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的讲演
来中山大学讲课，我觉得很光荣，因为这里曾经是鲁迅教过书讲过课的地方。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人不像大学里的老师会讲课。譬如我，就不会讲。不会讲，就瞎白话呗。“白话”，北京话，穷聊、神侃，就是和同学们聊天儿。我带研究生也是以这种方式：聊天。我到广东七天，已经聊了七天了。前边我在深圳大学跟那里的研究生们聊，又跟我带的香港的博士生聊。后来又到暨南大学聊，聊完又到惠州大学聊，今天终于聊到了咱们中山大学。内容呢，我想就学术前沿的某些问题，和大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体会。有的想法可能是不着调儿的，有的可能是不成熟的，只是和大家交换意见；有些问题我只把材料摆出来，咱们一起探讨。因为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人文学科里，常常很难用“对”“错”来判定，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错”。我们一般应该这么说：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另外的同志有他的看法。那么究竟是谁的看法更符合事物本身呢，那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许我的看法与别的同志的看法都有道理，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方法不同，路经不同，层面不同，等等。所以我不太主张在学术中做这样的判断：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不希望这样。
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今天聊的话题是文学会不会“消亡”（严格讲应该用“终结”）。
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不是说国外）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本来，提出文学会“消亡”这个问题，中国一般的文学爱好者甚至中国的文学创作界、文学理论界业内人士感到很突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文学“消亡”的问题。诗经、楚辞、汉赋、魏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辉煌。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代以诗取士。直到明清，会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总是受人推崇、被人敬仰。那个时候，谁想到文学会“消亡”？
在中国现代，文学也有过不凡业绩。鲁、郭、茅，巴、老、曹，这些文学大家，谁不尊敬？那个时候也不存在文学“消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文学更是被赋予“崇高”的革命使命。谁敢说文学会“消亡”？
在“文革”以后，文学也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一次接着一次，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成为时代的骄子。这个轰动效应大家都还记得。伤痕文学出来了，反响十分强烈，如《班主任》、《伤痕》等等一发表，就引起巨大轰动效应，刘心武等人因此一举成名；然后是“反思文学”出现，又是一串串轰动。小说家张一弓啊，谌容啊，王蒙啊，冯骥才啊，张洁啊，蒋子龙啊，还有报告文学家徐迟啊，刘宾雁啊，理由啊，你可以说出一长串名字，一长串作家，这里我没法一一列举，他们的作品都引起过轰动效应。那时出来一篇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争相传阅，然后大家议论纷纷。所以那个时候作家是天之骄子，到哪里去，作家，写小说的、写报告文学的、写诗的，很受欢迎，他们总是作为一种英雄的角色（或者被当作英雄人物）出现在各种场合，而且当时在特定的情况底下，他们也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所以那时不存在文学会“消亡”的问题。
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头上的光环慢慢黯淡下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学似乎打蔫儿了，作家成了“边缘化”的人物，失去了昔日站在社会舞台中央的英雄光彩。许多作家不习惯：哎呀，过去走到哪里，总是人五人六的被捧着、拥着、伺候着，这会儿我们怎么如此不受待见了？社会聚光灯从他们身上移开了，好多人是不适应的。
做文学研究的，就是一些学者，也是这样，也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当文学掀起一个一个轰动效应时，那些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家也非常受瞩目。比如，刘再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就曾经很轰动。刘再复是我的朋友。他的《性格组合论》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是一般的讨论文学理论问题的一本书，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本书的许多地方你可能不太满意，有些问题论述得好像还不到位，还应该论述得更好一点儿。但是那本书卖得很好，当年，八十年代中期，那本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印了不知多少万册，它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赚了不少钱--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说。而且跟着那本书搭车的那套丛书也赚了不少钱，那套丛书给他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得分儿”了。那本书被好多人阅读、讨论，甚至和文学没关系的人--这也可能是一种传染性的现象吧，有些刚刚结婚的年轻人也要买一本《性格组合论》，说看看我们两个性格怎么组合更好。当然这是一个误解，但是据说这是真事儿。这就是当时文学轰动、文学评论家也跟着受瞩目的一个例子。由此可见当年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如何受宠。可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也同文学创作一样，不那么火了，逐渐式微了，文学创作家、文学研究家和文学批评家都走到了社会舞台的边缘。九十年代之后谁最走红？是歌星啊，影星啊，还有球星啊。流行歌曲风靡一时，香港歌坛的四大天王几乎尽人皆知。在许多年轻人那里，经常挂在嘴边儿的是张曼玉、巩俐、张艺谋、陈凯歌、以及章子怡等四小明星，影迷们经常议论的是哪对儿影星“好了”、哪对儿影星“掰了”，影坛轶事，花边新闻，不胫而走。而球坛上，马拉多纳、齐大内、菲戈、罗纳尔多和小罗纳尔多、小贝以及小贝的“辣妹子”……几乎家喻户晓，齐大内比希拉克知名度高；对于许多球迷来说，英超、意甲，谁在第多少分钟被谁替下，谁在哪场球上演了“帽子戏法”，谁被出示黄牌儿下次不能上场，谁踢进一个乌龙球，如数家珍。虽然咱们中国足球踢得不怎么样，但那些球星还是倍受青睐。咱们那些球星老是不往人家球门里踢，不是高就是偏，总是踢不进去，活活急死人，屡战屡败，当然，也还不得不屡败屡战。即使这样，球星还是受瞩目。而文学创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研究家，相对来说就被冷落到一边去了。
在我看来，这种边缘化可能是文学创作本身和文学研究本身的一种正常状态。因为文学这种东西，说白了，它不过就是文学而已。在某种时候，它有轰动效应，它受到瞩目，受到重视，作家被当作英雄，那是在特定情势下出现的一些特定现象。当这特定的情势已经过去，时过境迁、事过境迁，走入正常轨道，可能文学创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家就恢复到比较平和的、平常的状态。不是它“被边缘化”了，而是它大概找到了自己在社会当中的恰当位置，符合它本身地位的某种位置。我们这些吃文学饭的人，自己的心态要扭一扭、摆正当，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当然也不要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把自己放到不适当的位置，肯定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势，老是感觉不平：哎呀，想当年咱曾如何如何风光。就像阿Q说的，当年我们阔得多咧。现在，走背字儿了。老兄，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别光做美梦了，醒来吧。
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即使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轰动了，在中国仍然没有出现“文学将要终结”这样一个命题。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比较集中和明确地传达这个讯息的是美国着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金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说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终结”的“悲惨”命运。这引起了与会者不小震动和争论。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
说文学“终结”，根据何在？
米勒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不是他的话，他是引用了德里达--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后现代哲学家、解构主义哲学家的话。德里达的话是怎么说的呢？是说，在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就是电子媒介时代（现在叫法不一样，还有的叫做第二媒介时代，另有叫做智能经济时代，等等，各种各样，大体上说的是一个东西），文学要走向终结。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里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我不愿在这里给大家多念引文，免得大家打瞌睡。德里达、米勒的意思就是：文学（即使不是全部）走向终结了，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不但是文学，连哲学、精神分析学都会走向终结，连情书也要被淘汰了。过去大家看《鲁迅全集》，知道鲁迅和许广平写了一本情书，叫《两地书》，大家很欣赏。而现在德里达斩钉截铁地说，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这世界再也不需要情书了，写情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米勒传达德里达的思想，并且赞成德里达“文学终结”的思想。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在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条件已经改变了，于是文学也相应地被改变，从而走向终结。
上面说的米勒发言的那个学术研讨会，鄙人有幸在场，亲耳听到了米勒的高论。米勒这位七十多岁的外国老头儿很会讲话，有学问，又不失幽默。听他讲话，我的感受就是有点苏格拉底式的论辩味道。大家看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看《理想国》，知道苏格拉底在和人辩论的时候，总是引导他的对手跟着他走，然后给对手设些陷阱，对手跟着他走啊走啊，最后他一转，正好把对手引到他设定的陷阱边儿上，对手不得不接受他的结论，无可奈何地认输。米勒也学苏格拉底，而且当时米勒很会照顾中国听众的情绪。因为那个研讨会上在座的都是些吃文学饭的人，就像今天在座的都是中文系的博士生、硕士生，大部分人要以文学为今生今世从事的一项事业。想一想，如果文学“消亡”了（米勒他们说的是“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西方许多学者通常说的“终结”，咱们中国许多学者把它理解为“消亡”了--其实“终结”并不等同于“消亡”，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后面再祥说），大家还干什么？大家要么改行，要么干脆就把文学这个专业丢掉了，不要了。所以大家都从心底里不愿文学消亡。米勒照顾这种情绪，娓娓道来，一步步退让，最后退到井边儿上了，转身对听众说：这事儿没办法，电子媒介时代，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条件已经改变了，所以文学不能不“终结”呀！似乎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条件，在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是怎样被改变的呢？米勒说，从现在往前推一百五十年左右，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电信技术王国”逐渐建立起来。“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电话、电影、电报，这些都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从那时到现在这一百五十年间，不但有电话、电报、电影放映机，而且后来又有了电视、卡式录音机，后来又有了VCD、DVD、国际互联网等等，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电子媒介、电信王国的出现，对整个世界造成了三个后果。由于这“三个后果”，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内容、消费方式和内容、生活方式和内容、情感方式和内容、思维方式和内容等等，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是巨大的、深刻的，有些变化是明显的、直捷的，也有些变化是潜在的、甚至感觉不到的。每个人都会从身边的许许多多事实找到这些变化的例子。
正是这三个后果改变了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条件。
试细说之。
先说它的第一个后果即所谓“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对米勒讲的这一句话如何理解？要把握这个外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述方式，你必须绕个弯儿。所谓“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其实意思就是指出现了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因为自治权力，民族独立国家，它是以一个个民族国家的疆界啊、设置啊等等为它的基本特点。这些东西的衰落、削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许多疆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被打破，意味着“全球化”在发展。所以整个世界按照麦克鲁汉的说法就是个地球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很显着的后果。对于全球化，我想多讲几句。对全球化，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国家那里，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的人赞成全球化，有的人坚决反对全球化。那边开着关于全球化的国际会议，这边，会场外面就集合了好多人拿着标语反对全球化。电视上经常报道这样的场面。中国呢，很有意思，中国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取向：承认、赞成、提倡经济全球化，但是反对政治上全球化。以往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发言的时候都是在经济上提“全球化”，而在政治上则提“多极化”。对外讲话一直是这样的口径。至于文化上是否有个“全球化”的问题呢，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则一直回避--不谈文化全球化问题。但是学者，像我这样的书呆子、学人，倒是主张文化全球化，而且包括文学全球化，只是对它的具体含义，要作些特别的界定，我在别的文章里谈过，这里不罗嗦了。