位老先生的笔下。做理论虽然是很抽象的活儿，但没有对现实的敏感，那理论一定是不着边际的。这种不着边际，在我们“权”威理论家的着作中，竟频频亮相，真让人看着难过。
1999年我在听波德里亚的课时，觉得这个农夫样子的老头子就只会危言耸听，一直到去年我还以为他那个“拟像”理论在中国是超前的，可眼下如火如荼的“超女运动”，体育明星由英雄化向娱乐化的大转变，李敖最近在大陆的政治秀，等等，让我陡然意识到，波德里亚那惊世骇俗的预言已经在中国变成现实了。文学，连同文学的神圣，正在被媒介所埋葬。
写到这里，我心中忽然浮起杜老师那“老佛爷”般的“微笑”，这微笑一是对我这般佛头着粪的宽容，而另一方面又似在笑我如此地浅薄。就打住，否则就是继续献丑了。读者比我聪明，他们自然会在充满杜老师微笑的这部着作中读出更多的意义。
杜老师命序，如我小老鼠辈，岂敢岂敢哪，全当给他老人家又交了篇作业。
2005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